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南京!南京!》,我觉得很别扭。我看到了一部艺术观足够一流,但历史观不过三流的电影,看到了一个一边成长、一边迷失的陆川。
近些天来,几乎所有为该片所做的宣传,都在强调陆川如何敢于触及南京大屠杀这么沉重的题材,他如何为此而研读了满满一箱子的书和文献。可惜,敢于吃重,其精神可嘉;但手法流俗,其功力尚浅。可惜,一个人有没有正确的历史观,跟他看了多少历史书,并不成绝对的正相关。
从艺术上看,《南京!南京!》达到了国产电影的新高度。溢美之词,坊间已遍布,不再赘述。然而,撇开旁枝末节,不言奇淫巧技,单就该片最出人意料之处——以日本兵角川为视角,以反思战争罪孽为影片逻辑的最终落脚点——这一招而言,它绝非陆川的自主研发,而是近年来早已风靡国际影坛的新潮。陆川不过是赶了个时髦。
这个时髦,说来也简单,基本要素有二:一是人物塑造要拧着来,对于传统的恶人,你要彰显其善良与朴实的本性,对于传统的善者,你不妨展露一些其性格中的缺陷;二是将所有的战争都推上被告席,抹去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淡化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差别,泛泛地为战争之苦而呻吟。
这个时髦,帮陆川在艺术手法上,一跃而跻身中国顶尖、国际一流。《南京!南京!》甫一公映便好评如潮,显然已进一步激发了陆导的状态——当有人质疑其日本兵鼓乐祭祀一场戏有无历史出处时,陆川的回答是:史上无出处,那是某一日我梦见的,是天赐的。看,这已是十足的国际一流大导的思维与做派了。
然而,南京大屠杀这样一次中华民族的国难,可以被一位电影导演用来赶这个艺术潮流的时髦吗?
《南京!南京!》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展现日本军官、士兵、日籍慰安妇之间的亲情、乡情,相互慰藉,以及本性的善良。稍有逻辑常识的人都知道,在1937年冬天闯进南京城的十数万日本侵略军里,难免有个别的脆弱者、少数的当场愧疚者,但他们绝不是这十数万人的主流。连几十年后有勇气回述南京日子的若干日本老兵,笔下都不曾流露出对屠杀的悔意。假以支流,夸大支流,虽有艺术上可造之处,但其传播效果,却是模糊了今人对史实之主流的认知。
稍懂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日军在南京屠城,没有丝毫犹豫。皆因为之前的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调集百万大军与日寇血拼,虽苦战终负,败走南京,但第一次打痛了不可一世的那几个日本师团。杀红了眼的日本兵直接对南京百姓下了毒手,全无《南京!南京!》里所描写的进城初始的犹豫、徘徊,以及内心的善恶相争。显然,为了刻画日本兵之善良本质,为了赶上艺术时髦,陆川有意无意地将个人的艺术观凌驾在了民族的历史观之上。
以德国作为例证,可映射《南京!南京!》在历史观上的轻佻。远者如《辛德勒的名单》,近者如今年全球热映的《朗读者》,都刻画了纳粹治下德国普通人的人性迷失与挣扎。这类反思、自省,之所以能为今日世界所认同,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德国战后的历任政府,乃至整个德意志民族,对二战史有着清晰而深刻的反思。二战涉德部分的史实,已几无隐讳,亦无争议。这才为艺术家们赢得了以高超的艺术观来演绎这段历史的空间。
南京大屠杀,还没有这个空间。71年过去了,它仍未被实施屠杀行为的那个民族所真正承认,更遑论反思。而生长于内地之我辈,对南京大屠杀这类史实,也普遍知之不多。原因有二:一是受国共纷争所限,多年来我们对抗日正面战场的史料展开不多。二是虽为战胜国,但几十年来,我们还是经济上的落后者。弱势之时宜韬光养晦,将民族文化里的宽容,发扬光大。
而今,国共两党,轻舟已过万重山;国家实力,虽不宜炫耀,但也够殷实。此际,一部《南京!南京!》,当然会让多数观者增添一些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但却因为影片主创者所持之三流历史观,而向懵懂的观者传递了一部分经过艺术挑选和艺术扭曲的所谓史实,并给拒绝真相者提供了仿若天上掉馅饼般的借口。陆川说,80后、90后们,看了都叫好。这是陆川之新喜,却正是民族之新忧。
《南京!南京!》的艺术感染力很强,但它却掉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历史虚无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夸张历史的支流,漠视历史的主流;二是强调个人在历史必然中的无所作为。日本兵角川之视角,及其颓然自省和自绝,恰是这两点的具体写照。
多少年来,那段侵华史实,一直是横亘在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深壑。我相信,这条鸿沟早晚会被跨越。但跨越的方式,不能仅靠博大的宽恕,也绝不会是受辱一方的绥靖示好。只有把史实厘清,令罪者有足够自省,才能把历史的包袱彻底放下。
这样的日子,一天不到来,类似于南京大屠杀之事,就一天不应成为艺术青年们张扬艺术技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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