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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大鳄”邓建国期待东山再起 回顾沉浮人生

邓建国(右)在新疆考察

几经沉浮的邓建国感触良多

  从广东影视圈销声匿迹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邓建国最近以一则“状告央视盗播巨星公司出品的电视剧《格格要出嫁》”的新闻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这些年,邓建国去了哪里?目前他在忙些什么?他还会回来广东继续他的影视事业吗?近日,邓建国回了一趟广州,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这位当年在广东乃至全国大名鼎鼎的“影视大鳄”。

  如今现状

  蛰伏新疆等待东山再起

  “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才有意思。老做富翁不也很没劲吗?”

  几个月前,邓建国在新疆阿克苏市举行的电视剧《红色警戒线》开机仪式上宣布:“阿克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视剧今天起正式开拍。
”这个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许久的“影视大鳄”的行踪浮出水面。这些年,他在新疆阿克苏忙着盖影视城、拍电视剧、开演艺培训班———邓建国又回归影视圈了,不同的是,他不再是“大鳄”,而是一个为筹集资金四处奔走的“新人”。“从一个穷光蛋到富翁,再由富翁变成穷光蛋。现在我正努力从穷光蛋再做回富翁,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才有意思。老做富翁不也很没劲吗?”言谈间邓建国依然搞笑幽默。

  采访中,邓建国自述,他跟新疆结缘始于三年前他参与的新疆某企业家策划研究会的演讲,那次会议之后,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人包括阿克苏市委书记极力邀请他到阿克苏发展。当地政府给了邓建国非常优厚的政策条件:“先是无偿提供了7000多亩土地,盖影视城;然后又给了500万元启动资金;这几年,他们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不遗余力地支持我。”2006年,邓建国低调地与阿克苏地区签下兴建“新疆阿克苏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城”的协议。2007年,总投资预计达15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号称目前中国最大的阿克苏影视城动工。2008年,邓建国在新疆大规模选秀,对选出的50名演员种子进行强化训练,并择优选一部分人作为影视基地的长期签约演员。

  邓建国不声不响地在新疆成立了“阿克苏巨星实业有限公司”、“成就邓建国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今年6月,邓建国在新疆的第一部电视剧《红色警戒线》正式开拍。明年,他还将拍摄《邻里乡亲》和《雪莲》两部剧。“现在的新疆就如同15年前的广东一样,政府是真的把我们这些外来人当成自己人,他们对文化的关爱和扶持让人温暖。”一向戏谑的邓建国在表达感恩之情时居然一脸凝重。

  曾经辉煌

  影视大鳄创造收视奇迹

  “我在人们不懂营销时展开了营销,在人们还没有品牌意识时塑造了品牌。”

  1996年,邓建国注册了广东巨星影业公司,第二年就创下贴片广告1.1亿元的惊人销售额。之后的几年间,邓建国投资拍摄了《我这一辈子》、《康熙微服私访记》、《怀玉公主》、《鸦片战争演义》、《刁蛮公主》、《风流才子纪晓岚》等三十多部影视作品,常常是拍一部火一部,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却常常赢牌,这个经常自称“没文化的农民”却陆续被多所高校聘请为客座教授。2000年,邓建国被中国新闻社《视点》杂志评为“影视界十大风云人物”之首,“这个奖项至少证明了一点,我是以一个独立影视人的身份站在市场的风口浪尖上,亏了是自己的钱,赚了是国家的荣誉。”

  伴随着事业的成功,邓建国又陆续接受了许多荣誉:2001年,邓建国赴香港接受了马耳他圣约翰爵士团向他授予的“爵士”勋章;2003年,邓建国当选25年“改革之星”,成为娱乐圈惟一入选者,当时的颁奖词是“以独到精明的眼光投拍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以一个放映员的成功激励了无数满怀激情创业的人”。邓建国是否有那么崇高的时代意义姑且不论,他在内地影视行业里做出的几个“第一”却是不可否认的:最早签约香港演员、制作人;最早签约韩国演员;第一个和电视台提出“风险合同”这一概念,并对电视台承诺“收视率不到20%可全免费”;第一个在美国洛杉矶成立“好莱坞中国巨星电影公司”。回望往日辉煌,邓建国倒显得轻描淡写:“我只是在人们不懂营销时展开了营销,在人们还没有品牌意识时塑造了品牌。”

