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30年：在细处描绘当下生活的理想主义者

　　舞台是时空的浓缩。

　　17年前，《留守女士》的演出盛况拉开了上世纪90年代都市话剧的序幕。出国潮、股票热、婚姻问题，种种社会大背景中的热点都在剧场的聚光灯下被高光打亮。

　　剧场是人的集合。

　　除了职业剧团和专业演员，现代人剧社、真汉咖啡剧场、下河迷仓，剧场成为一批批理想主义者的舞台。

　　唐俊乔

　　笛子演奏家

　　三十年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后来实现了没有？

　　三十年前我6岁，刚从父亲手中接过笛子，希望能像父亲一样以笛为生。现在愿望完全实现了。

　　现在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除了把中国音乐带到全世界外，还想要带出一批学生继续这个事业。　　

　　说一下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和一部电影。

　　书是《荆棘鸟》，电影是中国第一部音乐电影《百花争艳》——由中国最棒的演奏家组成的一支中国艺术团，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等出演了这部电影。当时，特别仰慕他们所有人，对我的激励很大。

　　这三十年，除了时间，你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从10多岁的好强到今天内心的沉静，突然发现，从事艺术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而不是要得到什么，也就是说，在艺术体悟上更成熟了。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所有我该做的都做了，没有遗憾。

　　现在生活节奏完全变了，你喜欢快还是慢？

　　曾经喜欢快，现在慢一点也好，更能享受人生。

　　你喜欢你现在的职业吗？

　　不只是喜欢，而是爱。

　　对你居住的城市有什么要求？

　　上海是第二故乡，希望它的文化氛围能跟上经济步伐。

　　爱情、友情、亲情在你的生活中各自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三足鼎立。

　　如果让你感恩，你最想感谢谁？

　　感谢我先生。 他曾说过：“成功的贤妻良母有很多，但成功的女艺术家很少，所以我全力支持你。”

1991 “留守女士”现象

　　亲历者：吕凉

　　很多人至今仍然记得1991年的“留守女士”热。当年这出以“出国热”为背景的沙龙话剧《留守女士》在上海悄然上演，最后却在当时并不景气的话剧市场创下了连演300场的纪录，并产生了“《留守女士》现象”。而当年因为该剧获得梅花奖、如今担任着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的吕凉回忆起当年的盛况，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在上海首演是5月份，穿春秋装。我们先是连续演了168场，场场爆满，一直演到换装，换成冬装，改穿毛衣。那个戏火到买票都要托人、走后门，这从来没听说过，只有买火车票、飞机票要托人。反正我记得，当时如果有人托我要票，就算拿到票，也要等到一个月以后才能有空位来看。”

　　吕凉回忆说，最夸张的一次是1993年底到北京的中戏剧场演出，本来计划在北京演两场。结果第二天晚上就来了两场的人，因为是小剧场，观众都挤到了位子前面的表演区，演员都没有立足之地。导演俞洛生只好和观众说，谢谢同志们，风格高的同志请让一让，等两个小时，我们后面再加演一场。于是两个小时后，剧组又临时加演了一场。

　　《留守女士》之所以在当年如此火爆，最重要的是因为触及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出国潮”。剧中描写一群都市中留守女士、男士们充满困惑的留守生活和情感体验，展示了“出国潮”带给人们情感上的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价值上的失衡。剧中主人公乃川和子东皆因配偶一方出国，过起了孤独寂寞的“留”“守”生活。相似的处境使两人走到了一起，成为留守期间的“合同情人”，他们在感情上相互填补着对方的“空白”，在生活上彼此帮助，等待着合同期的结束。然而当子东的留守生活真正结束，即将远赴美国的时候，乃川却怀上了他的孩子，随之而来的，却是两人情感上的更加失落和迷茫。

