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艺谋：我不是脱胎换骨，只是借水行船

　　B=外滩画报 Z=张艺谋

　　喜闹剧离我最远，我就选了这个

　　B：《血迷宫》里，有一些经典桥段，都在《三枪》里看到了，比如老板死后，血怎么滴下来；填埋时，尸体活过来；以及凶手的手被钉在板上……保留这些桥段，是出自你个人的喜欢，还是其它意图？

　　Z：我是想向科恩兄弟致敬吧。当然我也可以去改变情节，把它留下来，的确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另外我们本来就是购买版权重拍，不能因为加了很多自己的处理，就让大家全然不认识了经典了。

　　B：当然也有很多变化，你改变了第二枪怎么响，现在的处理方式看上去更符合中国人的接受程度，你是考虑到中西方观众的差别吗？

　　Z：原来的版本里，奸夫杀人的意图很明显。老板还没断气，在马路上爬，他就准备拿铁锹拍死他，最后，他基本就是活埋了他。在中国人的道德观里，这样做肯定不行。其次，考虑到小沈阳这样的身份，他是一个偶像，你不能让他真杀人啊。所以我设计让老板荒唐地死在小沈阳手里，这样处理我也觉得更容易接受一些。

　　B：小沈阳源自张伟平的提议，你也不是立刻就接受，这个过程中，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Z：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商业提议。对我来说，我会注意到自己会触及到另外一种类型，创作才有新鲜感。其实，当时我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把小沈阳换掉，也就是拍一个正儿八经的惊悚类型片；另一个就是有小沈阳这样的人物转换的类型片。哪一个离我张艺谋离最远？显然是嬉闹最远，那我就选了这个，想去挑战一下。实际上，再合理的商业提议，如果导演并不真正想做，没有冲动的话，一定是失败的。

　　B：其实我们都知道您是一根筋，也不是个特别能够接受别人建议的人。

　　Z：那就要看建议的情况了。举例来说，如果让我把《山楂树》变成喜闹剧，我就真的难接受了，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也不是我能感兴趣的。可换周星驰来拍，还真能把《山楂树》排成喜闹剧，那是他个人的创作兴趣，但超过了我的接受范畴。并不是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纳入这个范畴的，要看可能性，我要尊重的只是一点，是否能符合你心中的电影艺术规律。

　　不能用美学高度来判断喜闹剧　

　　B：孙红雷说，他曾担心您这次拍片在冒险，害怕这部片子不高级。在创作过程中，你本人是否真也有过这种担心？

　　Z：我们有一只眼睛一直是睁着的，包括每一个词儿上都是这样。我们这种一路成长过来的导演，用词跟年轻导演不太一样，我们还是有点“人文为大”的精神追求。并不是别人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总是刚一开始自己就想：是不是太搞了？是不是过了？是不是咯吱人了？是不是失了分寸？这好像成了本能。实际上，这样一种创作状态中，有时候会寸步难行。但是你又不可能摆脱这种习惯，因为它是你的本质，你是这种类型的导演成长过来的。不管你是不是成功，你是这种思考惯性，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

　　我最后只能删繁就简。拍喜闹剧，我不能像周星驰那样无法无天，那我怎么做，我只让演员去完成，我来看，我判断。我判断的标准没有办法提到美学上来判断，我就看自己笑不笑。第一关，我先看徐正超给我写的台词我笑不笑，我觉得不笑，就马上停；然后再到那演员表演那关，看我笑不笑；这个还不算结束，等上了剪辑台上，还要看我看素材笑不笑，如果笑，就留着。我不去想，就是把人还原到简单直觉上来判断。如果你永远站在一个美学高度判断任何一个字，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行为，你啥都做不了。

