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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1977》谈上影集团出品的“主旋律电影”

    在艺术的功能系统内,通常把电影的功能区分为:审美功能(作者电影,或者说文艺片)、认识和教育功能(主流电影,在中国,更确切的称呼是“主旋律电影”)、愉悦功能(娱乐片)三类。在20世纪80年代,区分这三类电影并不困难,但自从中国电影开始面向市场,电影企业开始自负盈亏,尤其民营资本甚至境外(海外)资本进入电影制作、发行过程之后,电影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这时,不仅文艺片需要进行商业包装或制造一定的“卖点”,娱乐片也需要体现出一定的艺术水准才能被观众接受,而“主旋律电影”也开始重视票房,努力圆融商业性、艺术性和政治性。

  本文以上影集团近年出品(部分为合拍片)的“主旋律电影”为论述对象,重点分析两部“建国60周年献礼片”:《黎明行动》(2008,导演包福明)、《高考•1977》(2009,导演江海洋),以见证“主旋律电影”在市场化背景下的三种创作倾向。

  一、宏大历史题材的个体化表达

  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主要题材是革命历史的回顾、伟人传记,以及时代英雄、时代精神的银幕再现。这样的题材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恐怕只可仰视而无法平等交流,这就需要寻求“宏大历史题材的个体化表达”,即选择一种个体化的视角来结构情节,从一个横断面来观照历史,使影片既有史诗般的厚度,又具有个体性的真情实感,达到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感召力的水乳交融,进而对当下现实产生积极的启迪意义。

  如影片《高考•1977》,其背景是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这一事件是中国十年浩劫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分水岭,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开始苏醒并探索前进的道路。但是,影片没有用高调的政治术语来为“恢复高考”作历史性的评价,而是聚焦于一群下放到黑龙江的知青在参加高考过程中的种种迷茫、阵痛、憧憬,以及他们为了改变命运而与现实、体制进行的种种抗争,进而挖掘“恢复高考”对于个体的意义:个体可以不再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永远与“大学”失之交臂,也不会因为领导的为难而寸步难行,他们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未来。这种改变,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变革,更是一种政治理念,乃至伦理环境的变革:从“集体伦理”到“自由伦理”。——注意影片最后老迟在广播里念的那份录取名单,那些在农场里只有一个抽象标签(知青)的群体,那些原来只能在抽象的民族、国家、集体的利益中发挥自己作为螺丝钉功能的“元件”,一旦身处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将恢复他们作为个体的种种差异性,呈现种种不同的个性偏好:有人读中文系,有人读数学系,还有人读法律系,有人读机械制造系,等等。

  而且,影片《高考•1977》还从一个哲学高度来肯定“恢复高考”的意义,那就是将被异化为“政治符号”、“革命工具”的“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真性情的“人”。如影片中的老迟,作为“体制”的维护者,时刻把“组织”、“纪律”、“政策”挂在嘴边。他永远随身携带的那枚公章,象征着体制的权威和国家的意志,也是对知青进行管理和规训的一个紧箍咒。但面对这些“知青”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不屈抗争,尤其面对陈琼父亲那种大无畏的父爱,老迟冰冷坚硬的心开始融化,从一个专制的“国王”回归为一个严厉的“父亲”,从一个冰冷无情的“国家权威”形象还原为一个具有人情味的长者。这正是影片所要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人性的回归”。

  可见,《高考•1977》没有“以大写大”,而是“以小见大”,通过几个人物的心灵轨迹来折射“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人”的解放与“人性”的回归),具有高度的历史浓缩性和主题的深刻性。

  确实,“主旋律电影”要表达政治意识形态,要实现对观众的“教化”。但是,直白的政治宣传,概念化的人物塑造,空洞的标语口号,公式化的情节只会遭到观众本能的拒斥,只有让观众沉浸在一定的艺术情境和艺术感染力中,与影片中个体性的人物命运感同身受,才能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思想认知和价值判断。