　　《留守女士》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小剧场作品，而在当时，小剧场戏剧基本还都是实验探索性的，这种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品非常之少。而这个戏更是在特定的时代深切地唤起了具有某种社会性的共鸣。余秋雨就评价这部作品“真实地触及了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痛痒处”。吕凉说，自己当年虽然没有刻意去找一些留守人士交流，但是现实情况是，自己身边的留守人士比比皆是，同事朋友、邻居家人，即使没有经受，也会听到谈论。而女主角奚美娟当时就是留守女士。吕凉甚至还记得，当时曾有人和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你们剧组能开一个“留守酒吧”，一定生意更火爆。

　　《留守女士》的热潮，同时也拉开了上世纪90年代都市话剧的序幕。此后，这类关注现实题材的话剧不断涌现，《大西洋电话》、《美国来的妻子》、《陪读夫人》等围绕“出国热”的话剧相继推出；赵化南的“股票三部曲”则关注“股票热”背后带给人们的思索；费明的《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以经济大潮背后离婚现象增多为背景，展示婚姻危机的根源，引发人们对婚姻问题的思索等等。而到了《留守女士》问世17年后的今天，已经有人向当年的编剧乐美勤建言，可以写一部《归来女士》了。

1986 上轻艰难成立 靡靡之音获认可

　　亲历者：朱逢博

　　1986年，上海轻音乐团在一片争议声中成立了。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轻音乐团。今天看来，轻歌曼舞的轻音乐已经是最通俗的文娱样式。在当年，轻音乐团的成立前后，却面临着一场遍及全社会的大讨论。而这场讨论中不得不提的主角，正是上海轻音乐团的首任团长、著名的歌唱家朱逢博。

　　上世纪80年代初，朱逢博和李谷一被称为“南朱北李”，以两人为代表的一批音乐人，在当时开创了一代歌风。朱逢博那些脍炙人口的《美丽心灵》、《弯弯的小路》，都是“文革”结束后人们第一次听到主旋律以外的，用轻音乐形式抒发个人感情的歌曲。然而，朱逢博的这些歌曲虽然风靡一时，却仍然被少数人称为靡靡之音。

　　很多年后，当时因为一曲《乡恋》成为众矢之的的李谷一回忆当年的情形时回忆说，自己那时候很坚定地支持着朱逢博：“跟我同时代的歌手里，我就觉得朱逢博唱得很好，她唱的《白毛女》没有人比得上，感情多真啊，在有一次音乐家协会会议上，我就公开说，谁敢说朱逢博不好？！”

　　在历史滚滚向前的洪流中，朱逢博的“靡靡之音”经无数人传唱，最终被得到了认可。她一手创建的上海轻音乐团，因为有朱逢博这个响彻中华大地的名字，在全国范围都享誉多年。

1994 王志文走进现代人剧社“过把瘾”

　　亲历者 张余

　　“文革”之后，戏剧始终是政府提供“给养”的领域，国家院团之外，罕有民间戏剧挺身尝试。直至上世纪90年代，民间戏剧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活跃起来。作为上海文化局审核批准组建的第一家以制作人为中心的实验性剧团，1993年成立的现代人剧社，无疑是一面旗帜，而且，几乎是15年来唯一不倒的一面旗帜。

　　现代人剧社的负责人一直以来都是张余，戏剧圈的人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瘦削的身材，推着一辆自行车，眼镜背后的大眼睛总是在不停琢磨着事情，对人始终是平和随意的样子。现代人剧社成立的时候，张余的社会身份还是上海艺术研究所话剧史研究组的成员，一个研究员投身民间剧社，当时几乎很少有人看好，因为在此之前，倒下去的民间剧社太多了，坚持下来的又太少了。然而，事后的一切证明，大家都错了。

　　1994年，经过一年准备的现代人剧社正式开张排戏。这一年，张余就一连推出了三台大戏。一台是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话剧《上海往事——红玫瑰》，一台是与台湾屏风表演班合作的后现代戏剧《莎姆雷特》，一台是小剧场话剧《楼上的玛金》。三部戏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当年的上海演出市场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立马显示出现代人剧社与国家剧团截然不同的运作思路。

