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巨头十年语录

　　王朔曾经直言应该请张艺谋担任电影局副局长，这真是个好主意。他是能够做大场景的面子活又可深入小人物的内心的导演，电影、歌剧和团体操，商业、艺术和政治都顺手拈来举重若轻。他不做这个位置，不是他的遗憾，而是中国电影产业的损失。1989年，他就拥抱了商业电影，《代号美洲豹》是积极的尝试。在与赵本山未能《幸福时光》之后，张艺谋以《英雄》重装归来。即便是在李安《卧虎藏龙》的启示下，即便故事结尾引发的“政治上不正确”的指责，即便那一群大明星们其实没有发挥多少演技，但是电影在商业上确实非常的成功，至今都未被打破。

　　《英雄》对于中国电影工业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必须要大书特书的。中国电影进入上行轨道，最重要的两大推动器就是张艺谋和冯小刚，但是论及出口及海外影响力，则绝对是张艺谋做老大，也直接导致绝大多数香港电影导演都来内地淘金，终于在事实上将香港电影纳入中国电影之中。老谋子在中央和地方都有着特别的宏大政治叙事和风情民间拓展的能力，再加上他善于在不同的场合说话，因此张艺谋语录很是需要再三回味。对上，对下，他说得还是比较中听，有实际作用。

　　1999年

　　艺术性和商业性确实是个老问题，我觉得这是大家永远讨论的话题，我的看法是必须结合，如果不结合，单纯地从一方面，都不行，因为今天观众的口味提高了。

　　我当然希望不断地改变戏路，但是改变也很有限，总希望能给观众一点意外和惊喜。尽量让自己显得年轻一点吧。

　　2000年

　　拍贺岁片，就是一个名，也就是在年底上市。一窝蜂，就没有意思了，大家挤在一起没意思，我再一挤就更没有意思了。

　　（我的电影）也有一些很失败的例子，比如《代号美洲豹》，是彻底失败，《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则是部分失败。”

　　2001年

　　这是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整个申奥过程大概要用够拍几十部影片的素材，所以我们等于有几十部电影要拍。

　　拍《英雄》与拍我以往的电影有些不一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与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这些港台演员合作，而且是一部商业片，感觉是又累又有点新鲜。不过我对自己和李连杰他们在拍戏中的沟通与合作还是感觉挺满意的，大家都很敬业、而且专业，这种感觉很好。

　　2002年

　　《英雄》一开机就下雨，他们说是有财，这是香港人的说法。

　　但凡人家招呼说需要你出个面，需要你坐在哪儿，我就去，他们反正把我搁在那儿，让我在那儿呆着，就造势吧。

　　我负责把萝卜种好。如果这个成本太高，我会按照卖萝卜的意思种；如果成本不高，我就想怎么种怎么种。原则上是这样子的。

　　你不能说，我艺术家坚持个性，我不理你们，那不行，如果成为一个大赔本，老板破产了，我呢，也没第二次了，没有这个商业信誉了。那你没有商业信誉的话，你这个电影的艺术是个空想。

　　我这次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学会了、深深地了解了为投资人负责的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投资人和导演就是一对搭档，这对搭档就是两条腿走路，它就可以使你的创作活动继续进行。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地互相负责任地往前走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游戏规则就慢慢形成了。

　　你不知道在深圳那几天紧张极了，我相信因为一公布说我们在深圳公演一星期，北京的盗版贩子已经订货了。

　　2003年

　　文化是小康之后老百姓才去想的事儿。

　　2004年

　　我希望下次做类型片的时候能做得更好。如果每个人的动作就是他本人，完全和他的身份和设定的东西相符合，这是难度最高的，这需要在剧本里就给人物预留出一定的空间，这个可能更复杂，我们这次做了这样的尝试，我觉得比《英雄》好。

　　2005年

　　《千里走单骑》非常有可能在这种文艺类型的电影中有一个好的票房。

　　2006年

　　我看电影也是先看商业片，是个人喜好，先看热闹的。我也是我觉得就像一个普通观众一样，所以这种看热闹，看大片，看这种话题制作的这种心态，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很能理解普通观众对这种东西的看法。

　　尽管宁浩是从西方的一些电影中，受到一些启发，得到一些方向。但是我觉得他本土化的非常好，他结合自己的特点，自己对这个地域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国情、民情的认识，我觉得《疯狂的石头》做的很好。

　　2007年

　　艺术创作如果没有个性就死了，奥运会开幕式表演是艰难的艺术创作，需要坚持艺术个性。

　　2008年

　　武侠要搁一下了。我不会马上拍一个武侠动作片了，之前已经连续拍了三部了，等以后有新的认识再说。

　　2009年

　　中国拍摄的时装片、文艺片已经很好看了，但在外国人眼里还是不那么出色，唯独古装动作片吸引人。我们不要去抱怨，只能适应这个现状。古装动作片是我们的优势，这一类型要拍好。如果年年出垃圾片，5年后人家就会忘记你，没有了后浪推前浪，大家全都死在沙滩上。所以我们要先守住这块武侠片的阵地，再去考虑扩大其他领地，这点切莫着急。中国电影要想快速发展，就应该选择最直接的渠道。

　　我们是赞同电影分级，分级只是一个手段，不意味着分级就允许某种事情出现。因为国外电影都有一种分级审查制度，不意味着要放纵不好的现象，它只是界定某种受众群。就像产品都有不同的受众群一样。所以，我是赞成分级制度。

　　（巩俐入新加坡籍）我觉得都是他们个人的事情，我不便发表评论。我自己是把美国绿卡早就退下来了，因为我现在在中国发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