  事业成功的同时,邓建国也招来了不少非议,人们给了他一个“炒作大王”的称号。他的许多非常规宣传手段获益匪浅,但一度引起了舆论的反感。“说我通过炒作也好、不用正常途径也罢,其实我做这些的最终目的是———不断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投资影视是赚钱的,这样无形中将外界资金引入影视行业来拉动整个文化产业。炒作是个中性词,我的炒作从来不以伤害他人为基础。”

  经商坎坷

  退出影坛投身商海沉浮

  “没有赚到钱,但也没有亏多少,就是浪费了时间。”

  2002年,中央电视台《聊天》播出《活宝邓建国》节目,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而就在同一年,邓建国却宣布退出影视圈,并闯入酒业参与伟哥酒、赤水河酒经营,随后又开起了“大碗大”香辣蟹饭店。邓建国对从商动机的解释很简单,就是“及时地发觉到影视行业不容乐观,为找个谋生之道而从商”。但最后,无论是白酒还是饭店,其结局都是不了了之。回顾这段历史,邓建国对记者直言:“没有赚到钱,但也没有亏多少,就是浪费了时间。”

  邓建国先是以分成的方式帮人代言“伟哥酒”,酒的名称虽响亮,但尚未面世就已“阳痿”,产品压根就没问世;接着自己经营赤水河酒又让邓建国伤心了一把:“做酒我是彻底失去信心了。最开始运作还挺成功,头三个月就签下了大批订单。”依靠名人效应,邓建国进军酒业最初一路凯歌。但是,一年多之后,炒得轰轰烈烈的邓建国突然宣布退出经营赤水河,“至今我的经销商都没有弄明白,当年邓建国是怎么突然一下说不做就不做了的。”邓建国说起这一段历史,还显得懊恼不已:“当时没经验,没有商标意识。这个酒做到三个多月时,商标被人抢注了,谈判的结果是酒的生产大受抢注商的干涉。生产权在别人手上,酒的品质就很没保障了,所以最后下决心放弃。”他说,当时自己不懂得商标法,也缺乏专业人士辅助,“当时要是有人提醒一下,干脆换个名字,重新包装,局面就大不一样了。”

  而香辣蟹饭店则输得有点不明不白。“每天吃饭都有很多人,营业额很可观,可是一算账,欠了供销商很多钱,一年亏100多万元,所以也只好停掉。”邓建国将失败原因归结于“内部管理问题,缺乏专业管理人士”。“影视为什么成功?因为我们有专业团队,也有张国立这样的专业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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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息影

  巅峰时期突然金盆洗手

  “垄断是影视业倒退的罪魁祸首!”

  纵观邓建国的“三起三落”,记者始终有一个疑问,为何邓建国会选在2002年事业高峰期突然退出影视界?为何自那一年之后,众多民营影视公司如中魔咒般纷纷没落?对此,邓建国一言以蔽之:“2002年是我的转型,也是影视界的转型,因为那一年电视台正式形成了统一购片联合体,也就是地域性垄断出台了。这是这些年影视界最大的倒退。”

