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吕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或者说直到今天，我仍然把《我生命的电影》当做一幅导游图，按图索骥来寻找电影中的宝藏。然而在这个寻宝的旅程中，有一样宝贝，至今未得，让我深深惦念，那就是朗格的《你只活一次》（You Only Live Once）。尽管我对弗里兹 朗格并不陌生，七，八年之后，我的脑海里还清楚地印着《大都市》，《马布斯博士的遗嘱》，《杀手M》，《印度的坟墓》等等他的画面，也尽管面对大海，沉静说“Action！”的戈达尔的朗格是如此的令人沉醉，以至于那副画面成了我的电影格言，然而对于这部从没谋面的影片的迷恋还是出自于特吕弗令人迷惑的叙述：

　　“和法国影片《雾码头》（Quai des Brumes）以及其他一些战前电影一样，1936年拍摄的《你只活一次》（You Only Live Once）也与命运和宿命有关，影片开始时，我们看见亨利 方达（Henry Fonda）在因为偷车等轻罪入狱两三年后终于重获自由。他决定改邪归正，娶了自己律师的秘书当老婆，后者给他找了份卡车司机的工作。

　　《你只活一次》与相互关联的各种力量有关：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事实上，其实一切都很糟。如果说方达扮演的角色在不情愿的情况下‘重蹈覆辙’，再次‘跌倒’，那样并非真是因为‘做过一次贼，一辈子都是贼’，而是因为社会规定了‘做过一次贼，一辈子都是贼’。长话短说，因为守法者铁了心将方达扮演的角色视为一个前科犯，所以他们一定得把他送回监狱去，首先是将他赶出旅店，然后是让他丢了工作。他被诬陷为抢劫犯，被判坐电椅，但他却在自己即将被证明无辜的那一刻越狱逃跑了，他杀死了想阻止他的神父，他和妻子逃入树林，在那里，两人被警方射杀。

　　这部影片表达的主题很开放，但同时也很容易引发争议；它围绕着守法者是坏人这样一个原则展开。艺术家首先必须证明，在被看作是丑的东西里也有一种美存在，反之亦然。贯穿全片，导演始终强调普通市民的低劣性格，以及那对对抗社会的夫妇的高尚情操。因为没钱，艾迪和琼只得用枪逼着加油站工人给自己汽车加满油，但两人离开后，后者打电话告诉警察说他们把钱匣也一起拿走了。当两人的车冲过第一道警方关卡时，本应击中琼的那颗子弹只打中了一罐牛奶。牛奶代表纯净，他们身上的纯净暂时保护了他们。

　　在树林里，琼产下了一个孩子。他们没给孩子起名，‘我们就叫他孩子。’姓名，户籍都是社会的产物。”

　　在这样的叙述里究竟是什么迷惑了我？

　　答案就在身边，除了叙述的本身勾勒了出的一部令人感动的电影轮廓，更多的是这答案竟然来自于我眼前的现实生活。

　　所有的迷恋都来源于一种不谋而合，正如特吕弗所说朗格似乎一直在和他的社会算账，我们的社会似乎也有一个账本，这个账本里清楚记录了人的堕落，一种充满了快感的清醒的堕落，有时这种堕落以一种异常明确的形态出现在人的眼前：权利和银行相互勾结。这种勾结，像一支兴奋剂，注入到了人的血液里，催生出一种肆无忌惮自豪的堕落场面，一个宏大而壮观的场面，虽然没有奥运会开幕的仪式性标示，但却满布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像橱柜里的蟑螂。但我们并不称之为堕落，相反我们称之为“真实”，它似乎维护了人性中最原始的价值观，它似乎在向很多年前遗留下来的传统中虚伪的道德观发起呐喊和冲锋。因而，反之我们称之为“虚伪”，似乎因为人本身应该是堕落的。这也就是我在某种场面前，为什么会忽然想起了这部未曾谋面的电影的原因了。特吕弗说，“我们应该经常去看看《你只活一次》”，这句话使我成了一个欠账者，欠了电影一笔帐，即便这个时候，我们暂时没有人能像朗格一样和社会算账，但至少我可以把自己的帐还了。

　　正因此，又有了一个纪念特吕弗的原因，不仅因为他自己，也因为他包含了整个电影的历史。而这个历史的全部的魅力，在于记录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悲哀，喜悦和痛苦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