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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对韩寒作品没共鸣 自嘲文学处女作烂(图)

《二十四城记》

  《贾想》《二十四城记》——近日,导演贾樟柯一连推出两本书。前者是他多年来的随笔合集;后者中,他把自己拍摄《二十四城记》时,采访到但没拍出来的人物记录下来。读他的文字,你会感受到一个不同于他的电影的贾樟柯——一个至今坚持写作的文学青年,一个酷爱文学的读者,一个想在电影中尽量靠近传统写作的电影人。在单向街书店,贾樟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书店的一场活动刚散,周围有些嘈杂,但这丝毫没影响贾樟柯的兴致。
一根香烟,一杯香茶,贾樟柯从自己的少年时代娓娓道来。

  我的文学创作

  文学是表达的出口

  即使没看过贾樟柯电影的人也知道他是个导演,而对他稍有了解的人,还知道他曾学过美术。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他从少年时代起酷爱文学。

  回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贾樟柯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很火热,很多小说都能形成公共话题和社会热点,他理所当然地被裹挟其中。另外,跟他的成长环境也有关系,“县城提供给我对农村和城市的不同认识,种种感受累积起来,就有了表达的愿望,而这种表达需要一个出口。县城资源有限,不可能去学音乐什么的,文学就变成最便捷的表达方式。”

  高中时曾是“诗人”

  写诗是很多人青春萌动时的选择,贾樟柯也不例外。少年时代的他,曾是个“诗人”。“高中时,有一天下午刮沙尘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反正老师没来上课,一帮男学生无所事事,有人提议说"我们成立个诗社吧"。我说既然今天有沙尘暴,我们就属于"沙派"吧。而且,大家说写就写,现场作诗。”

  贾樟柯说,当时是孩子的游戏,后来越写越认真,大家还“出版”了两本诗集:借用各种家庭资源,有人刻蜡版、有人画画、有人印刷……有个同学家是开照相馆的,负责裁切装订。“出版”的诗集不仅送给本班和邻班的同学,还送给了老师。贾樟柯那时的阅读很混乱,“读北岛、舒婷、顾城的诗歌,也看席慕容、汪国真的,甚至还有很多手抄的。写的诗歌内容也不过就是一些对爱情的萌动和对青春的想象。”

  文学处女作“很烂”

  高中毕业后,贾樟柯没考上大学,父亲逼他学美术,继续考大学。学美术时,贾樟柯住在老乡家,有大把时间,寂寞的夜晚,他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开始写小说。

  十六七岁时,贾樟柯在《山西文学》发表了处女作《太阳挂在树杈上》。记者细问时,他笑着说:“可别看,很烂。”对自己20多年前的作品,他总结为“中学生的反叛”,“比如会思考对学生而言,高考是否是惟一的出路。”当然,也少不了青春期的爱情故事。

  贾樟柯说,自己那时写小说跳跃性很大,进步也很大。“《太阳挂在树杈上》还是青春路子,接下来写的中篇小说《最边缘》是半纪实的。现在想想很神奇,那时我才21岁,怎么会有"最边缘"这个词?”此后,他还写过意识流的,讲仓库的故事,没有情节,写的是孤独感。

  贾樟柯一直进行着自己的小说创作,直至21岁,他才喜欢上电影。

  阅读中国文学

  写作让人保持精致化

  虽然贾樟柯喜欢上电影,但写作并没有停止,因为时间的缘故,主要以随笔为主。他说,写作和拍电影互相不能取代,“电影也是自我表达的方式,但文字是一种习惯,整理自己的感情和思路时,仅靠冥想是不够的。”

  在贾樟柯看来,保持阅读与写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律师也好、官员也好、司机也好……如果你有阅读的习惯和写作的习惯,能保持内心的精致化。”他说,之所以含蓄在当下很难被人接受,是因为读者本身的精致化在下降,“比如沈从文小说中含蓄微妙的情感,如果是精致化的人就能呼应。”

  对韩寒的作品没共鸣

  眼下,贾樟柯最常看的是历史图书,比如清朝时期国外传教士、汉学家写的亲历记等,“从另一个文化过来的人,观察中国会有独特观点,而我们身在其中容易浑然不知。”