　　《上海往事》的编剧和制作人是当时“上海文化艺术报”的主笔曹小磊，导演尹铸胜是上海人艺的青年演员，而主演阵容中，梅子、吕梁、吴越和徐峥，在当时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张余在此剧演出时还破天荒地实行了“先看戏后买票”的险招来扩大影响。而《莎姆雷特》也是很前卫地尝试了与台湾剧团的合作。

　　当然，在三个戏中，当时反响最大的应该算是《楼上的玛金》。这个戏是沉寂了几年的张献创作出的新剧本，剧中的几个角色包括夜总会女郎、单身白领、个体出租车司机以及“台巴子”，讲述了几个人在爱情和情感方面的纠葛，并且反映了台湾商人与期货的故事。张余在今天总结这个戏的意义时，几乎列出了一长串的单子。“《楼上的玛金》不管在哪个方面，都可以算一部转型之作。一是首次将小剧场话剧由先锋前卫转向市场化；二是首次将话剧票价翻了倍，由长期的30元上升到了50元，并保持了近八年，真正走向了观众自己掏钱买票，要知道，在此之前，话剧长期都是定向戏，由企业包场或发红头文件包场；三是首部完全靠票房维持运营的民间话剧。”

　　不过，在张余看来，这部话剧最大的意义和特点，应该算是开了影视明星出演话剧的先河。在剧中主演“台巴子”的正是当年刚刚因为电视剧《过把瘾》红透大江南北的王志文。欣然入伙的王志文还拉来了好友刘威。张余说，当年王志文去请刘威时说，演话剧报酬很低，刘威却立马回答：不要向人家提待遇，哥们在一起为的是志同道合。

　　请来明星演话剧，会引领大批粉丝走进剧场，既确保了票房收入，也拓宽了话剧观众群体。这在今天早已是司空见惯甚至泛滥成灾的现象，在当年却是吃螃蟹的创举。作为首开先河的人物，张余既显示了一个民间剧社“老板”的精明和智慧，也赋予了民间剧社更为灵活的体制。

　　被问及王志文当年的报酬是多少时，张余说：“很低，可以说王志文因为出来排话剧而交给中戏的合同费，比我们给他的报酬都要高。那时话剧低谷，没有影视明星来话剧舞台，王志文和刘威的加盟，可以算得上纯粹是喜欢话剧艺术‘过把瘾’了。”

　　虽然不提报酬，王志文的票房号召力却势不可挡，《楼上的玛金》因为王志文的加盟而一票难求，上海的追星族就如同过节日一般，有人甚至创下了连看四场的观摩纪录，把一个月的工资用尽。更有甚者，坐了第一排还举着望远镜。张余回忆说，这台话剧当年演了21场，场场爆满加座，由于当时话剧市场很小，不像现在晚上可以同时有七八台话剧出现，所以同期其他话剧就自动停演了。

　　不过，《楼上的玛金》在火爆的同时，也遭遇了不小的尴尬，“友情跨界”的王志文当时最大的希望是，新闻媒体要广泛报道这次演出。但最后的情况是，因为这个戏的题材超前，不仅讲述了期货商人和夜总会小姐，还涉及了一些性的内容，非但媒体不能报道，而且还在中途被禁演了，没有演完预定的场次就提前结束。“现在想想，其实这个戏谈及性问题的时候丝毫没有露骨，我们只是把‘蔚兰夜话’里谈性的内容在戏里重播了，那时还没有‘相伴到黎明’，‘蔚兰夜话’是个很有影响的直播节目，首次在夜间直播里谈到性。现在看看， 这个简直不是话题，放到如今也不可能会禁演了。”张余感叹道。

2003 上海首家民营剧场“真汉”

