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颗子弹》萧锋：只有搞好剧本才能拍好电影

　　业内权威专家一致认为《5颗子弹•••••》将艺术性和商业性、思想性和观赏性有机结合，制作精良，堪称是一部让人震撼的中国主流商业大片，既体现了中国电影的核心价值理念，又标志着中国主流商业电影在类型化、观赏性方面探索的一次成功突破。

　　只有搞好剧本才能拍成好电影

　　大众电影：《5颗子弹•••••》的总投资是多少？

　　萧锋：这是一个很难准确计算的数字，如果按常规计算应该有四千多万，实际上直接经费没有这么多。

　　大众电影：剧本是根据一部报告文学改编的？

　　萧锋：那篇报告文学讲的是一万多犯人集体转移的故事。到我这儿变成了一个警察、三个犯人、五颗子弹的这样一个“1、3、5”的结构，跟报告文学没什么关系了。这样一个结构就具备了类型化操作的基础。

　　大众电影：到您这儿时是报告文学还是文学剧本？

　　萧锋：已经是文学剧本了。在我之前制片方还请了冯小宁和陆川组织写了两稿。他们写的时候就已经从报告文学里出来了。后来我们就倒过来想，“1、3、5”的结构想完了以后就想这五颗子弹该怎么打，然后再想这三个犯人是什么样的人物，然后再想警察怎么写。很多时候都是反常规的操作，跳跃性的思维比较多。后来还想到了把东方生死哲学的东西加进去，于是就有了片头老子的那句话和最初的《仁枪》的片名。影片中后来留下的报告文学里的唯一一句台词就是：“一万多犯人转移，无一逃跑、无一死亡。”我找了八个编剧，写了八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到拍的时候又加进了很多演员和导演的想法。所以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

　　大众电影：比方说什么东西？

　　萧锋：我前不久跟媒体说过，衡量一个导演的好坏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尺度的。演员表演的好坏观众都能看到，但是一个导演和编剧的好坏，没有尺度。因为如果一个95分的剧本被一个导演拍成了85分，一个60分的剧本被一个导演拍成了75分，呈现出来的影片肯定是85分比75分要好，但是久而久之，这些能够给影片加分的主创人员的积极性和对电影本体的坚持都不存在了，更多是一种投机心理。我们老是用结果来评判，而不是用过程来评判。现在无论是评奖，还是媒体的报道，都是看结果而不是过程，而外国人非常讲究过程，他们能通过过程发现一个人的能耐。由于没有衡量尺度，导致现在许多导演老是热衷于找那种投机的题材。这也反映了中国电影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投机心理很有市场。

　　大众电影：据说从拍电影开始，别人就给你起了一个称号，叫“专拍差剧本的好导演”，能把60分的剧本拍成75分。

　　萧锋：我有时候就在想，如果给我一个80分的剧本的话，我能拍成85分、90分，决不会把一个95分的剧本拍成85分。

　　把折扣降到最低

　　大众电影：片名从《大水》到《仁枪》，再到《5颗子弹•••••》；拍摄时间横跨三年，前后七次开机，融资几度中断；全片20多分钟创纪录的特技镜头……这部片子真可以说是历经磨难，不过任何一个点拿出来说都挺吸引人的。

　　萧锋：他们都说，如果你把这些幕后的东西拍成一部纪录片可能会更好看。以前我也拍过一些过程相对悲壮的电影，比如《孙文少年行》，但是远远比不上这部电影。现在的这个体制和创作环境，决定了创作者只能在这中间挪腾。我试图在主流电影的商业化方面做一些努力，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就必须艰难地在这里面左挪右挪，庆幸的是我终于爬上了岸。其实，我们每个做导演的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拍摄中很少有心想事成的，常常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困难等着你，如果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是很难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中完成影片的。导演在拍摄中一个最实际的工作目标就是排除万难，把影片拍摄过程中的种种损耗降到最低。也就是说，面对困难要千方百计在影片的质量方面少打折扣。

　　应变力、判断力及控制力

　　大众电影：记得导演谢晋说过一句话，意思大概是——拍电影就像双手掬着水走路，你所能做的就是力争让从指缝露掉的水越少越好。

　　萧锋：我觉得中国导演有两个素质是亟待提高的。一个是应变能力，在困难的情况下能随时应变，把电影完成。一个是导演如何把演员的创作潜能激发出来。如能在这方面做好，那么在创作条件困难的情况下，演员的创作潜能就会丰富这个剧本。姜武演的这个人物就是这样子。原来的剧本里三个犯人中姜武的戏份最少，但是恰恰影片里的很多细节，比如姜武撞脑袋等等，都是现场即兴发展出来的。还有那五枪该怎么打，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想了几十种打法，能想到的都想到了，但真正完成的时候，只有第四枪是剧本里有的，其余都是临时编的。第五颗子弹原剧本写的是刘佩琦紧紧攥在手里，但是我觉得这种安排不奇特，后来刘佩琦临时想到了一个新方案。这一下把原有思路都打乱了，但因为有应变能力，所以我当即决定按照他说的拍。为此，还回头围绕这个调整改了其它几场戏。