  统一购片究竟有多大威力,邓建国举例说,“拿北京为例,北京有三个台,上海有四个台,也就是说仅在北京、上海我就有七个售片点。由于各台之间存在竞争,他们往往在没有开拍之前就付预付款,所以我一点都不愁销路,拍片的热情度也很高。那时候我的成功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开放的市场给了我们机会。”然而,一旦同一个地区各个电视台成为购片联合体,邓建国等影视制作人就从“面对几个竞相讨好的买家变成面对一个牛气冲天的买家”,“独家生意真的很难做。当时我卖《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五部时签的那个合同简直就是霸王条款:首先,你的买家只有一个,不卖拉倒;其次,买片价钱不写明,以前我们在北京卖片大概是六万到八万一集,人家还抢着要,但从2002年开始,顶多给两万;第三,不写明付款时间。他们很了解民营影视公司的心理,一部电视剧盈利的主要目标市场就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如果这些地方堵死了,你就没生路。”

  除了赚钱越来越少,垄断还带来一个更要命的恶果,那就是电视台盗播剧集、拖欠制作公司款项:“现在电视台买片,款项长则可以拖四五年,短的拖两三年,至今我还被十几家电视台拖欠了好几百万元。以前只要有电视台拖欠款项,我们下次大可以不卖片给这个台,现在谁也不能得罪了,得罪一个人就是得罪一个市场。”

  最近邓建国因《格格要出嫁》被盗播要状告央视,他的内心一直很矛盾,“我不想得罪央视,告了央视之后,我是否还能卖片给央视?《康熙微服私访记》最火那段时间多少电视台都在盗播,但最后都私底下和解了。但我实在不想再做缩头乌龟了,这是属于我的权益,我为什么不能名正言顺地讨回来?”

  对“联合购片”这一体制,邓建国深恶痛绝:“当影视圈在生产这一环节就把血脉切断时,整个影视生态也就被破坏了,没有制作公司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你哪来的广告收益?统一购片其实就是影视行业的倒退,也是这个行业繁荣昌盛的最大障碍!”

  伤心离穗

  回归影坛却在广东受挫

  “ 今天的广州已经不是我昔日认识的广州了。”

  经商失意的邓建国,2004年曾忍不住寂寞重操旧业,那两年,他试图拍摄《俏黄蓉》、《星空》等影视剧,但最终这些剧集都未能成功面世。对此,邓建国只能收拾行李再度离开:“我真的不想离开广州,我对广州是很有感情的,1991年我带着1000元钱来广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广州人借了我500块钱让我生存了下来。改革开放初期广州的那种包容、对外来人士的接纳,勤劳吃苦的精神,不张扬的个性让我深爱广州。当年,流行音乐、电影、电视的摇篮都是在广东,我觉得我来对地方了。但是,今天的广州已经不是我昔日认识的广州了。”

  说起离穗细节,邓建国谈道:“一是广东审查机构的死板和官僚。广东影视审查机构某些人为因素给我制造了很多障碍。一部投资几百万的电影,因个别无伤大雅的镜头而被一些滥用职权的人抓来穷追猛打,最后导致影片流产,像《星空》被"枪毙"的理由居然是有一个"塑料枪"的镜头;而《俏黄蓉》则因出现了一个避孕套而被扼杀。这个官员的先生是写剧本的,她曾经兜售她先生的剧本,我没有接受,她就怀恨在心。二是广东有关部门对我们的扶持已大不如从前,几年了,不仅对文化创意产业不闻不问,税率还越来越高。比如我拍一部戏投资一千多万元,按比例我要交100万元的税,但以前有成本抵算,我卖不出去这个税也就相应减免。现在的状况是,那部戏我们一分钱没赚,但仍然要交100万元的税,拍戏成了赔钱的买卖,我们这些影视制作人也就不敢轻易拍戏了。”为此,邓建国曾试图绕开广东,到其他省份拍摄、审核,“在其他省份进展特别顺利,当地政府不仅免税,还给我经费补助,但没想到某官员仍能找到那个省份的审片机构,并扬言要告他们,最后这部作品也因此夭折。”

  邓建国认为浙江、新疆等地的影视发展环境倒显得无比宽松,“他们不仅鼓励影视制作者去当地发展,还送别墅、拨款补助,所以以前影视圈是以广东为中心,现在都分流到全国各地去了。”
(责任编辑: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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