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指挥家不仅是诗人 更是领导者(图)

　　阿姆斯特丹市人民的生活中有两件大事：阿贾克斯足球队的比赛、杨颂斯指挥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演出。11 月4日和5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11 月7日和8日在上海大剧院，杨颂斯将率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来华演出。出发前，杨颂斯接受了本报专访。

　　北京时间10 月1 日下午，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的执行经理杨·威廉·路特（JanWillemLoot）正在向我们介绍这座古老建筑的历史。说话间，一段美妙的旋律飘了进来。经理停了几秒，猛吸了一口气，特别陶醉地告诉我们，正在演奏的是音乐厅最好的管弦乐团，指挥就是马里斯·杨颂斯（MarissJansons）。

　　杨颂斯今年65岁，出生在拉脱维亚。他在2004年秋天成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是该乐团继威廉·凯斯、威廉·门格尔贝格、爱德华·范·贝努姆、伯纳德·海汀克、里卡多·夏伊之后的第六任首席指挥。同时，他还担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在最近的欧洲十大乐团评选中，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都榜上有名。杨颂斯被誉为“东方神话”，在上世纪70年代，他师从传奇指挥大师卡拉扬和穆拉文斯基，一边和前苏联当局周旋，一边在挪威奥斯陆爱乐乐团担任首席指挥，并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乐团训练成世界知名乐团。

　　貌似沉静的杨颂斯，指挥时却常有惊人之举。2006年，在全球现场直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临近尾声的《电话机》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他拿出手机，挂断后继续演奏，现场气氛被推向高潮；演奏第一首加演曲目时，他突然掏出一把“手枪”，在金色大厅里扣动扳机……他的诸多现场发挥，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杨颂斯对那天的排练不太满意，乐团为了当晚的演出反复练习着。7点半的演出，还不到7点，大厅里就挤满了人。路特说，当地人有两件大事，一是看阿贾克斯足球队比赛，二就是上皇家音乐厅聆听杨颂斯。

　　从拉脱维亚到维也纳、挪威，从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久经沙场”的杨颂斯对阿姆斯特丹的音乐氛围给予高度肯定。晚上的演出座无虚席。市长约伯·科恩（JobCohen）也带着瘫痪的妻子前来倾听。演出结束时，掌声响了很久，杨颂斯出来致意，却没有进行安可演出。

　　杨颂斯总是从一早就开始整天的排练，晚上开会，次日又是排练。10月24日，他刚结束了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120周年纪念演出。紧接着，11月4日和5日，他将率团来到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这是国家大剧院荷兰音乐周的重头戏。一起来的是市长约伯·科恩率领的访华代表团。11月7日和8日，他们还将移师上海大剧院。

　　中国媒体都希望在演出前能够采访到杨颂斯，不过习惯了媒体的大阵势的杨颂斯，说的都是些好话和套话。在10月25日的电话联访中，杨颂斯突然认出了一个女记者的声音，因为那个声音可以讲很好的英文。杨颂斯兴奋起来，采访气氛也好玩了不少。10月26日，在荷兰方面的安排下，本报记者再次独家电话采访了杨颂斯。

　　B=《外滩画报》

　　J= 马里斯·杨颂斯（Mariss Jansons）

　　全世界最与众不同的乐团

　　B：此次中国两地4 场演出的曲目是谁定的？

　　J：是我们自己定的。这是一套典型的巡演曲目。结束中国演出后，我们还要去日本。我们在日本比较有影响力，每一两年就要去一次。我们不想重复以往在日本演奏过的曲目，所以选曲特别小心。好在乐团的曲目范围很广。

　　B：为什么压轴演出是《图画展览会》和《圆舞曲》？

　　J：《圆舞曲》是法国音乐家拉威尔的作品。法国音乐很难演奏，要呈现特别的声响、独特的理解。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是少有的能够出色演绎法国音乐的乐团。我想让观众欣赏到最优美的法国音乐。

　　另外，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很有个性，极具俄罗斯风味。我们想通过演绎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音乐，展现我们作为全世界实力最强或是最与众不同的乐团的实力。

