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邵逸夫影坛得失奇录(上)-搜狐娱乐

　　邵逸夫今年已百岁高龄，照样头脑清楚，行走如常，近日偶有小疾，也能化险为夷。他的大名广播四海，“90后”应该熟悉校中的“邵逸夫教学楼”，“70后”和“80后”则是看着TVB剧集长大，怀旧一族更对邵氏电影青睐有加。

看过邵氏电影的人，对这个邵氏图标都十分熟悉

　　邵逸夫的成就当然不仅限于电影，但邵氏家族却是中国经营电影产业最久的私有企业。邵氏兄弟四人，自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开创“天一”，后经“六合围剿”，转战东南亚及香港，分别经营戏院和电影制作，最终成就一个邵氏影视帝国，期间种种经历波折，着实难以一一尽数。

　　往事若堪回首，笑骂当然由人。不过，对于硕果仅存的邵逸夫而言，或在性喜索隐的当代影迷看来，邵翁当年的一系列决策手段运作管理，个中得失，于公于私，究竟有无重新审视的必要？抑或今观昔时，是否看得更明白？不妨管中窥豹，聊做笑谈。

　　家族恩怨

　　得：手足同心

　　“逸夫”，只是邵爵士的字，他真名“仁楞”。邵氏兄弟都喜欢以字行，譬如大哥“醉翁”，二哥“邨人”。唯有与邵逸夫最亲厚的三哥，虽字“山客”，常用的却是本名“仁枚”。1925年，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邵醉翁自任总经理兼导演，邵邨人任会计兼编剧，邵仁枚任发行，还在上学的“小六”邵逸夫则一边读书一边搞外埠发行。

邵氏兄弟合影。左起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

　　不久，“天一”遭上海同行联合压制，为分散公司风险，邵仁枚独闯南洋寻找商机，19岁的邵逸夫随后会合。两兄弟可谓艰苦创业，初时不辞劳苦奔走乡镇做流动放映的小生意，在南洋华人聚集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专门放映“天一”出品的电影，终于由露天放映到经营戏院、发行，再至设立制片厂专拍马来西亚电影，后来又拓展到做游乐场和舞厅的生意。期间虽经日军侵袭战乱，总算熬过难关，终于在50年代，新加坡的“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达到鼎盛。

　　较之新加坡邵氏兄弟越做越火的戏院、发行，主营制作、提供片源的香港“邵氏父子”（初为“天一”香港分厂，后来扩充为“南洋”影业，1950年改组为“邵氏父子”，邵邨人任董事长，儿子邵维瑛任总经理）却因观念保守，发展缓慢。面对强劲对手国泰的全面围攻，邵氏兄弟决定分兵两路，邵仁枚坐镇新加坡，在后方与国泰竞争戏院、发行生意；邵逸夫则返回香港，督阵电影制作，与国泰的香港制片公司“电懋”前线交锋。

　　邵氏电影早在上海“天一”时期，就奠定了“俗众文化保守主义”的基调。影片多取材中国民间故事、经典名著、通俗小说，尤其满足南洋华人观众念旧之情。对此，邵逸夫不仅坚决执行，而且变本加厉，他回港主持电影制作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斥巨资买下清水湾一块65万平呎的地皮，开山填海，兴建邵氏影城。同时又从美国重金先进电影器材，全面提升邵氏影片的画面音响。

　　50年前的邵逸夫初到香港便大兴土木、挥金如土，大刀阔斧的豪爽做派足以让人咋舌。据张彻回忆，邵逸夫曾对他言道，当时他怀里揣着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支票，是以花钱毫无顾忌。此话真假不论，邵氏兄弟的创业气魄却是毫无疑问。不过，后人回忆这段历史，焦点都集中到邵逸夫身上。其实邵仁枚起到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他不仅坐镇新加坡，为六弟提供雄厚资金支持，还亲自到香港了解邵氏影城进展状况。邵氏电影由“父子公司”改为“兄弟公司”后，邵仁枚更与邵逸夫共同掌管电影制作，《独臂刀》、《金燕子》、《大军阀》等邵氏佳片便皆由“三老板”亲自监制。