　　B：徐正超写剧本的时候，你定的第一条规矩就是，撒开了写，先得把自己逗乐了，其实这条规矩，你也是说给自己的吗？

　　Z：对。既然是拍一个贺岁的，既然是拉开阵势拍一个喜闹剧，坦白的说我们就是在取宠观众。当你在取宠观众时，你真不能做高雅状，你不要隐瞒，不要装。取宠观众是很难的，首先要克服自己的认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角度；第二难的是，观众不见得吃你这套，观众笑完之后，还会起鸡皮疙瘩。

　　一部电影，20个笑点、30个笑点是高级。举例来说，当你营造这30个笑点时，你像养一群马，出去一跑，就自然分了上中下三等。他们都是纯种的，都是贵族，但一跑就肯会分了等级。上等的不说了，这个笑点一定最高；下等的是不高级的，会让人鸡皮疙瘩。但是，你不可能养出的马全部都是上等的，就像喜闹剧营造的笑点中，不可能让所有的笑点都充满了高级的智慧。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规律，再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然后把30个笑点交给观众。如果观众说，大部分都庸俗，那只能栽了，栽了就栽了，能怎么办。你只能说：我是想高级来着，只是没做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B：我一直觉得，你们这代人应该对胶片有感情，为什么这次你也尝试用数字拍片了？

　　Z：对啊。我上回见到斯皮尔伯格，他来我们《黄金甲》片场，问我，“艺谋，你这个用胶片还是用数字拍的？”我说：“用胶片”。他立马过来跟我握手，说：“对，我们都要坚持用胶片。”但实际上，我的心里说，哎，其实我想用数码呢，因为时间不够。我觉着可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电影会全面改用数码拍摄，我已感受到了这种活力。

　　B：活力在哪呢？

　　Z：我就这么说吧。胶片拍完，你要交给摄影助理，弄到北京冲洗。从出门开始，这一路上，我就担心：着火了，翻车了，车祸了，丢啦，还有托运怎么样……洗印厂洗了之后，也还担心划伤了，坏了怎么办？我要这么一直担心，直到三、五天以后，电话来了：“导演，样片正常！底片正常！”我每天都过这日子，这就是胶片的过程，三个月、五个月，都不可控。如果跨国冲印，那就更麻烦，哪有一个运输是彻底安全的？我发现，就这一点，数字拍摄就没问题！没有担惊受怕，感觉好多了。

　　奥运会成功在于混搭

　　B：影评人、业内人士一直认为，以您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背负了太多历史的经验，影片负载的东西斗比较沉重，这次算不算是你甩开这个沉重包袱了呢？

　　Z：我不是脱胎换骨，只是借助这一类的电影去挑战我自己而已。真的，我只是借水行船，因为要做这样的电影，强迫自己往这方面去想，给自己做了一点空间的拓展。这个人本身是变不了的，我怎么可能变成周星驰，也不可能变成本山，他们本身就是用喜剧的角度看所有问题。

　　我觉得，这次拓展对我很珍贵。可能媒体、舆论会负面地看，但我非常积极地看。我不以成败论英雄，过去我拍摄所有电影，我都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以成败论电影是很难界定的，它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不一样。这像养一群马，都养活了，不管它是上中下三等，都活下来了；那下一回，我是不是能再养更大一群马？

　　B：我觉得您的状态比过去更自信了，是不是因为奥运开幕式的执导经验，让你打开思路，没那么多局限，比以前更敢去尝试新东西了？

　　Z：奥运会的经验给我带来了很多。举最简单的例子吧，奥运开幕上多媒体和数字化技术的结合，实际上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因为我是电影导演，影像长项，对于电影技术也略知一二。我坚持用自己的长项来做多媒体新技术，坚持这一点，可能会同传统晚会拉开一段距离。更重要的是，我坚持从另外一个角度认知这一点，就是一个古老的中国要用非常时髦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展示方式就是它的生命。如果用传统的表演方式，北朝鲜比我们还整齐，比我们还刻苦。全世界不会觉得你是新中国。啥叫新中国，那不是演出来的，奥运会就是用这样的角度切进来。当那个画卷晶莹剔透地在现场打开，全世界都很惊叹，其实它含了中国文化的符号，画轴是伟大的，虽然这种符号常见，但这种展示的方法很特别。