  二、“主旋律叙事”的时尚包装

  麦茨在对影院机制和观影心理的讨论中,凸现了三个关键词:认同、窥视、恋物。 如果不惜损折麦茨理论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可以将这三种观影心理作通俗化解读,——观众的观影愉悦来自三个方面:对影片中人物或现实中扮演该人物的明星的认同,观看奇观性景象(不仅是女人的身体)的满足感,对电影中技巧、生产电影的技术设备、电影衍生物(如海报、衍生玩具、明星签名等)的迷恋。这三种观影心理在好莱坞商业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凸显,而且一些艺术电影也开始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观众的这三种观影心理。这时,中国的“主旋律电影”要走向市场,让观众进入故事情境进而接受影片中承载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样要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三种观影心理作出呼应。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开始启用一些时尚明星(包括港台明星)来增加卖点,如《邓小平•1928》(2004,导演李歇浦)中就出现了香港演员余文乐的身影,这多少暗合了观众的认同心理。影片《高考•1977》中,不仅有演技派明星孙海英,还有青年演员王学兵。而且,对于饰演陈琼的周显欣,在一些报道中也有意无意提及她曾作为《周渔的火车》中巩俐的替身、在《高考•1977》中将有激情演出等“花边新闻”。在《黎明行动》中,也可看到台湾影星安雅、金马奖影帝谢君豪的演出。如果说谢君豪还算出色地完成了小分队队长何非的演出,安雅在影片中恐怕更多地充当“花瓶”的角色,影片常常似是不经意地凸显安雅身体的魅力,并有一场她在浴桶中洗澡的戏。

  当然,对“主旋律电影”进行时尚包装不仅是启用明星来饰演角色,也不仅是增加一些商业卖点(如女性身体、刺激场面、电影之外的各种噱头,但这些卖点不能流于低俗),还包括对影片制作水准的重视,即在娱乐性、时尚性、观影效果上积极探索和努力构建,以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

  《高考•1977》虽然是一部具有历史厚重感和现实感染力的影片,但也没有忽略对视听效果本身的追求。如那场烧荒的戏,熊熊燃烧的大火在特技摄影中更加“来势凶猛”,带着吞噬一切的力量,带着不可阻挡的气势,代表着青年心中那奔涌不止的生命激情,代表着扫荡一切禁锢的气概与决心,尤其这时阿三从收音机里为大家带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就巧妙地隐喻了时代变革即将到来。还有影片中经常出现的火车,通过特技的处理,非常到位地渲染出火车迎面开来的那种震撼力,带着大地的颤动,正如时代的脉搏,正如历史前进的脚步。

  因此,面向市场的“主旋律电影”必须有意识地借鉴商业片的某些制作模式,还要借鉴商业片的营销推广模式。这样,在一定艺术质量的保证下,在商业元素的渗透中,影片所要传达的“政治主题”就不会因强制性而让观众拒斥,也不会因空洞而让观众漠然。

  三、“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探索

  使用类型的嫁接与杂糅来制造更加多元的观影愉悦,是近年上影集团出品的“主旋律电影”的一个新变化:在《紧急迫降》(1999,导演张建亚)、《极地营救》(2002,导演张建亚)中,可以看到“灾难片”的影子;《邓小平•1928》借用惊险片的样式制造了扣人心弦的观影效果;《天狗》(2006,导演戚健)则用悬疑的外壳和倒叙的手法,将故事讲述得跌宕起伏;《千钧,一发》(2008,导演高群书)也渗透了较多的悬念、惊悚元素;《黎明行动》更是在战争惊险片样式中还有一个“道路电影”的情节框架。

  可见,“主旋律电影”不仅要重视其题材和主题,还要重视主题的传达方式和传达效果。这时,影片的外在形态和叙述方式同样非常重要。

  《黎明行动》一开始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枪决与营救”,在交叉蒙太奇的剪辑中,充分营造了“最后一分钟的营救”的紧张感。而且,营救小分队从土匪窝里救出段景颐到搜救小分队接应到段景颐,完成了一段地理路程,而这段路程也正好是几个人物的心路历程,这是“道路电影”的情节模式。

  《黎明行动》中,小分队一路转移的过程,伴随着一路牺牲,更见证人物心灵的嬗变:老爷子从恨段景颐,到理解段景颐对于佳木斯市百姓的意义,以及段景颐的处理涉及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立场;段景颐从最初并不信任共产党,到感动于同志们的牺牲精神,进而认同共产党,并从一个被救助的对象,成为救助刘菊的“男人”。这样,影片不仅有流畅的情节发展,而且观众在其中感受到了类型片的“熟知”与“亲切”,这就借助一个“通俗”的外壳表达了影片宏大的主题:“命令高于一切,人才高于一切,民生高于一切。”

  因此,面向市场的“主旋律电影”,不仅要以“亲切随和”的面容出现在观众面前,以“感人至深”的情绪力量来打动观众,还要以“发人深省”的思想内涵来感召观众,让观众在一种艺术的情境中体验观影的愉悦,进而理解并接受其中的“政治主题”。在这方面,上影集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最新的《黎明行动》和《高考•1977》,更是获得了票房和艺术的双丰收,同时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这正是“主旋律电影”的努力方向。(龚金平)

  
(责任编辑: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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