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大师袁雪芬：一声长腔改变一个剧种

祥林嫂剧照。

　　做人

　　出生在浙江绍兴地区嵊县（今嵊州市）农村的袁雪芬没有读过太多书，但身为乡村私塾教书先生的父亲从小就教导她：“女孩与男子一样都是有用的，都可以自食其力，你将来一不靠爹，二不靠娘，三不靠丈夫，要做到人穷志不穷……”

　　父亲的这种教导，让幼小的袁雪芬产生了朦胧的自立意识。11岁那年，不顾父亲的反对，袁雪芬离家出走学越剧去了。

　　生为女儿何不幸

　　11岁离家学唱戏遇地主纠缠

　　谈到之所以出走学戏，袁雪芬说是由于家里清贫，单靠父亲教书难以为生，同时感到最痛苦的是身为女儿的不幸，“眼看着妈妈痛苦无奈地背着爸爸把刚出生的妹妹送去育婴堂，隔年又把出生只有40多天的妹妹送给本村刘家做了接奶媳，生活的现实迫使我下决心，宁愿苦了自己一人，也不让妹妹们遭灾，爸妈受苦。”

　　开始学戏的袁雪芬没少吃苦，除了藤条和竹片，还得提防一些恶势力。“我是11岁进四季春科班的，在学戏和流动演出于绍兴、诸暨、杭州、宁波和上海等地的八年科班生活中，我痛感戏班是个旧社会的缩影，生活在最底层，弱肉强食到处可见。”

　　1935年夏天，袁雪芬刚满13岁。那天晚上，袁雪芬住在外婆家。突然，一个叫裘芹冠的地主和几个狗腿子闯进了外婆家，声称袁雪芬的爷爷种了裘家的田没有缴租，连推带拉地把袁雪芬带到裘家一幢叫“稀庐”的房子内。

　　大地主裘孝楼放下鸦片枪来同袁雪芬纠缠，说只要袁雪芬跟了他，以后会分她钱和房子。“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牙齿打颤，不断重复着一句话：‘让我回去，我爸爸讲过，我们不做小老婆！’我拼命叫喊，那个裘芹冠从暗处钻出来恶狠狠地骂我：‘好不识抬举！像孝楼这样的财神菩萨，别人想靠还靠不上，我看你命中注定将来一辈子当个戏子！’我不理他，冲出‘稀庐’逃回了外婆家。”

　　经过这场风波，袁雪芬的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从活泼好嬉戏变成缄默不言、独善其身，她开始懂得要处处保护自己，懂得要保持自己的清白是何等不容易！

　　粗缯大布裹生涯

　　拒赴宋美龄杜月笙家堂会

　　1936年9月，袁雪芬第一次跟随四季春科班到上海演出。在当时的越剧圈子里，演员认“过房爷”、“过房娘”比较流行，袁雪芬却甚为厌恶这些应酬，她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穿青布衣，吃素食，把自己打扮成中年妇女模样，拒绝各种应酬。

　　有一年，宋美龄到上海，想看袁雪芬的戏，有人来叫袁雪芬去宋美龄府上演出。袁雪芬说：“我从来不唱堂会。任何人要看我的戏，请到剧场来。”

　　1947年底，以袁雪芬为首的“越剧十姐妹”演出《山河恋》，却被当局勒令停演。

　　当时的上海大亨杜月笙过生日正在唱堂会。有人向袁雪芬建议：“你到杜月笙那唱一次堂会，然后请杜月笙向当局说一下，事情不就解决了？”袁雪芬连想都没想就说：“我不去”。

　　满纸伤心语 一把辛酸泪

　　“一个小演员”致信文汇报

　　多年后，在1947年5月5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封给编辑的信——《越剧女演员，满纸伤心语》。

　　信中这样写道：学戏时，受班长师傅的支配，随他们高兴，有时一两年学不到一个戏，打骂倒是有你的份。后场、拉琴、敲鼓、值台、大衣，也会用不同手段欺侮你。长得好看一点的，他们就对你很照顾，目的是把你当玩物。即便唱红了，妒忌、破坏，都会来摧残你。戏子，不但要请客，还要拜客。可怜我们这些唱戏的人，要奉养父母弟妹，还要置办戏服，哪有钱送礼？信的最后写道：“我们这小圈子里，尽多一些卑鄙无耻的人，我们敢怒不敢言。请编辑先生把这一段披露出来，我们许多姐妹会感谢你的。”最后署名：“一个小演员”。

　　这个“小演员”，就是袁雪芬。

　　在以越剧姐妹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而编写的电影《舞台姐妹》中，有句台词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袁雪芬说，这就是从父亲给她的话里提炼出来的。

　　袁雪芬一生受父亲的影响很大。父亲尽管很反对女儿当演员，“但是当时浙江的女孩子，不是去当童养媳，就是去工厂打工，唱戏是一条不坏的出路”。父亲总是对她说，不要她成名，只望她成人，“人自轻而后人必轻之”。

