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沈阳成封面红人：《三联生活周刊》封面

　　三联生活周刊：春晚是非争论，如何为人民娱乐

　　通过一块荧屏，我们渴望在一台国家级春节晚会上看到些什么？这件事越来越没那么要紧了。

　　而在央视春晚上付出种种努力的编导们，也不一定那么在乎我们的琐碎愿望。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不看，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理由是，它曾经符合我们的愿望，而今它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有文化学者为春晚辩护说：“观众的心态需要调整，你就应该把春晚当成一个伴随的伙伴，而不能觉得这个年就靠它过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就会很失落。”

　　其实没有人真正为一台春晚感到失落。但春晚形成的一种制度，使除夕娱乐晚会的控制权变得特殊而集中，它使娱乐变质。

　　◎志余

　　在央视春晚的26年历史上，1985年的春晚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这台晚会的结果是巨大的失败，为此，当时晚会的总导演黄一鹤以非党员身份参加了半个月的党组会，接受各方批评，至今说起仍泪眼盈盈。黄一鹤当时是央视文艺部的导演，在这之前已经成功地导演了1983、1984年两次春晚。1985年春晚之所以要搬到体育馆，在黄一鹤的心路历程中有两个清晰的标记——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阅兵和洛杉矶奥运会壮观的开幕式鼓舞了他的激情，两个活动都是大场面，而洛杉矶奥运会又让他看到了大场面和轻松娱乐趣味相融会的创作空间。结果，在他们当时的技术手段下，这个空间变得昏暗沉重、杂乱无章。这一年3月2日的《新闻联播》中，央视向全国观众道歉。

　　在有了录像技术之后春晚一直做录播，直播春晚始自1983年。流行的记忆把春晚的历史起点定格在1983年。黄一鹤告诉我：“其实在这之前，除了‘文革’期间停播，从1958年央视成立，一直有春节晚会。1978年中央台复播当年就恢复了春晚，年年在做，规模不一，但一直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影响。”当然很物质的原因是电视的普及度有限，节目中大量的政治化内容也难应和春节的氛围。导演通常是文艺部的导演轮流做。

　　这时候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充溢着种种新鲜气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明确承诺了一种历史转变。1983这一年轮到黄一鹤做导演，他首开直播的先河，晚会设主持人也从这一年开始。为了制造一个联欢会的气氛，他把节目和现场设计为一个整体，这就要求有一个主持人，代替以往的报幕员。虽然晚会有提纲台本，有预先设计，而因为要直播，观众的电话点播等不可预设的环节，将出现很多需要即兴和应变的关节，或有哪个演员把词儿说差了，也得通过这个主持人找回来。这是播音员无法完成的，所以他请来马季做主持人。处在批判中的《乡恋》在观众轰炸式的点播中播出，王景愚的哑剧《吃鸡》也开创了脱离政治的纯娱乐小品的先例。

　　1984年，黄一鹤连任春晚导演，这一年的春晚又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开始筹备的。一场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没结束，以邓丽君的歌曲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文化，在这个运动中是被禁的。同时，中国与英国正在进行香港回归的一轮轮谈判，一国两制的方案也已经提出。黄一鹤在这个敏感而微妙的关口申请由台湾艺人黄阿原、陈思思，香港艺人奚秀兰、歌手张明敏参加春晚。关于黄阿原做主持人的申请持续了半年，直到腊月二十七才获批准。连续两年的高收视率为央视春晚赢得了雄霸除夕一晚的绝对优势。

　　黄一鹤对此很是自豪，他告诉我：“那时候，沿海省市的电视台都有自己的春晚，北京电视台也录制了春晚。1983年的时候，北京台台长还说跟我们打擂台，但是在除夕夜，连他们的播放人员一边播一边都在看中央台的春晚。”他记得当时领导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要争取做到让观众不换台。

　　后来，观众也不用换台了。黄一鹤说：“大概是1986年以后，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有了指示，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制播同类的晚会节目。”其中原委与两届成功一届惨败的经验有深刻的关联，前两届春晚的巨大影响力大概远远超出了一台晚会所预期承担的责任，影响力越大，有效掌控的力量随之增长，而1985年的失败所招致的民愤更加深了对失控的担忧。

　　从此，央视春晚形成制度性垄断，优势变质为强势。

　　本来各地春晚如同文化“庙会”一样，央视春晚是“庙会”之一，而且是最好的，人气最旺。20年后，除夕之夜，当我们拿着遥控器轮番转台，则好像遇到了如来佛手掌，总是看到不同的电视台转播着同一台晚会时，“庙会”就成了殿堂。

　　而“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除夕之夜，一般人是不想去殿堂的。

　　在垄断的强势中，安全、稳妥必定会压倒创新、娱乐，唯一的选择是不出错，经不起包含任何控制之外的轻松快意、即兴真情。规划、设计越来越精心，节目选择和策划越来越神秘，审查也变得越来越细致。而1987年春晚的总导演邓在军曾说，那时节目基本由导演定，她定了的节目很少被毙，不会像现在这样反复修改。黄一鹤说：“1983年，刘晓庆在晚会现场表达对父母的想念之情完全不是出自台本，她只是事先有这个申请，导演组批准了。那一年现场直播临时发挥的内容大约占40%左右。多数歌曲都不是为春晚定制的，语言类也不是按晚会的主题定制的，就是要有意思的节目而已。”

　　为什么越精心反而越少共鸣？“全家围炉守岁、只看春晚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不是春晚的悲哀，而是一个国家文化多元发展的必然。”今年春晚导演郎昆为春晚处境的如此维护不无道理。在前10年的春晚时，娱乐业还没有真正形成，娱乐活动相对匮乏。但有一点不能无视的是，早期的春晚与时代气息的一致，与民情的相通，与春节生活的合拍。即使在娱乐多元的当代，新的社会理想也能带来新的创造精神。

　　到了2004年，北京、西安等地有些媒体曾传出“春晚央视不再包办”的消息说，2005年将会采取新的市场运作方式，节目从创作到排练完全由公司单独运作，央视只负责最后的审查。但这个消息立即就被央视否认，央视有关负责人很不屑地批评这个消息的编造者“根本不明白央视春晚的性质”。央视春晚的性质是什么？“央视春晚要表达央视的主流文化意志，而不是全国好看的节目的大杂烩。”

　　近于官则高调，春晚为观众增添喜庆气氛的原始义务替代为代表观众表演快乐的权力，由权力表演出的快乐必定高调而空洞如《今儿真高兴》这样的歌。这首歌1995年登上春节晚会的舞台，也许可以算做春晚的一个坎儿，从此以后，为春晚定制的类似歌舞越来越多。而同时期娱乐业的兴起更衬托出春晚的乏力和虚妄，只能越来越依赖声、光、电多媒体技术，或扩大规模，从600平方米的演播厅开始的春晚，经过1000平方米，扩大到在近3000平方米的大厅里上演千军万马的祥和仪式。不需论证，纯娱乐如《吃鸡》、《吃面条》之类的节目没有了，讽刺如《开会迷》、《电梯奇遇》、《着急》之类的相声更不符合祥和仪式的严格规范。

　　在这样的仪式中，晚会与观众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被不讲道理地颠倒了，背离了春节祈福求祥的生活传统，在视觉上的铺张狂暴也背离了时代的进步思潮。它企图在道德和情感上领导人民的节目挑选方式则背离了国家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