烫着短发、穿着订做的改良旗袍、坐着黄包车去看电影的大小姐成了后来的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形容着一个领风气之先又市民气的老上海。——程西泠

　　邵逸夫的英文名叫Run run Shaw，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有多个版本。一说他最初在天一影片公司做勤杂工，在他大哥邵醉翁手下鞍前马后，如同一个跑腿的小厮；一说邵逸夫初到新加坡时，常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送拷贝；邵逸夫自己的解释，则是他原名邵仁楞，上海话“仁楞”与英文Run run的读音相近。

　　反观其一百余年生命，反倒是他自己的解释听起来最不可靠，因为这太像一个励志的名字了——“六叔”邵逸夫今年已102岁，一年前传出身体有恙，TVB立即炸锅，他只得至今保持每两周出席高层会议。看样子，邵氏家族的接力跑快要跑过一圈，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接棒人。

　　这接力棒红白两截，红色是他的丰功伟绩，慈善大举；白色是锱铢必较，偶有手段；抑或，红色是他依托香港，纵观亚洲，达到主流所认可的成功；白色是他生于前清，长于老上海，带有那段迷离烟火的遗痕？至于红白之间那部分，太多了，以致不能言——这一百年，时代多变迁，邵六叔都经历过了，都复杂过了，因此能每年在TVB台庆时，看着诸多艺人花样百出哄他开心，大概也能真的一笑吧。

　　发迹前史：兄弟齐心

　　1907年，邵逸夫出生于宁波镇海庄市朱家桥老邵村，家境殷实，世代经商。父亲邵玉轩在19世纪末来到上海，1901年建立“锦泰昌”颜料号，颇具规模。邵玉轩经营有方，生意红火，而且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1920年他病逝上海时，康有为、虞洽卿等名流纷纷为其题辞致哀。

　　邵玉轩育有五男三女。邵逸夫排行第六，后人多以“六叔”称之。小学毕业后，邵逸夫就读于美国人在上海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由此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邵家众多兄弟无人继承父业，几乎都进入娱乐圈。五兄弟中，大哥邵醉翁于1924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闯入当时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

　　电影最早在上海出现，是1896年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第一次放映了“西洋影戏”，此后，看电影就成了上海市民生活中时髦而又令人向往的事。烫着短发、穿着订做的改良旗袍、坐着黄包车去看电影的大小姐成了后来的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形容着一个领风气之先又市民气的老上海。

　　到1925年，上海已有140余家电影公司；30年代，80%的中国电影出自上海。“天一”宣告成立，正值上海电影事业一片繁荣竞争激烈之时。邵氏兄弟四人：老大邵醉翁制片兼导演，老二邵囤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老六邵逸夫则擅长摄影，在这个家庭作坊里他们分工合作，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后，深受上海市民欢迎，天一抓住机会，推出新片，收益颇丰。

　　“天一”的崛起挤占了其他影业公司的市场份额，六家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简称“六合”，共同排挤天一。上海危急，邵氏派出老三远赴南洋探行情。经过邵仁枚一番努力，南洋局面初开，提出带邵逸夫过去做帮手。因此，当1928年，刚中学毕业的邵逸夫游览北京、想进入清华、燕京时，却在北京一家旅馆接到三哥让他去南洋的电报。

　　是年9月，邵逸夫抵达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已是东南亚最繁华的商埠，每天都有大型客货轮进进出出，相形之下，娱乐活动十分单调。邵仁枚邵逸夫两兄弟趁机开拓小城镇市场，说是“开拓”，不过是两兄弟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各处找空地搭帐篷放映天一出品的电影。邵仁枚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邵逸夫则手写海报，拎着浆糊桶，走街串村到处张贴。电影广受欢迎，两人的劳累程度也与日俱增。

　　邵氏兄弟思想并不保守，但在天一成立之初，影片总体思想倾向就已定下：宣扬“旧道德、旧伦理”。像《女侠李飞飞》的广告语，“专崇侠义贞节，一洗时下淫靡浮嚣的恶习”。又如《忠孝节义》，“影片张扬的就是亘古不变的忠孝节义”。

　　有电影史学者认为，上海的市民文化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灵魂。当年邵氏兄弟大概还没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但商人的直觉使他们将“天一”影片的观众定位在一般市民——对文化道德保守，对视听娱乐追求。这种倾向，在日后邵逸夫主持下的影视中都有体现。