　　大众电影：这就是倒过去创作。

　　萧锋：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电影导演在生存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应该培养自己的一种应变能力。我是分两阶段拍的，中间停了半年。这半年我对前面的拍摄进行思考，又发现很多问题，所以我第二阶段拍了一个多月，又把前一阶段拍的去掉了三分之一。五颗子弹有四颗子弹的打法是现场即兴发挥的，这就需要勇气。

　　大众电影：第二种素质呢？

　　萧锋：第二就是判断力。我现在经常跟年轻导演讲，判断力是一个导演很重要的能力。当摄影、特技、演员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该如何选择。这时候脑子就得转起来，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就损失不少。这种情况会高度培养一个人的能力。很多东西只有直观了才知道，剧本里写的那几十种打法就需要判断，到底用哪一个。如果一个错了那后面的接着都会错。选这种打法人物关系会这么走，选那种打法人物关系会那么走。这是判断力。。

　　大众电影：第三种素质呢？

　　萧锋：再就是控制力——现在拍片越来越受到限制，演员的档期问题、资金问题等等。你要控制住这个局面，才能完成拍摄，这往往比判断力更重要。导演对演员状态和情绪的控制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受的教育中对人的控制力的训练不够。我这部影片五个好演员机会均等，每个人的表演风格不同，如何保持好他们的状态，把他们有机结合到一起？如果都按部就班做是不行的，始终要用一种激情给演员信任感，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坚持的信念。对剧本及拍摄的控制也很重要，这个片子里曹颖和姜武饰演的山村女教师和死刑犯的感情戏就必须控制好。另外就是特技的东西能不能反过来帮助电影的叙事。还是那句话，控制力和判断力是我感受最深的。这部电影我有很多创作上的感受，因为尝试把主流电影类型化商业化在创作上对导演的综合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但对我来说，感受最大的锻炼是控制能力。如何在受到很多限制，有很多困难的情况下，使你的电影具有张力，这就要看你的控制力了。

　　要有制片人的素质

　　大众电影：我觉得拍摄难度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你选择了一个比较难拍的题材，一个大制作的灾难片。如果是《我们俩》那样的影片，可能就不一定要把很多精力放到外在的资金、后勤等各方面，那样就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到创作中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牵扯了自己的许多精力。

　　萧锋：对。接着您的这句话，如果这部片子我不兼着制片人，那就根本拍不完也拍不了。当导演过于强调创作的时候，是没法迈开这一步的。因为拍摄条件根本不具备。回想起来，我们拍的这部影片正是因为我是导演兼制片人，才会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决定去新西兰做后期，换了别人肯定不会投钱到国外做后期。

　　大众电影：整个片子感觉拍得非常悲壮。

　　萧锋：做这部电影的过程中，其实我是一路“打”过来的。如果这种状况解决不了，那么专家们就电影提出的种种问题也永远解决不了。解决的方法就应该是一大批导演自愿担当起制片人。韩国电影这些年发展很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仍然实行导演中心制，中国实行的是制片人中心制，而现在很多制片人是不懂电影的。如果我这部电影有一个专业的制片人，按照好莱坞的制片体系融资的话，导演拍起来就会很从容，而不用像我这样到处去找资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收获远远不是这部电影的好与坏，而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我懂得了怎么样更科学地按照好莱坞那种工业化体系去做商业电影。如果现在让我回头再做这个题材，肯定比过去要轻松很多，我会有更多的精力去解决剧本问题和拍摄问题。中国电影如果都像陈凯歌、张艺谋那样能够花上亿的资金拍片，一年也就是两三部，更多的是中小成本的电影，而这些电影也面临很多问题，没有足够的资金宣传、没有足够的明星。这对导演的智慧和能力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大部分导演不敢去做。我做完这部电影甚至动了要去当制片人的念头，去考虑拍什么电影、选什么题材、怎么选拔年轻导演、怎么寻找资金。现在中国更多的是导演和主创懂得创作规律和制片规律，而不是非专业化的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