　　我就是坚持这种风格，排除万难做下去。我坚信自己在塑造一个新中国，你简直可以把这种方式上升到最高的任务上来看。也许这样一种方向，一种坚持，让我多了一点自信。它都不是关于形式和内容的考核，而是另外一个感觉。所以，像《血迷宫》这样的故事，我就想科恩兄弟心里会怎么想，如果真的完全按照他的风格拍，虽然有很多中国元素，但可能没有看这个惊讶。

　　B：《三枪》里，我们看到了二人转、油泼面、年画、红色的肚兜，这些中国元素被杂糅在一起，除了你，现在几乎没有人敢这么做。根源上也是来自这种自信吗？

　　Z：你就大胆地去尝试某种混搭，其实奥运会成功在于这些混搭上——最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和我们最拿手的团体操、整齐划一的惊艳，加在一起，一加一大于二——全世界惊讶了。

　　别小看混搭。我常常在想，如果科恩兄弟看这部电影，会说：“这个张艺谋怎么这么想！”他会觉得好玩，会注意到这个人的思路很活跃，他敢这么做。

　　其实我们不能从第五代成长的那个时代，从一种固定的角度看待作品，它的唯一性，正统性，所谓的一种规律。如果这样，就不可能存在芙蓉姐姐，不可能存在网上那些表现自信的东西。不以好坏论，这种社会现象存在着。现在年轻人跟我们思维的不同，以我的年龄来说，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我愿意去尝试所有的混搭、乱炖，这是有益的。

　　我耐得住寂寞，不愿当这个传说

　　B：最近几年，导演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时尚杂志的封面，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很惊讶，总觉得这不是艺术家应该出现的地方，但现在我已经看习惯了……

　　Z：是不应该，我也觉得不应该啊，那个杂志是怎么回事，就懵的把我拍了一个。反正你记住，现在拍的那些时尚封面，我基本上都是糊里糊涂被拍的。

　　B：我是想问，导演是从什么时候也能接受自己被娱乐化这个事实？

　　Z：实际上，我还不善于接受把我个人娱乐化。但我很愿意，躲在后头，让自己的作品出来，就像今天这样。前几天，我还被要求当众表演陕西话，我拒绝了。我不是个娱乐演员，应该拿作品说话。我在各种媒体、杂志上曝光，在各种节目上出现，都是为了宣传《三枪》，甚至还上台演了小品什么的，这都不是我的本意。

　　坦率的说，我不是那么一个性格的人。它并不代表我的改变，我愿意拿作品代表我。但我是个劳动模范，发行公司给我安排的所有事情，我都不会拒绝，我会去努力做。让我上台参与选秀、表演什么的，那根本不是我的本意，所以我不会改变到那个程度。

　　我经常想，我到了一定年龄，不拍电影能做什么？我其实很愿意做一个普通人。当然，我现在这张脸是麻烦事，不好弄。但其实我很低调，耐得住所谓寂寞，不当这个传说。我耐得住，能一个人去宁静生活。

　　B：不拍电影，你去过普通人的生活，会普通到什么程度？

　　Z：在我的标准上，当然我不可能换脸，就是安静的、尽量低调点就可以了。

　　B：接下来你准备的项目中，《山楂树》也名列其中，经过这么多类型片探索之后，为什么又回归你擅长的东西上去？

　　Z：我没有做战略性的考虑，都是凭感觉。我看到那个剧本，看完之后就掉眼泪，我就想拍这个。这是我那个时代的故事，仅此而已。我完全没想，战略上前进、后退、回归，还是怎么着？我完全没想。但笼统来讲，今天时代导演应该做“两手抓、两手硬”的转变。至少我给我自己定的标准，我希望两种类型都拍，两个腿都站得很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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