　　唱戏

　　1942年，经历逃离上海、父亲去世后，袁雪芬重返上海，但重返上海之后要怎样演出？她想了很多。

　　20岁自掏腰包 改革越剧

　　“我首先考虑的是八年科班演出生活给我留下了什么？除了毫无意义的无聊演出，只有憎恨和对落后黑暗科班的厌恶，还有什么呢？因此，我决定离开科班另起炉灶，我有了改变剧种和个人命运的打算。”

　　“我想越剧是粗俗低级的，若不改革必然会被淘汰，但如何改呢？我观摩了昆曲、京剧等其他戏曲，也一连看了几台话剧，感觉话剧与看戏曲大不一样，在精神上可以得到共鸣，尤其看到《文天祥》中文天祥就义时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台下一片掌声。台上与台下如此的共鸣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我想，只有用话剧编、导、美、演一整套来改造越剧了。”

　　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袁雪芬的这种想法也必须要取得邀请方的同意才能展开，不少剧场老板愿意开出高薪来请袁雪芬，但是对于改革却顾虑重重。

　　最后在中间人的斡旋下，袁雪芬提出，将自己应得的十分之九的薪水拿出来聘请编剧、导演和舞美等人员来参加越剧改革，同时，剧场老板也同意了袁雪芬的约法三章：1.不拜客，不唱堂会，2.不许闲杂人员进出后台，包括老板在内，3.不许干涉上演剧目，并要求剧场去掉诸如茶馆泡茶、抛毛巾等陋习，为演出营造一个安静的氛围。

　　在1942年10月28日，袁雪芬在上海大来剧场重新登台，开始了对越剧的改革。这年，她20岁。

　　即兴创作创出越剧主调

　　1943年11月，由南薇编导的《香妃》演出，它为越剧改革打开了新的基础，编、导、演、音、美的综合艺术体制初步形成，并以此取代了戏曲中以主要演员为中心的观念。在演到一场哭戏的时候，袁雪芬没有根据原来的唱腔和戏词演，而是从胸中发出一声高叫，哭出了一个长腔，在琴师周宝财师傅的配合下，台下的观众被感染得泣不成声。袁雪芬和周宝财即兴式创造的这个唱腔后来被定“尺调腔”，在逐步完善后，成为越剧的主调。

　　音乐家刘如曾这样评论道：“昆曲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说法，在越剧也有‘一个调发展一个剧种’的事实。”

　　成功塑造祝英台、祥林嫂

　　袁雪芬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祝英台、香妃、崔莺莺、白素贞和祥林嫂等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1953年，由她与范瑞娟主演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搬上银幕，成为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电影，一经放映，风靡全国。1954年，周总理将这部影片带到日内瓦放映，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后来越剧《祥林嫂》也被搬上银幕。

　　1978年底，袁雪芬重新担任上海越剧院院长，1985年，退居二线后担任名誉院长。目前她已是87岁的高龄，但越剧仍在她心里占据重要位置。

　　鲁迅作品首次搬上戏曲舞台

　　1946年，由《祝福》改编、袁雪芬主演的越剧《祥林嫂》上演，这是鲁迅的作品第一次搬上戏曲舞台，轰动一时，而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认为袁雪芬是地下党员、赤色分子。

　　在这一年的8月27日，就发生了轰动上海的“粪包事件”。“那天我乘着黄包车从家里出来，去苏联电台做播音，粪包从头上兜下来后，我马上叫‘抓人’。旁边有警察在场，但他无动于衷，证明是买通了的。”

　　这年底，袁雪芬的雪声剧团暂告解散，袁雪芬也暂停演出。她开始想，下一步该如何走？

　　“我想，作为主要演员，首先要提高自己并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应该让全剧种的成员参加到改革行列中来。另外必须有自己的剧场，并有附设学校培养接班人。”为了实现这些设想，袁雪芬游说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等越剧名伶共同为造剧场进行集资活动，得到了大家赞同。1947年7月29日，这十位越剧名伶签订了联合义演的“合约”，她们后来被称为“越剧十姐妹”。

　　但集资活动却一波三折，先是被禁演，后来演出收入被冻结，最后的收入只够办个越剧学习班。“越剧十姐妹”建剧场、开学习班的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文革”中，1966年4月中旬，在幼子平平出世仅18天后，因为《舞台姐妹》被批判，袁雪芬突然被抓走，这一去，就是七个年头。七年中，袁雪芬前后被批斗了500多次。早已被折磨得没有了眼泪。她总是想，我不能死，我死了，就再也讲不清楚了。七年后，已经7岁的平平第一次见到妈妈，连哭带叫的扑到了她的怀里说：“妈妈，我要死了！你是大反革命，我是小反革命，活着没有意思……”那一刻，袁雪芬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周裕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