一代大亨邵逸夫

　　邵仁枚为人老成持重，与雷厉风行的六弟互为补充。据说70年代初“叛将”李翰祥请求重返邵氏，邵逸夫本欲拒绝，若非三哥劝说“咱们争财不争气，”李大导演恐怕就很难“风云再起”了。邵仁枚口才亦出众，当年邵氏常请日本导演来港拍片，名为引进外援，实则偷师学艺。有次新闻发布会，记者据此发问，三老板毫不为难，张口一句“好莱坞也用欧洲导演”就给打发，令一起出席的张彻导演大为佩服。

　　与邵逸夫六十岁之后犹能日理万机的勤奋相比，邵仁枚则乐意放权给兄弟子侄，自己乐得享受奢华生活。当然，富贵不忘善举，邵仁枚还于1957年成立邵氏基金会，常年捐钱赈灾敬老恤贫，并因此获得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赐颁的“拿督”勋衔。邵仁枚的善长作风对邵逸夫影响颇大，80年代后，邵逸夫将“善举”由新马港台扩大到内地，数十亿元的慈善捐赠，不知有多少人受惠。可惜，如今诸般善名荣耀只归邵逸夫一人独享，“最佳拍档”三哥邵仁枚已于1985年逝世，寿85岁。

　　失：兄弟反目

　　直至今日，邵氏旗下的TVB每年的重头剧集都少不了“大家族”题材，其实邵氏家族本身的恩怨情仇比电视剧还要精彩，否则王晶也不会拍影射邵逸夫的电视剧《影城大亨》。譬如邵邨人被两位弟弟“杯酒释兵权”，“邵氏父子”与“邵氏兄弟”分道扬镳的跌宕故事就颇具通俗剧的传奇性。

　　话说邵氏新加坡最强大对手国泰在香港创办的“电懋”短短几年内拍出不少叫好叫座的佳作，打得邵仁枚邵逸夫兄弟焦头烂额，只好苦思良策，多次督促邵氏在香港负责制片的二哥奋起直追，可惜效果一直甚微。被逼无奈，新加坡的邵氏兄弟决定用“釜底抽薪”之计，夺下二哥的制片权。只是，尽管大家都是兄弟，但涉及权力交替，还是怕伤了和气。商量再三，老六和老三决定出钱给老二办一个“六十大寿”，在这个隆重豪华亲切和谐的场合下，提出：“二哥劳苦功高，如今年事已高，还是退休享福最好”。

　　本来二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但问题是这两位弟弟控制着制片资金和发行地区，若然翻脸，自己空有制片权又有何用？想到此处，也只有半推半就，让出制片大权。之后，邵逸夫来港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邵邨人却将旧邵氏片场卖掉，在弥敦道投资兴建邵氏商业大厦，同时收购改造的新华戏院亦不放映邵氏电影，反而只做西片首轮公映。1961年，邵邨人执意退出邵氏兄弟公司，邵仁枚专门来港调停，可惜无力回天，邵氏家族企业遂一分为二（此事影响甚大，后来李翰祥叛逃邵氏，王新甫等自认“邵氏父子”的“保皇党”，觉得不受“邵氏兄弟”待见，竟毅然随李离开）。

从当年邵氏的广告能看到“邵氏父子”拥有众多物业

　　邵邨人有子三人，长子维锐谨小慎微；老三维镇风流豪奢，唯有老二维瑛精明强干，深得邵逸夫赏识。正因如此，尽管邵邨人全家退出“邵氏兄弟”公司，邵维瑛却被六叔盛情挽留，依然坐着总经理的位置。邵维瑛本人极富魄力，原本就认同六叔的大刀阔斧改革，是以工作十分积极，为清水湾片场的建造立下汗马功劳。

　　按说在邵逸夫的子侄当中，唯维瑛热爱电影且才华出众，本是邵氏电影事业接班人的不二人选，无奈邵邨人夫妇分家之后便存“门户之见”，不愿儿子“给别人打工”，勒令邵维瑛退出“邵氏兄弟”。邵维瑛受不住家庭压力，只好向六叔辞职，而邵逸夫少了贤侄帮忙，做事明显捉襟见肘，只好四处寻觅高人，这才有了后来的周杜文、邹文怀、何冠昌的加盟，不过“总经理”这个职务却由实权成了空衔——此为后话，暂且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