十问《十月围城》群星表现如何 围城动因合理

谢霆锋PK胡军

　　一部《十月围城》，导演挂名陈德森，但实际参与执导的还有陈可辛、刘伟强和董玮，我们当然担心，个人气质与喜好，会不会让影像风格断层。许是多年默契，许是就地协商，四位主创采用一种聪明的方式，各自将力量控制在不同层面，一来避免了冲突，二来交织组合，使整部影片呈现出一种琳琅满目的复合气质。就像陈可辛说的：“要刺激，要爱情，要谋略，要阴谋，要人文，要情怀，要煽情，都能在里面对号入座。”

　　在“看得见”的层面，最先凸显出的是陈德森，开场那段蒙太奇，一边是陈少白街道被跟踪，一边是李玉堂在家中扶冠穿戴，一动，一静，交错剪辑，在平静生活的表层绷着一股内劲，风未起而旗先动。这是建构整部影片节奏的基本原则，一边是日常生活，一边是革命暗涌。这种紧张感的维护在陈德森导演的《紫雨风暴》和《特务迷城》中都似曾相识。其次，对民国时代细节的揣度也应当划在它的功劳簿下，甄子丹和范冰冰有场在黄昏菜场碰面的戏，一个镜头推过来，冒着热气的包子，蒸笼里的腊肉，几乎连码头工人身体上蒸发的汗气，都被精准捕捉，画面质地，悬而欲滴。

　　而在“看不见”的层面，更多是陈可辛对商业的考量。他之前所有作品，没有一部是亏钱的，所以才会有那句底气十足的——给我100万，我一定还回120万。这种算计在银幕上几乎无处不在，譬如每个演员的出场时间都经过精密计算，影片前半部分，由王学圻穿引，副线人物被一溜儿拉扯出来。相对而言，梁家辉戏少，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甄子丹饰演的沈重阳情绪大起大落，沉迷赌局，情欲纷扰，很吃戏。而黎明的刘郁白显得很是淡然，颇有世外之相。写实与留白，这样一组一组对应排列，把握得极其精准，少一秒情绪够不到，多一秒情绪都够不到，多一秒就显拖沓。这里面固然有诸多商业因素的考量，但陈可辛的出色在于，能够拿捏得住商业与人物塑造的平衡点。

　　其他方面，有武指董玮指导的武戏，有刘伟强在陈德森生病期间导演客串，想象解剖课那样把他们完全拆分开来已不太可能，而且也不是导演们愿意看到的，毕竟，这部戏已经浑然一体，就像陈德森说的：“我不像演员抢了这件事，不想自己抢了这件事，也不想幕后班底抢了这件事，大家看到《十月围城》，只会想，这是个很好看的电影。”事实亦如是。

梁家辉饰演的革命党人在动员群众

　　除土木工程外，集合“九帝一后”的演员阵容也是《十月围城》的强力话题点，之前就流传有人等着看大牌们互相抢戏、导演焦头烂额的笑话。从成片看，导演选择了一条非常聪明的招数：以事牵人，各司所长。如果说，反派一路尚可任胡军一人独大的话，正派方面，选择王学圻作为戏份最多的第一主线则是一着妙棋，皆因王学圻一贯以来稳、准、隐的气质和戏路，契合穿针引线而非上阵搏击的富贾角色，如一段韧性极好的绳索，将甄子丹，黎明，李宇春，巴特尔一类各具特质的人物拴在一定的范围内，既给予了他们相对平均的出挑空间，又保证了各自都在方圆之内。说到底，这部电影的第一主角并不是任何一人，观众也不会在哪一个人物的身上找到情感投射的影子，“刺孙－护孙”的这局棋才是《十月围城》的第一主角。正如陈德森所说的，“大家看到《十月围城》不会马上说‘这是谁谁谁演的’”。

　　梁家辉、黎明这样的影帝，胡军，甄子丹这样的中青代，曾志伟、王学圻这样的老戏骨，王柏杰、李宇春这样的新晋之秀，各领风头，各具特色。自从好莱坞尝到明星制的甜头后，一路顺风顺水到了当代，明星隐隐已成为一部电影的主导，所有的专业领域都必须为明星服务，而《十月围城》则实现了一众导演所梦想的“明星真正为电影服务”。从成片来看，《十月围城》中的演员没有出现当下所谓的“抢戏、排场、正面”等等流行病，皆尽回归于角色本身。王柏杰和李宇春尤其令人惊艳，前者是个严父面前拘谨压抑、内里一片进步热忱的洋派小青年，扛起很多内心戏，而后者首次触电便承担起悲情与许多打戏，变现均出乎预期。二者变现与角色和自身气质的吻合，自然不无关系，但也是演员对人物的理解与对自己的衡量并重的结果。

李宇春为“父”报仇

　　在后面热血沸腾的刺杀之前，《十月围城》需要解决的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怎么一下子就醍醐灌顶投身革命，为人类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了？

