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专访文德斯： “死神是被打碎的象征”

　　B= 外滩画报

　　W= 文德斯

　　“克服对死亡的偏见，生活就有所改变”

　　B: 你自己当过摄影师，《帕勒莫射击》主人公芬也是一名摄影师，芬是否有你的影子？

　　W: 当然，我也做过摄影，一直都想拍一部关于摄影师的电影。摄影师处于文化变革的最前线，这个职业比任何一个职业拥有更多的真实记忆。现在，摄影技术也在不断更新，每一幅照片都打破了原来的数字构成，再也没有所谓的原版和拷贝差异等问题；每一张照片都意味着新的生命力。观看者很少会去关心影像是否真实？这些意味着什么？数

　　字影像世界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正在失去的真实世界，而且，不可避免地，这个真实世界注定要逝去。

　　B: 你现在用数字摄影机拍摄电影，可是很多欧洲老电影人仍无法接受这种技术，他们还很依赖胶片，你怎么让自己做到的？

　　W：在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父母给了我一个照相机。有一次，我和妈妈一起去动物园，我手里拿着照相机，就再也不顾我妈妈了，一股脑地给动物拍照。如今可以用手机、数码相机拍照，可以从网上下载图片。但是你不会去存储很多照片，到了晚上，你可能还会删掉一半白天拍的照片。

　　科技对摄影来说，还处于核心的地位。尽管我也在抱怨：有了数码相机和数字摄像机，你们都可以来抢我的饭碗了。我自己也用过数码相机，还不得不用，数字化拍摄在当今文化里非常重要，没有人能无视它的存在。我曾经用数字摄影机拍摄过几部电影。

　　B：据说这部电影里有超过200 个特效镜头，这是你电影生涯中使用特效最多的一次吧？

　　W: 是的。 在《百万美元酒店》里，我们用了很多特技，但是《帕勒莫射击》这部电影里绝对是特技用得最多的。在《直到世界尽头》中，我就已经开始使用特效，但那个时候非常困难，一个镜头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今天，这一切变得容易多了，我的很多学生——我在艺术学院的电影系教书——他们就能制作特效，甚至有些人会用特效来制作整部电影。

　　B: 影片后半部分在帕勒莫拍摄完成，主人公也是在那里面对了死神，这个地方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

　　W: 我所有的拍摄地，都是在一种强烈情感驱使下找到的。拍摄地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我电影中的明星。它们经常推动故事的发展，或者给故事赋予新的生命。帕勒莫就是个催化剂。这座城市和别的地方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经历过更多外国势力的占领。这是个奇怪而喧嚣的地方，一方面，它气势浩大而精致；另方面，它已经严重受伤，却仍然炫耀着强壮。

　　据我所知，死神在这个城市受到了更多的崇敬和膜拜。那里有专门的死神节，是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有一天，我走进一个博物馆，看到许多艺术品都表达了死神的胜利，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德州巴黎》：常年在沙漠中游荡的塔维斯与儿子重拾父子情《柏林苍穹下》：天使丹尼尔爱上了马戏团女演员玛瑞安《帕勒莫射击》中的男主人公是位时尚摄影师《事物的状态》讲述了一个电影剧组拍摄新作时面临停拍的命运自己的眼睛。

　　B: 为什么要设置男主人公和死神对话这个环节,而且长达10 多分钟？

　　W: 男主人公一直都不想面对死亡，他一直都在逃避。通过与死神的交流，他意识到他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意识到许多人都在浪费时间，他并没有正确地对待过自己的生命。

　　B：对你来说，死亡、衰老、迷失，哪一个更可怕？

　　W: 死亡是个很常见的主题。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是经常会思考这个命题。文学、电影中经常会描述人们直接面对死亡时的情景，在那里，谁也不会说死神有多么吓人，而是感觉到它的平静，以及生命的美丽。

　　年轻时，有一次我以为会死，当时非常害怕。害怕与否，通常是我们的心理作用。也许克服了对死亡的偏见，我们的生活也会有所改进。

　　“我厌倦了用安全方式去拍摄电影”

　　B: 年过60 岁，您的故乡杜塞尔多夫才出现在您的影片中。故乡对你来说有特别的含义吗？还是你一直在刻意回避它？

　　W: 在我人生最早的几年里，我在距离莱茵河几百米之外的市中心生活、长大。我四岁时，差点掉进这条河里淹死。当时，我父亲正游到对岸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岸边。那时，河上还没有任何桥。后来我在这里读高中，读过一个学期的哲学。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我从来没到这里拍过任何一个镜头。拍这部影片时，当我站在莱茵河边的草地，或在埋着我父母的慕尼黑墓地时，心里一直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B：如果听到一些不好的评论，会不会让你反思这部影片存在的问题？

　　W: 我没有后悔拍这部电影。我喜欢这部电影的音乐，喜欢片子中的演员。我认为这部电影表达出了我自己一开始的想法：面对过绝境（死亡）可以更好地促进我们的生活，抹去我们的记忆。

　　B: 到现在，你还是不喜欢写好电影剧本，再开始拍摄电影？

　　W: 一部电影首先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还要包含很多必须的元素。唯一的问题是，大多数故事都是非常自我为中心的，趋向于把其他元素全部推出去。现在的电影都被程序化、处方化的模式批量生产出来，实验的空间、以及试图跳出这个框子的自由已经消失了！我非常难受，也厌倦了用这种安全的方式去拍电影。

　　我宁愿去拍一部像摇滚乐那样的，大胆、直接的电影；我宁愿去冒险，而不去担心对任何人说点什么，也不用任何预先谋划，或者制定时间表。我曾经做了太多这样的电影，去描绘一种心情，或者寻找某种时代精神、秘密或者主题。当我能够自由工作，没有任何剧本的时候，其实一切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安排好了。

　　一个完成的剧本只应该存在于电影完成拍摄的最后一天。这也就是我想拍摄《帕勒莫射击》的原因，这是一次探险。在开机前，我并不完全知道主人公的性格和故事。我只是想讲一个故事，不用知道它怎么结尾；我只要知道主题、中心就够了，不需要从头到尾盯着这个故事的发展。

　　( 感谢张一阳、丁晓蕾对此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