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主持人”

　　诸多“第一次”

　　“我成了提前十几年使用录像设备的播音员。”

　　第一次新闻录播、第一次以新闻主播的身份出现在荧屏上、第一次使用提示器……赵忠祥身上有着诸多第一次。

　　中国电视正式使用录像手段是在1980年以后。之前的二十年里中国电视台并没有录像设备，所有节目包括新闻在内，都是直播。“当时我们只有一台黑白录像设备，而且它主要用于科研而非播出。”赵忠祥说。

　　1966年5月16日，那一天下达的“5•16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当时相关部门要求电视台全文播放这个通知。赵忠祥又是首当其冲：“当时的台长戴临风直接告诉我这条消息要我播，但稿子到我手里时距要求播出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当时形势很严峻，文件大概需要40分钟才能播完，如果直播，我有风险，台领导更有风险。于是台里调动了设备进行录播——这让我成了提前十几年使用录像设备的播音员。那也是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新闻播完后，很激动，因为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记得当时我还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的词来歌颂这个决定，但我没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来的波及面竟然那么大，几乎每个知识分子在十年动乱里都受到了错误对待，我也受到了波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开端，赵忠祥经历、参与报道了这个阶段，“且以后的生活工作得益于改革开放”。而且重要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电视事业、电视艺术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从技术角度来讲，第一个使用提示器的也是我。”说起另一个第一次，赵忠祥笑着说。

　　“当时那个提示器是我在1979年从美国带回来的。同时，第一个采用电视主持人工作方式的也是我。1979年我跟随小平同志访问美国，我们当时没有录像设备，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帮助我们，他们以克朗凯特的工作模式，即主持人播出的形式帮助我们完成了报道工作。”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主持人这个称谓和工种。改革开放让电视界突破了播音员的藩篱，造就了可以表达‘我’的看法和观点的‘主持人’。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应该感谢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会。”赵忠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