　　B：2005 年，你曾率领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在上海演出过，这次又要到上海。对上海有什么印象吗？

　　J：出国演出非常有趣，总可以见到不同的人和观众。我对上海的印象非常好。上海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上次，上海观众对音乐会的反应非常热烈。很多观众在音乐会结束后，找我在节目册和CD上签名。我感到音乐会对于他们来说是特殊、激动的时刻。我很高兴在音乐会上看到很多年轻观众。让年轻一代走近古典乐是非常重要的。

　　不在意自己究竟属于哪里

　　B：你和你的父亲阿尔维德·杨颂斯（Arvid Jansons）曾先后在列宁格勒爱乐乐团担任指挥。他对你的影响很大吗？

　　J：我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指挥，母亲是歌唱家。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3岁时，家里没有请保姆，我每天跟父母去剧院，看父亲在台上指挥，母亲在台上歌唱。对那个年纪的孩子而言，很难谈及梦想，但在潜意识里，我一直想做指挥家。6岁时，父亲教我小提琴。八九岁时，我明确地对父亲的专业——指挥产生了兴趣。于是父亲带我去看他的排练，教给我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和演出经验。十四五岁时，我跟别的老师学习，但还是经常去听父亲的排练和音乐会。当我正式成为指挥之后，父亲也来听我的排练和音乐会。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不管是在艺术上还是生活上，我们无话不谈。

　　B：你的“剧场童年”和普通孩子相比肯定很不一样。

　　J：我对剧场里的每一扇门、每一间房间、每一个员工都了如指掌。看歌剧、芭蕾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我完全沉浸在一个和外界不同的氛围里，好像我就住在那里，不是一个外来者。那段日子对我的影响很大，造就了现在的我。我至今仍然热爱剧院以及剧院的空气。那是一种情感的影响，也是一种耳濡目染的音乐启蒙。

　　B：你的孩提时代是在二战后的拉脱维亚度过的。战争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J：我出生于1943年，两年后战争就结束了。我当时太小，对战争没什么记忆，只记得战后的生活很艰苦，但是父母为我提供了一切，不管是三餐还是教育，对我非常好。

　　B：你的青年时代，苏联被阻隔在西方世界之外，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你吗？你出生于拉脱维亚，成名于西方，经历过身份认同的困惑吗？

　　J：当时苏联的教育水准很高，但是因为被孤立，我们不能出国进修，也看不到很多音乐会。1968年，我有机会去维也纳，向史瓦罗夫斯基（HansSwarowsky）学习，那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看了世界上最棒的指挥、演奏和歌剧。后来，我去了萨尔兹堡进修，接受了西式的音乐教育，跟随指挥大师卡拉扬学习。欧洲在音乐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音乐家都喜欢扎根欧洲，去最好的音乐学院学习，听最高水平的演出，追随最优秀的老师。欧洲对艺术家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我不在意自己究竟属于哪里。当然，我对俄罗斯文化有着亲密的身份认同感，但是我同样亲近西方。我的出生地拉脱维亚和西方的联系很紧密。我并没有因此而被孤立，相反我的视野更加宽阔。从音乐风格上说，我的风格和各国音乐都有联系，不能归到任何一国。

　　B：1979 年你担任名不见经传的奥斯陆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你试图突出重围的一次努力？

　　J：那段时期很困难。苏联当局严格控制本国人员在外国工作，当时有一些顶尖的艺术家定期要出国演出，但是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和审查。所以，一开始我只能以客座指挥的身份去奥斯陆任职。但在欧洲，我其实就是以首席的身份被介绍出场的。苏联当局给我们造成了一种紧张而焦虑的局面。我直到1989年才和奥斯陆签了正式合同。

　　不过在奥斯陆爱乐乐团的岁月没有任何遗憾，那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岁月之一。当时，我和乐团都很年轻，目标一致，相互支持，合作非常默契。乐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段经历，我永远不会忘怀。这段经历在人生中是极其难得的，就像感情强烈的初恋那样。

　　B：有一个关于你的故事流传很广。1988 年，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穆拉文斯基去世。乐团曾找你继任，但被你拒绝了？