　　亲历者：王景国

　　2000年5月，在上海徐家汇肇嘉浜路上赫然出现了一家名为“真汉咖啡剧场”的私人剧场。虽然当时的大部分人不知“咖啡剧场”为何物，但是那块鲜红的招牌还是吸引了不少路人。然而只是匆匆的3年，2003年，当那个肇嘉浜路上的招牌被卸下时，真汉咖啡剧场的昙花一现才有了些让人感慨的悲伤意味。一手经营起这个剧场的王景国，在若干年后的今天重看往事，却是淡然的：“当年主要是受到政策的限制，现在口子放开了，总有一天我们要卷土重来。”

　　王景国向来是个喜欢自找麻烦的人，曾经在上海青话任舞美设计，曾经“千里走单骑”踩着自行车远赴敦煌旅行写生，曾经担任上海美术馆办公室主任颇有建树，甚至曾经远渡重洋去美国，在曼哈顿成为一名有自己品牌的独立设计师，每年能卖出200到300张的设计稿。可是，有了钱、车子和房子，王景国却总觉得少了什么。

　　1998年，回国探亲的王景国在好友张献的家庭派对上遇见了许多年不见的老友，志同道合的这群人顿时谈性大起，大家聊起纽约每天晚上有200多个戏剧在上演，为什么上海就不行？为什么上海没有国外那样的私人剧场和咖啡剧场？说到兴起，大家都纷纷劝说王景国投资戏剧，在上海把私人剧场搞起来。

　　1999年，王景国再次回国。当时他的一个朋友说：景国回来了，上海又要出“事”了。果不其然。王景国很快就和两个合伙人租下了肇嘉浜路一家三层楼的闲置厂房，一面申请注册，一面开工装潢，计划一楼开剧场，二、三楼做酒吧。2000年5月，“真汉咖啡剧场”的招牌被挂了起来，这块由红、黄、黑三色构成的广告牌在当时商铺林立的肇嘉浜路甚是醒目，而剧场内钢结构的设计和布置也很具前卫的艺术气息。

　　剧场开始运营后，王景国抛下了美国的公司，同担任艺术总监的张献和营运总监的李容，“三驾马车”一起上路了。而咖啡剧场这个在国外是个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国内却是个新鲜事物，从政府部门到普通观众，没有一个对它有明确的概念。更让王景国郁闷的是，公司组建时作过承诺的官员因工作需要卸任离去，演出证也成了泡影，“真汉”要演出，只能暂借别家的。

　　虽然一打头就命运多舛，但是“真汉”在最初的日子里，演出却颇为红火。《屋里的猫头鹰》、《目击情人》等剧相继推出，到了2001年，女性版的《等待戈多》、白领话剧《女人话题》、《和陌生男人喝酒》以及《我爱抬杠》四剧的相继热演，更是让“真汉”在沪上成为话剧观众的时尚聚会点。

　　然而，没过多久，“真汉”的热闹劲就过去了，只有短短3年不到，这个开上海私营剧场之先河的咖啡剧场就关门倒闭了。王景国解释说，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受到政策的限制，没有剧场经营证，只能打着酒吧的幌子经营剧场。原想用酒吧盈利养剧场，不想最后剧场红火不已，酒吧生意却没起色，真汉剧场最后不得不被酒吧业务拖死。

　　虽然王景国来时将几百万投进“真汉”，走时却背了一百多万的债务，但这位理想主义者谈起往事仍然是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模样。而他所说的卷土重来，如今已经在一个叫下河迷仓的地方实现了，尽管，这个免费提供给各种民间戏剧爱好者的仓库空间，和当年真汉咖啡剧场的经营性质已经大相径庭。但在王景国看来，他只是把商业和文化拆分了。收门票卖酒水的咖啡剧场是以文化作为方式，而下河迷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方式，两者，都是民间的剧场。

　　“文革”之后，戏剧始终是政府提供“给养”的领域，国家院团之外，罕有民间戏剧挺身尝试。直至上世纪90年代，民间戏剧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