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9月底上演的话剧《窝头会馆》，在北京市诸多献礼剧目中最受关注。但该剧出品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直高度保密该剧详细信息，编剧刘恒也三缄其口。昨天，刘恒首开金口讲述他的话剧处女作—《窝头会馆》。

　　■不唱空洞的赞歌

　　刘恒透露，创作《窝头会馆》是响应他的“兄长”、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的召唤，自己的话剧处女作就能与“伟大的人艺”合作，也让他倍感荣幸。

　　此次合作有一个限定条件，要争取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上演。时间和语境的规定性使该剧创作更像一个命题作文，选材的方向变得狭窄了。而刘恒并没有因此怵头，反而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时刻非常值得咀嚼和剖析。“一个政权在坍塌的时候会体现出巨大的悲剧感，新生的政权则无不带有信仰和理想的光辉，体现了人类在困境中奋力前进的内在动力。如果仅仅是在节日里唱一曲空洞的赞歌，我们不会答应自己，我们对非真诚的表达不感兴趣。”

　　■会馆的皮儿大杂院的瓤儿

　　《窝头会馆》虽然名为会馆，却不是真正的会馆，该剧描写了北京城和平解放前夕，南城一个小院里一群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刘恒久居南城，平时一直搜集与这一代有关的历史资料，其中一部分跟会馆有关。该剧创作之初，他曾打算完全从会馆本身来做文章，后来发现会馆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底层人的状态。剧本完成后，会馆成了一个外壳，他写的还是大杂院，还是小市民。

　　刘恒认为，钱是重要的社会纽带，让人和人为此而残酷地竞争，更让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发生激烈冲突。《窝头会馆》的主题就是钱。研究北京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历史资料，留给刘恒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苛捐杂税，二是物价飞涨。《窝头会馆》中就写了苛捐杂税和物价飞涨，写了房租和募捐，写了不义之财和偷窃的金条……

　　除了从历史资料里吸收营养，在大杂院里生活多年的刘恒，在剧中也调动了许多个人生活经验。有家里人的，姥爷用橘红丸拌蜂蜜治母亲的童子痨，心善的儿子总拉着他给乞丐施舍；也有邻居的，解放前夕一个邻居攥着东单飞机场的机票拿不定主意，最后没去成台湾。

　　■坚持夸张的手法

　　在创作之初，刘恒和张和平达成共识：这个剧必须在风格上与人艺的传统衔接，在形式上不可玩弄自己的花样儿。对人艺风格，他的理解是：老北京杂陈的味道，底层人的善和小九九，市井里的幽默和适度的粗鄙。“这种风格有强大的艺术之美，我将在《窝头会馆》中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新的开拓和展示。”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问世之后，曾经遭到激烈批评，认为人物太贫了，贫得过分显得非常做作。但刘恒并不服气，“我觉得不走到极端，那股子邪劲儿就出不来。《窝头会馆》中我将坚持自己的立场，用夸张的手法让人物和台词走向极端，并从中寻找和确立我个人的风格，如果我有那个风格的话！”

　　■孤寂之余是幸福

　　谈及话剧创作，刘恒打了个比方：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话剧最难，但尝试掌握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又让他觉得很有快感，也很有挑战性。

　　对于《窝头会馆》，久经影视沙场的刘恒显得有些矛盾。一边谦虚地将之称为“习作”，但他又认为这篇“习作”自己发挥得不错。“话剧虽然和其他表达方式有区别，但他们都依赖于作者的写作才华和功底。我的小说和影视剧本的长处之一是对话饱满台词精确，而话剧恰恰非常倚重台词。”说起将来的计划，他又显得很保守，“我是站在话剧的门槛上了，可还没真正入门儿呢。今后有没有资格踏进去，得走一步看一步。我的目标是写三部话剧，为自身的写作生涯积累一小笔财富。”

　　为了创作《窝头会馆》，去年冬天刘恒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偏远的山区。为了抓紧时间全心写作，他只吃早饭和晚饭。这些孤寂和辛苦，刘恒看得淡然，“我把它们当作是为自身爱好和人生必须付出的代价，说老实话，孤寂之余我感到相当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