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电影是个慢功细活的事，但是也有电影不搭功夫就能出成果，是不是现在电影投资有些盲目，甚至电影市场有些虚假繁荣呢？

　　姜文：人家投资的人是做买卖，人家愿意少投入多产出这一点没问题，为了多挣钱无论怎么忽悠，你愿意看，你愿意掏钱，他出了一块钱挣了五百块钱这是很成功的，咱们不能批评买卖人是不对的，但是电影永远不是简单的买卖，如果是简单的买卖今天就没什么可聊的了，既然不是个简单的买卖整个电影的团队或者产生出一个电影来是很多人在里面的，一个录音师或者摄影师或者一个演员甚至一个导演，不是买卖人或者说不应该是，你想把这个事做好就需要是不同的分工，而不是说今天全变成买卖人这片就拍好了，就挣钱了，其实往往不是这样，即使是尊重这位买卖人的投资方也不能说天天忽悠事，天天吹泡，我觉得是不对的，那样很容易弄出一些豆腐渣工程，现在当然大家都注意电影质量的事，如果电影将来也出现这样的事我觉得是更大的灾难，因为会直接作用在人的精神方面，我们都是看电影长大的，小孩子们是看这样电影长大的，等他到20多岁不留神进入潜意识里面的东西，会左右他怎么面对亲人，面对社会，这个是需要考虑的，有人吆喝买卖的人，但是大部分人不是买卖人就千万没用这样的想法去想事，因为将来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观众：史蒂芬，现在我们在一个新的前年已经快十年过去了，你们都在亚洲待了较长的时间，你认为亚洲电影行业还有整个国际电影行业会有怎样的发展？丹尼，你在泰国待了一段时间，你知道有哪些问题，在泰国拍电影有什么好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丹尼.博伊尔：我在泰国过得很好，那里的人也是很好，我很乐于跟那里的人一起工作，我们的故事就是讲在那里的西方人，忽视了泰国，泰国有一个很好的海滩，很好的社区，我们西方人忽视了这一点，我们的电影也忽视了这一点这是很讽刺的。

　　史蒂芬.戴德利：对亚洲电影了解不多，无法评论，但是有一点我们也有一个优势，就是大家想看美国电影，人们也想看自己国家的电影，所以对发行人来说是一个问题，好莱坞的电影要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但现在也有个优势就是大家可以从电影当中看到各种各样的故事，这是一个机会，在全球都是如此。

　　丹尼.博伊尔：当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有人就清楚的告诉我60%的票房是北美的，40%是其他国家，现在局势转变了，而且这个趋势会持续，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好莱坞是非常强大，但它是商业的，说到底是由钱决定的，它遵守商业的规律，这是它的第一规则，所以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多的电影会由好莱坞制作，从全球电影来说也一个问题就是语言，我们应该找到一种方式，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配音或者字幕，而观众不太接受这一点，有些小孩子可以用一些软件让姜文说标准的英语或者说泰国，俄语，我认为这样的技术是可以发生的，这样会是一个极大的发明。

　　观众：从我们的创作角度而言，做简单有价值的故事在节奏上面应该怎么把握？

　　史蒂芬.戴德利：电影的节奏是基于故事节奏的，电影本身只是一个媒介，讲了一个故事，故事是做决定的，而电影只不过是一个对话的工具，所以都取决于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结构，就像在戏剧行业就是要把故事讲给别人听，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要关注故事，不要过于关注细节，不要过分关于像语言这样的细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我认为重要的就是故事，故事决定我们的节奏以及所有电影的工作，我认为所传递故事的媒介没有故事本身重要。

　　观众：我想问一下关于怎样拍简单的电影，我认为可以用网络，中国有个土豆网，刚才讲到了高清的摄像机和故事，我感到很受鼓舞，中国电影怎样进入全球以及新的技术怎样在中国得到接受？

　　史蒂芬.戴德利：一心想着进入全球舞台这是一个错误，如果想讲故事的话要告诉的是特定的人群，这可能是你自己或者周围的社区，周围的社会，除非你要拍一个针对非洲或者美国的印第安人，我觉得不需要针对拍外国人的电影，我认为并没有这样的观众。

　　丹尼.博伊尔：你心中的观众越特定，越细致电影就会更好，如果有一扇门的话别人可以向你指明方向，然后告诉你走这条路就能成功，我认为这是一个谎言，没有这样的事，我认为成功的人只是那些疯狂的人，那些不断奋斗的人，那些为了时尚，为了风光而拍电影的话这不会带来想要的成功，那些疯狂的人愿意讲故事，他们真正有激情所以能够成功，真正对电影疯狂的话就不会惧怕任何人，会勇往直前。