　　J：我并没有拒绝。当时有人以为我会接任，因为我曾是穆拉文斯基的助手，还在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工作过几年。但真实的情况是，没有人邀请我担任首席指挥。流传的版本是错的。

　　B：在你的带领下，奥斯陆爱乐乐团和美国匹兹堡交响乐团都迅速成为世界知名乐团，你是如何做到的？有什么诀窍吗？

　　J：我没有什么诀窍，只是充满热情地工作，努力维持高水准。成功是勤奋和热爱的结果。很重要的一点是，指挥家不仅是诗人，更是领导者，要为其他音乐家做出表率，这样，演奏者才会跟着指挥的节奏走。

　　拥有乐团就像带领一支军队

　　B：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历史上有过多任首席指挥，每位都创造了一个时代。你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有人评价，你让里卡多·夏伊掌帅时期渐渐消失的传统音响又回来了，你同意吗？

　　J：我很难评价自己的工作。我非常尊重乐团的历任首席指挥，比如门格尔贝格、伯纳德·海廷克以及我的好朋友里卡多·夏伊，他们都很出色。当我接手这支乐团的时候，我认为应该保持它原有的优秀品质，如果我的个性能给它带来新鲜的元素，那我当然会很开心。当一个指挥家和乐团合作久了，指挥家自我的天性和状态必然会影响乐团。这就是合作的结果。

　　B：作为两个乐团的首席指挥，你麾下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各有什么特点？

　　J：它们都是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我对它们有不同的艺术期待。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技术非常完美，情感自然而优美。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有非常独特的音响，对音乐有独特的感觉，演出时能营造与众不同的气氛，曲目量很大，擅长演绎各种风格的曲目，对音乐的理解极好，对每一种音乐形式都保持着热情。无论从乐团自身还是从指挥来说，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都是一支非常深刻、高质量的乐团，在今天看来非常难得。

　　B：据说你从来不对乐团成员暴跳如雷。如果乐团反复排练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你会怎么处理？

　　J：人总是处在团队之中，是团队的一员。如果你对他们有期待，那么一定要把他们当作你的伙伴，而不是机器。有时难免会有情绪，但一定要尊重每一个人，不能越过界限。我经常对排练效果不满意，但还没有遇到什么情况会让我生气发火。

　　B：据说每次音乐会开场前，你都会亲自到舞台上检查乐队的座位？

　　J：巡演时，我会到舞台上检查乐队的座位是否摆放正确，演奏者是否坐得舒服，怎样摆放会让舞台看起来更完美。但不是每次都如此。

　　B：有人说，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西蒙·拉特尔是当代的托斯卡尼尼，而你是当代的富特文格勒，你对此怎么看？

　　J：哈哈，我不能作出评价。我只是从CD上听到过托斯卡尼尼和富特文格勒，从来没亲眼见过他们。他们都是伟大的指挥家，我很难拿自己去和他们比较。

　　B：你认为指挥家应该忠于一个乐团，还是应该广泛接触其他乐团？

　　J：这要看你追求的是什么。有的指挥家只想专心经营一个乐团，有的不愿意做首席指挥只做客座指挥。两者我都喜欢。我认为拥有自己的乐团很重要，就像将军必须有一支军队。同时你不妨和其他乐团合作，做一些有益的必要尝试。

　　B：除了音乐，你的老师卡拉扬最爱赛车，你爱好什么？

　　J：我喜欢剧院和电影。我收藏了很多DVD和CD，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我还很喜欢篮球，年轻时，我的篮球打得很好，那是我最喜欢的运动项目。

　　B：如果向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孩推荐古典音乐，你会怎么说？

　　J：我觉得没什么是必须做的，任何方式都可能对小孩产生影响，不用推荐具体曲目，应该尽一切可能提供和音乐有关的东西。我认识一些怀孕的母亲，她们用古典音乐胎教。无论白天或夜晚，无论哪种形式的曲子，无论播放CD还是在家弹钢琴，任何方式都会给小孩带来好的影响。另外，越早向小孩介绍乐器或音乐越好。即使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音乐也会给他们留下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