　　香港电影中不乏《十月围城》这种各怀绝艺者啸众聚义快意恩仇的影像表现，其动因的解决往往是士为知己者死，“义士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儿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其实在《十月围城》中，这种古代的义士精神也是隐约可见。车夫阿四肯以死相搏不过是因为老爷为他提了一门亲，他必须报恩；妻离子散的赌徒沈重阳，在最后关头洗心革面，投身护卫之列，是为了男人这张脸，他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少林武僧王复明吃过李玉堂派送的十袋米，也见识过李玉堂训斥假洋鬼子，知己的概念值得他慷慨赴死；乞丐刘郁白十落魄者，更是性情隐者，李玉堂替他找回家传铁扇，乞浆得酒，自当舍身取义；戏班版主之女方红是在保护孙文，也是在报杀父之仇；至于警司史密夫关键时刻出手相助，多半为了维护正义本身，当然，也不排除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清醒与压迫反弹等多重的驱使。动因是《十月围城》的立足之根本，“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死士之说固然源远，但从“工、农、商、学、兵”的角度而言，也是各有依仗。

　　“护孙计划”的起源是文人陈少白，他是片中唯一一个将民主挂在嘴边的人，但就像在一个特定的大环境中，没有了邱如白的梅兰芳也不一定混得开一样，大商人的鼎力相助，才真正让先进思想和下层群众打了个照面。李玉堂将军出身，因为不满清廷腐朽昏聩才转至香港经商，出身封建，但骨子里反封建，当他得知之前只是施以援手的行为已被革命这样的字眼照耀过后，他自当挺身而出穿针引线。唯有李氏一脉单传的李重光深受“三民主义”的教诲，他的举动有更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感情基调。其余如阿四，刘郁白，沈重阳，其行为自然各有各自的一己之私，但在家园浇漓，难以为继的生活压迫下，刺杀也是必然之举。人的善恶、成败有时候，仅仅氏一步之遥一念之差，也许他们当中有人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参与了一件多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至死也不会明白这个行为背后厚重的国家理论。一个微乎其微小人物就这样机缘巧合之下成就了一段大气磅礴的历史。中国人喜欢以命来回顾世事，但更多时候还是时也命也。

　　《十月围城》没有浪费一个人物，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欲言又止的故事，重重环绕之下，人物复杂之生动，让人叹为观止。

黎明PK胡军

　　在故事架构上，《十月围城》是典型的二元对立，以孙中山抵港为因，前一小时，代表清廷保守势力的阎孝国和代表革命进步势力的陈少白，各自周密部署，后一小时，两方碰撞，各自死伤惨烈。在《十月围城》中没有简单的善恶，只有各自对信仰和诺言的选择与坚守，这是影片最令人动容之处。

　　阎孝国是个一路斩杀义士追缴革命的角色，很容易被定性为一意孤行的清廷走狗，作为反派中的boss，他除了需要带来恐惧和杀戮，还应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应该让观众欲杀之儿后快，但影片中的一幕却是，一个手下提议“大人，已找出孙母家位置……是不是要抓她”，阎孝国给了对方一耳光，“我们是军人”。这和他之前说的“甲午海战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为国捐躯了，结果呢，他们打败了，我还没上战场呢他们就打败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我想死守北京，为大清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结果慈禧太后一句话，他们就往西安跑了”所传达出的意思是一样的，这种恪守军人原则，为信仰不屈不挠的本质和革命者也是一样的，只是明珠暗投最后成为一出悲剧而已。

　　阎孝国的这种特质几乎无处不在，抓获陈少白后，他不是杀之而后快，而是想把他关押起来度过敏感期，皆因念二人的师生之情。就是对刘郁白和阿四痛下杀手，也是因为不得不如此——前者割了他的辫子，触到清人“割发如割头”的禁忌，而后者实在太过执拗，拖着他的腿脚不死不休。

　　尸横遍地，却无至恶之人，让这部电影从以往同题材影片简单的二元分割进入到更深的悲剧层面。

　　在陈德森以往的影像中，基本也看不到真正的坏人，比如《紫雨风暴》中的食客，如阎孝国奉清廷般，坚持着自己的信仰，除却被“洗脑”的部分，他也吝惜战友，疼爱儿子，情感与常人无疑。说到底，给反派安装一套身世的做法根本不新鲜，师从东方不败的林平之也曾是惨遭灭门的孤苦青年，叶伟信也常把“我的电影没坏人”挂在嘴边，但是像《十月围城》这般，为站在大义对立面的阎孝国营造出如此悲壮的气氛，也是一件颇具考验的事儿，索性陈德森做到了。

　　影片至终，阎孝国不顾陈少白“他不是孙文”狂吼，冲着黄包车的眼帘狠狠扎下去，显然入天人之境，而身中数弹身躯触地时，面对陈少白扭曲的面容，他口中吐出的还是一句“学生，终可报国了。”

　　在臆想中，他守住了属于他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