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这些戏——王小帅的独立电影之路

　　张：从后来出来的作品来看，你们这班同学其实各有特点，但小的细节方面却有很多的相似，比如说你和娄烨的电影里最初都喜欢自个亲自配旁白，而娄烨到《苏州河》里还一直沿用，而你和路学长就更像了，从关注点上说，往往都是小故事，小事件，然后人物关系也很简单，但都是因为主人公内心存在得一些问题或者障碍而引发出了一个颇具张力的东西。

　　王：你说得很有意思，我都没怎么想过这个。娄烨跟我还不一样，我想这个他跟美影厂做过有关系，因为那个技术上的要求很严格。而我跟路学长呢像倒有可能，因为我们一起在都美院附中学过绘画，我想在这拨人里边，正好是80年代的思潮特别活跃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附中的时候除了绘画，还看很多书，而且关心哲学上的东西比较多，那时候存在主义啊，黑格尔的逻辑学啊都接触得很多，于是想人的东西比较多一点，那种影响、经验在我们毕业之后做东西的时候就显现出来。而且在电影学院也看了很多好电影，挑挑拣拣地看一些电影史上的东西，慢慢地就形成了我们对电影的认识，很潜移默化的东西。而之后更新的电影学院的学生可能对这方面就关注的少了，这与时代氛围有关，他们现在可能就陷入了对技术层面的讨论，对商业的讨论，对转型的讨论，甚至是对好莱坞类型电影的讨论，于是他们在做创作的时候对哲学的探讨就少了。他们会觉得很讨厌，说你这是干嘛呢。而我们那时候好莱坞电影基本上是不怎么看的，也没有大片意识。

　　张：上一代人的经理经验都很雷同，是集体意识培养起来的。而到你们这一代，更多的个体的经验。

　　王：自恋在中国的传统道德里是一个贬义词，但在我的理解里它是很中性的，它只是一个现象。它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是存在的，它是一种精神现象，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的一种状态。只是我们中国的集体道德所不认可的，所以就会拿它来说事，实际上呢，西方的艺术史，哲学史，每一个大师的成就都由他个人的自恋的东西来标定，只不过中国只承认集体道德，违反了集体道德的东西是不允许存在的，我想每一种艺术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这样一个阶段。现在回过头来看。47年费穆的《小城之春》也遭到了很严厉的批判，当时批评他的时候就因为他自恋，小资产阶级情调，但现在看来他就像钉子一样写就了中国早期电影的辉煌，没有他是一个无法想象的遗憾。现在看，中国的电影发展总是因为大的意识形态的控制着而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在走，一个艺术自身发展循环的规律被破坏了，这样很不适合电影的发展。所以对于自恋这种说法我一点都不关注，根本是是不屑一顾的。

　　张：而一些看似浮浅的“自恋”之作反而做得很深入，比如说我在《冬春的日子》就看到了关于信仰的讯息，几个主要角色一直在信仰面前或笃定的坚持，或是游移不定，萌生退意。

　　王：其实，我放进去的是一种比较逆反的情绪，你的读解是信仰挺好听的，其实是一码事。那时候在国内出国的人很多，改革开放下海也成了热潮，体现在电影里就是主人公为画卖不出去而发愁，另外几个人也都出国了。而我是打心眼里不想出国的，毕业时我就放弃了去英国皇家电影学院学习的机会，而做商业拍广告也是我当时痛恶的，所以说体现在电影里的是我自身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坚持，往大了说就是信仰或者观念的坚持。

　　张：我在电影里的确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信息，比如主人公在广播响起的时候故意制造噪音，听狂暴的摇滚乐，当然还有可看了叫人心惊的每日操练“不知疲倦”的学生。

　　王：我是一个很独的一个人，在社会的大环境里，我对社会的道德准则遵守的是很不好的，我对电影里你看到的大广播，开大会的形式那时候是很反感的，不想听，听了也白听，当然在现在的年轻人里这样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了，而我在那时候对这个就挺烦的，包括集体操练。这可能跟性格有关，对不合理的东西的一种骨子里的不配合。现在谈素质教育，我觉得这种根本性的东西没有改观的话，什么口号都是白喊。而在影片末尾，我说男主角的状态“十个人里有八个”，那一方面是现实的描述，更多的还是期望。

　　我可能公开场合的时候，在言语表达上都说得低调一点，我总觉得在这个社会你早一点实际的东西力量可能会更大一点，那段时间我是这么想的。后来话也变得很少了，只是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看似压抑其实愤怒的东西多一点。

　　张：你曾经说你的作品里，最喜欢的《冬春的日子》？

　　王：情感上我最依恋的是《冬春的日子》，因为往往有时候第一部开始的时候是很艰难、很美好，但留下很多印象。人有时候走下去想回到那个时候往往回不去。我很长时间都想回到最初的创作状态。

　　张：《冬春的日子》拍出来后是不是超出你的预期？

　　王：对，完全超出了。因为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的唯一的信念就是把它拍完，我当时也不知道作为什么，因为在《冬春的日子》之前有一段小小的经历，我还是和刘小东，还有张元，我们几个扛起摄影机到街边的饭馆拍了一个电影的开头，刘小冬当主演，结果拍了一天以后，第二天大家再也不去拍了，再也不集中拍了，所以是个失败的经验，所以在《冬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再也不能重复那段经验，必须把它拍完，就是那个时候最强烈的愿望，坚持住，拍完。

　　在开始拍《冬春的日子》的时候，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地认为我在画面里面，说我自己的痛苦，说我自己没出息，说我自己很郁闷，说我自己很傻逼，这是允许的。首先有一点，这是没有被不允许的，我有权利这么说，我有权利这么去做。这在中国以前的电影是不可能的，我唯一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张：在拍《冬春的日子》的时候你看什么片子？现在你平常看什么片子？

　　王：在《冬春的日子》的时候，其实片子很少，那时候还没有很多碟，买不到，那个时候唯一的资源还是来自电影学院，电影学院有很多藏品是苏联电影和一些新浪潮的电影，还有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的作品，那时候看得比较多。后来这个盗版碟，我就失去优势了（笑）.因为大家都在看，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神秘的，大家都看过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优势就是别人没看过的，现在已经完了，大家都看到了。经常有人在网上写影评的时候把我的电影和一个大师的电影平起平坐地比较，我觉得很郁闷，也不是很郁闷（笑），我就觉得这个、这个简直是他妈的没法弄。因为大家眼光确实开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