　　史蒂芬.戴德利：西方人们认为电影是非常光鲜的行业。非常性感的行业。

　　姜文：其实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观众，关键是倾诉对象是谁，倾诉对象很清晰的话电影会变得越发动人，让他知道是给他的孩子看，他跟他孩子一起看跳跳虎，跳跳虎就会变得特别生动，所幸看来我的进步离我不远了，因为我现在也非常爱看跳跳虎，因为我的两个儿子的原因我经常跟他们一起看跳跳虎。

　　丹尼.博伊尔：我想讲一下跳跳虎，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有很多的经历，尤其是在你编辑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要有一个平衡。

　　观众：我们说历史当中有非常好的电影，但是这些电影的票房不高，也许十到二十年之后有很好的观众群，我的问题就是电影节让观众发现好电影的作用方面是什么？另外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片花让人们看到一些好的电影，提起他们的兴趣，在电影节上放出这些电影？

　　丹尼.博伊尔：很多电影节有一个电影档案的做法，会对以前的一些电影比如60、70年代的电影做一个回顾，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我在别的电影节上看到了姜文的电影，所以我觉得电影节的作用确实非常好，而且在电影节上让不同背景的人共同坐在那里看电影，发现我们在世界各地会有共享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电影节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而且在电影节是可以鼓励自由的，而且在电影方面我们觉得如果限制越少，这个国家就越容易往前发展，每个人都可以从这种自由当中受益的，电影节就是一个自由的平台，当然在这方面的进展还是非常慢的，但如果能够有进展的话就非常好，比如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是在多伦多的电影节上获了很多的奖，它在美国和加拿大电影节都获奖了，而且就是在获奖之后有了一个向上的发展曲线。

　　史蒂芬.戴德利：我非常赞同丹尼的说法，就是在电影节上可以通过电影节档案回顾老的电影，一些非常精彩的电影，而且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东方的电影节还有东欧的电影节，在这些电影节上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自由，坦诚的进行沟通，在这些电影节上就可以进一步推动沟通。

　　菲尔.阿格兰德：戛纳电影节也好，威尼斯电影节也好把你向欧洲观众推出去了，你对电影节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姜文：我同意他们说的，如果这世上没有电影节是什么样，你立刻就知道电影节的重要性了，那会郁闷很多。

　　观众：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做简单的电影，那您有一部电影故事是发生了在很偏僻的小村庄里面，探讨的是人性问题，还有一个片子是要还原一个城市的样子，叙述了一个宏大的叙事，那就是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您觉得您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做简单电影的方式，但不是很大的场面，不是很大的地方，但是可以把一些主题的东西抒发出来？

　　姜文：我没看过这个片子，所以没办法比较，《鬼子来了》不知道算不算简单的电影，日后的结果显然不太简单，但是我拍的时候心里觉得这个事是一个简单的，在一个半岛上，在水上，拆了一个房子重新搭起来，又是日本的演员，军训，演老百姓的演员，我当时觉得是很简单的，但可能比大家今天认为简单电影花的钱多了一点，简单的方式，表达一个更直接的心灵故事，从这个来说《鬼子来了》花的钱多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

　　观众：针对做简单电影这个主题，去年您去纽约拍了《纽约我爱你》这部好莱坞电影，能比较一下在国内拍片，在国外拍片哪个更简单一些？主要跟制片方的沟通，跟演员的交流以及导演对剧本的支配这三个方面来聊聊。

　　姜文：《纽约我爱你》不算一个简单的电影，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而且动用很多律师，合同，很长时间，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作为导演在那个集体里面会更舒服一点，因为你所操心的东西少了，那里面专业的人多，我觉得工作人员非常专业，他们很有经验，做了很长时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给我的时间我是很难完成的，但是在纽约奇迹般的我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片子，但是我觉得好象不是今天讨论的简单电影，因为里面动用东西还是比较复杂的，但故事我觉得算，剧本是我们出的，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弄，尤其是这个编剧，他是一个很透明的人，他的故事写得跟动人。

　　观众：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您挑选小演员有什么秘诀吗？

　　丹尼.博伊尔：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解释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女孩16岁，自然而然就知道了没有解释的，我们就知道是她，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拍下来会给朋友看，他们会很自然而然选这个人，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可以来解释的。

　　菲尔.阿格兰德：感谢姜文，史蒂芬和丹尼今天来到这里，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我们三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