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博伊尔、姜文和史蒂芬-戴德利(左起)。早报见习记者 王浩然/摄

　　上海国际电影节从去年起增设了主席论坛环节，由当届的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对话另一位或者几位电影大师。如果说去年王家卫与陈丹青开展的首次对话让记者们有些“消化不了”，那昨日由今届主席丹尼·博伊尔、《朗读者》的导演史蒂芬·戴德利以及中国导演姜文共同参与的主席对话，则是让听众们“茫然”了。


　　虽然本次主席论坛的对话题目是“做简单的电影”，但整场论坛只是围绕着三位导演昔日的拍片经历在回顾与讨论，他们更热衷于谈论“拍电影不简单”。终于在发问环节，有媒体站起来表达不满，称论坛内容与简单电影全然无关。对这个问题，姜文应变得相当迅速：“那就把这个题目改了！题目不是重要的，人名都能改……”

　　姜文提出：电影人不是买卖人

　　上一次与吕克·贝松进行主题论坛时，姜文曝出了一个“中国电影正处于农转非时代”的经典语录。昨日的论坛上，姜文在评点当下市场看似繁荣的现状时，提出了“电影豆腐渣工程”的概念。“投资人为了多挣钱无论怎么忽悠，咱们（也）不能批评买卖人是不对的，但是电影永远不是简单的买卖！电影人不是买卖人或者说不应该是。如果说，电影人天天忽悠事，天天吹泡泡，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那样很容易弄出一些豆腐渣工程，现在当然大家都注意电影质量的事，如果电影将来也出现这样的事我觉得是更大的灾难，因为会直接作用在人的精神方面。我们都是看电影长大的，小孩子们是看这样的电影长大的，等他到20多岁不留神进入潜意识里面的东西，会左右他怎么面对亲人，面对社会，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博伊尔和姜文：都喜欢跳跳虎

　　一个多小时的论坛发言过后，所有记者都深感台上就座的三位导演自觉分为两个派系。丹尼·博伊尔与史蒂芬·戴德利这两个英国导演当属一国。他们在戏剧与电影的关联、演员的选择方面，都有相当的共同语言。相比之下，全程以中文发言的姜文只是偶尔插话，对一些主持人提出的必答题，他也只是礼貌性地回答。

　　不过，有一个话题一度让台上的三位嘉宾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姜文在回答中国电影怎样进入全球的问题时，居然以卡通形象“跳跳虎”为例摆事实、讲道理，“其实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观众，关键是倾诉对象是谁，倾诉对象很清晰的话，电影会变得越发动人。就好像跳跳虎，它的倾诉对象就是孩子。所以当我跟我的两个儿子一起看跳跳虎时，我会觉得这个卡通形象格外生动，我最近非常喜欢看跳跳虎，我先预告下，我拍的电影也可能有跳跳虎的某些特质。”因为翻译的关系，丹尼·博伊尔和史蒂芬·戴德利都稍迟了一些才听懂姜文的描述，因此他们的笑声也来得比台下的记者们晚一些。对跳跳虎，博伊尔显然也很感兴趣，主动接话，“我想讲一下跳跳虎，我也很喜欢这个动画形象，而且觉得我就是跳跳虎，整天跳来跳去很有活力……我觉得我跟姜文导演私下里可以就维尼熊这个动画片（跳跳虎是这系列动画片中的卡通形象）完整地讨论下。”

　　姜文想拍中国版《贫民富翁》

　　怎样做简单的电影，对博伊尔、姜文和史蒂芬而言似乎都有些“难”。他们更擅长于回答，拍摄电影的不简单。在一个关于制作周期的问题上，三位导演口径完全一致：规定40多天，但实际拍摄七八十天。不过，最后回答这个问题的姜文，补充了一句：“这在英国可能可以，但在现阶段的中国，这样超期肯定出问题。我就曾经这样过，结果背负了很多不好的名声。”姜文有些叹苦水地解释说，“我的前两个片子，都比预期的时间拍得长，因为我觉得还得付出一些东西，搭点工夫才能出质量，但可惜现在中国是同情资本家的比较多。他们认定小药治大病算最好，不花钱多挣钱算最好，加上很多人推波助澜，渐渐地大家认可低质量也能挣钱是很好的方式。所以，现在在中国超周期是很大的灾难，没人给你投资了……”停顿了一下，姜文继续阐释说，“作为导演，你可以选择拍上十几条，也可以一两条就过，看你是选择最满意的结果，还是拍到就算了。当然，我也希望出现最完美的情况，拍到最理想的部分，而且还不超期。”

　　昨日论坛一开场，丹尼·博伊尔在回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拍摄经历时，忽然提问姜文：“你觉得这样一个讲述贫民窟的故事有可能放在中国拍摄吗？”当时还未想好答案的姜文用一句简单的“也许可以”回应了过去。

　　而在论坛尾声，当有记者再度提起这个话题时，姜文似乎酝酿了许久一般，给出了一个相当系统的答案：“我出了一个主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直接拍成中国版的，现在翻拍应该是挺合适的。如果他不愿意拍，我买了我拍也行，肯定比较上座……”   

(责任编辑：Dawn)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