  小说是贾樟柯阅读的另一个重点,“我会"跟踪"一些作家,比如韩东、朱文。”

  他认为这两位作家与他关心的东西、态度都比较接近,“我一直难忘韩东的《在码头》,这个小说非常自由、自然。”他认为,韩东和朱文有很好的文字,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写的都不是文艺腔很重的文字。

  韩寒、郭敬明的作品,贾樟柯也看过,“我姐的孩子买好多韩寒的书,我也跟着翻一翻,但共鸣不大。不是说他们的小说不好,是我的主体有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他们写得很优秀,但我的青春已经过了。”

  要有判断力承认新作品

  贾樟柯说,以前他阅读的作品与土地有直接联系,与中国基层生存有很大关联。比如《人生》《老井》,能直接看到自己的生活。而现在,他说文学的现代感在改善,同时因为追求语言的现代化,内容也有了抽象的东西。对这种变化,他认为需要读者去追随,要打开局限,进入到另外一种语言的乐趣。

  贾樟柯的电影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状态,而当下很多作家被批评作品脱离生活。对此,贾樟柯说,“我们心中总是有一群"文学英雄",我们希望他们适应时代变化,希望他们在每个时代都有旺盛创作力。问题是,他们也需要调整,也有创作低谷。所以,有没有判断力去承认新的文学、新的作品,是这个时代有价值的工作。这方面我们一直非常保守。”

  电影与文学

  写了几十部只拍了一部

  拍电影10年,贾樟柯写了几十部剧本或完整大纲。但他说,自己只拍出来一部,就是《站台》。他拍摄的其他电影都是即兴的,“所以,虽然我拍了10年电影,但我觉得才刚开始,因为10年里只有一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有准备的。”之所以拍摄了那么多即兴电影,他解释说,这10年来,中国剧烈地飞快转型,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被现实吸引过去,因此就一直追随它拍摄。

  虽然很多故事,贾樟柯以剧本或大纲的形式写出来,但他说自己对文字要求很高,“虽然是剧本,但我注重文学性,注重语言的锤炼。比如我会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自己要拍出来的光线,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想法清晰化。甚至剧本的阅读节奏,都是我在意的。”

  不排斥与别人合写剧本

  贾樟柯的电影,除了《二十四城记》,全部都是他自己独自担任编剧。他说自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我每部电影都希望来自自身的感受,或者是自己某一个灵感到来的时候拍摄出来的。不管是大树还是歪脖子树,我希望是从我内心长出来的。”他说,电影虽然是工业化的艺术,但在一部电影产生的过程中他想尽量地靠近传统写作,“就像靠近写一首诗或者作一个曲一样,是来自于个人直接的经验感受。”

  不过,贾樟柯表示,这并不表示他排斥和别人合作,比如《二十四城记》,就是他和翟永明一起担任编剧,“我们首先是交谈的对手,在交谈辩论、互相说服的过程中,我对故事或题材本身越来越清晰化。而且,这是部偏女性色彩的片子,它提供出来的微妙是我想不到的。比如剧中陈冲扮演的厂花的一句台词,"以前我是标准件,现在我也不是报废件"就是翟永明提供的。”

  很多人对好文学没判断

  在中国电影领域,文本本身不受重视。贾樟柯说,好莱坞的编剧系统在中国受到追捧,“的确,在好莱坞大家是分工合作,建立起一条流水线,故事是一个人写,对白是一个人写。但这样的分工代替不了关键环节——原创力,每个流水线的环节背后都是有原创力的,与我们写小说没有区别。”

  他指出,在中国的分工合作不是原发性的,不是有感情的写作,“我们是配方制的。比如某几个人想拍一部赚钱电影,感觉最近山寨片很火,那么几个人列举几个山寨元素,完全是迎合市场的配方写作方法。在好莱坞,成功的商业电影背后都是带有高度感情的原创性写作。”

  贾樟柯说,在中国常常有导演拍不好电影就埋怨文学不好,“严肃文学现在是有衰微的迹象,但并不是没有好的东西,是很多人没有判断力。”
(责任编辑: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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