　　邵氏影片一边在思想上注重旧传统，一边在形式上领导新潮流。如公司的开山之作《立地成佛》即以彩色(染色)为卖点，《女侠李飞飞》一片刀光剑影舞动人心；《白蛇传》、《珍珠塔》则创造出新的商业类型电影“稗史片”，并引发了一场挖掘稗史和民间传说的热潮；喜剧片《王先生》开创改编漫画为电影的中国纪录。但真正“新潮”的表现形式，则是上世纪30年代初传入中国的有声电影。

　　1931年3月15日，明星公司拍摄的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戏院上映，票房甚佳。此时的邵逸夫眼见对手抢先，立刻乘船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一路晕船吐得死去活来不说，到美国西海岸时轮船触礁沉没，邵逸夫也落入水中，却因为死死抱住一小块木舢板，在海上漂了一天之后等来了救援的船只。

　　成就大事之人，似乎总要有这么一段九死一生的传奇。上岸后，他立即去了好莱坞，买回了所需的“讲话机器”。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完成其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由邵醉翁导演，邵逸夫摄影，薛觉先编剧并主演，一时石破天惊，场场爆满，连续公映数月。据说在泰国放映时，有观众硬是把音响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害得以后每次放电影时都要派专人保护音响设备。

　　《白金龙》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卖座的粤语片，仅在广州的票房收入就是拍摄成本的60倍，更创下了票房过百万的奇迹，而当时一栋房子也不过上千元。

　　邵氏的发展一路看涨，至1937年抗战前夕，其在东南亚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游乐场9家，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抗战结束后，老二邵屯人创立了“邵氏父子公司”，“父子”指邵屯人和他7个儿子；“邵氏兄弟公司”则是指邵仁枚、邵逸夫两兄弟公司。当时，父子公司在香港，负责拍片；兄弟公司在南洋，负责投资；“邵氏父子”的一切支出必须向“邵氏兄弟”报账，标准的“亲兄弟，明算账”。

　　由于邵氏父子经营不善，1957年，邵逸夫奔赴香港，全面接管邵氏父子公司的制片机构，并更名为“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值50岁之时，邵逸夫的单打独斗，才刚刚开始。

　　电影：长期称雄香港市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影坛有三大势力：邵氏、电懋(国泰)和左派的长城与凤凰公司。邵逸夫立足香港初期，最大的对手是陆运涛主持的“电懋”。当时比较之下，“电懋”显占优势：陆运涛亦有南洋院线基础，又较邵逸夫早两年登陆香港，麾下曾云集包括张爱玲在内的华人编剧名家，女明星的数量也远大于邵氏所有。李翰祥曾在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中如此描述当年邵氏的地位：“刚到香港，还真有些寸步难行的味道，想请大明星吃饭都要百般迁就，因为试请过几位大明星一块儿到他清水湾的别墅吃饭，结果大牌没到，连二牌三牌也请不齐。”

　　然而，上天却似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帮了邵逸夫：1963年6月20日，陆运涛在台湾乘坐飞机时发生意外。从此，“邵氏”开始一统天下，称霸香港影坛。

　　1964年，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邵氏影城竣工，在这片矗立于清水湾山道上的建筑中，除了进口柯达的底片，不出大门便能做出一部电影来。邵逸夫本人的别墅则位于影城的山顶。影城内的邵氏公司试片室是邵逸夫每天必到的地方。从60年代初起，他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纪录是一天9部，一年700部。有人放言，邵逸夫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看得多了，邵逸夫便将别人的精彩之处化入自己的影片中，更有传言说，他曾将别的影片的精彩片段原封不动照搬过来，甚至把别人的影片重新组装后打上自己的牌子。事情真假难说，但邵氏拍片的速度着实惊人：每年40多部电影，截止到1987年退出电影市场，共拍了1000多部；获得过金马奖、金像奖等几十项大奖。

　　据说邵氏最盛时，每天有100万观众光顾旗下影院。《江山美人》、《貂蝉》、《倾国倾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大醉侠》、《独臂刀》等影片都曾享誉海外，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时“完全疯狂”，有位老太太连看100多场，在台湾引发黄梅戏热潮；1972年，邵氏《天下第一拳》作为进军欧美市场的第一部香港电影，发行到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掀起新一轮功夫片狂潮。

　　那是邵氏的黄金年代，李翰祥的宫廷历史和风月影片，张彻的武侠动作阳刚男性影片，刘家良的功夫武术动作影片，楚原的古龙小说系列影片……邵氏声势如火如荼。后来的影评家常常批评邵氏出产的影视作品“媚俗”，产量大、艺术价值小，但仅以商业价值而言，专走小市民路线的“邵氏出品”称霸香港电影市场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