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的孩子》：那位死于山丹的英国青年

　　1915 年，乔治·何克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他循着三名兄长的人生轨迹，就读于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攻读文学。此外，他还是校橄榄球队队长。他的训育老师这样评价他的出众之处，“有主见，知道往哪里去和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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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岁时，何克大学毕业，急切想要了解世界，他随姑姑穆里尔·莱斯特游历各国；他先独自背包横跨美国，然后和姑姑在日本会合，接着到达中国上海。在那里，他看到了伤兵、庄稼人、穷人、死人，也看到了在水泥地上生育的妇女、因缺少蔬菜和水果害脚气病的孩子。在姑姑决定接他去印度并回国时，他说：“对不起，姑姑，我不能丢下这些人。”

　　1945 年7月22 日，何克死于中国甘肃山丹，年仅30 岁。这位有主见的英国青年，最终把生命留在了河西走廊干旱地区的一座半荒废的城市。由于打篮球时脚部受伤，无药可治，破伤风成了剥夺他生命的死神。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行字是：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

　　何克在中国呆了整整八年，身份从最开始的美国合众社记者，变成了最后的培黎学校校长。虽然比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多呆7 年，何克和众多死在抗日期间的国际友人一样，淹没于历史中。关于他的故事只在朋友、中国养子和学生中间传颂。直到2008 年，关于何克的故事片《黄石的孩子》在全世界公映。

　　何克在中国收养了一个中国同事的四个孩子：聂广淳、聂广涵、聂广涛、聂广沛 ，最大的孩子12 岁，最小的3岁。作为一名年轻的未婚父亲，他的爱最初具有英国式的考究。他在一次给母亲的家信中写道： “有段时间我未精心照管他们，后来我在他们的一件衬衣上找到了74 个虱子，还有一些未抓尽的，我把衬衣烧了，给他们每人买了两件新衬衣和两条新裤子。上次我又作了检查，在一大堆衣服中只发现了3只跳蚤，我这个当父亲的也感到自豪。”在中国越久，何克学会了节约，学会晒衣服而不是烧衣服；同时，他也浑身长虱子。生命的最后一两天，他的床头放着的是一个馒头和一碗菜汤，他留下的所有财产就是一部相机、一支钢笔、一台打字机。“那是他的全部家当，后来还拍卖掉了。”现年70 岁的养子聂广沛告诉记者，拍卖所得全部归学校所有。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何克教导了一群中国孩子如何自立自强，靠技术吃饭。他的好友、后来成为4 个孩子养父以及培黎学校校长路易·艾黎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何克曾开除过一名叫做董永旺的学生。在数千公里的艰难迁徙中，何克给学生买了过冬用的毛绑腿。来自成都的董永旺讥笑这一行为，认为只有普通老百姓才用绑腿，这会给学校丢脸面。何克找董永旺谈话，发现学生并不愿意转移到山丹，怕吃苦。于是，何克开除了这名学生。在山丹，他和学生一起花了40 多天修建了纺纱厂，和孩子们一起搬砖运石头。务实、崇尚技术和劳作的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了他的学生。直到1949 年，这所学校学生、教师、工人和家属达1000 人，有自己的皮革厂、毛纺厂以及造纸、玻璃和瓷器厂。

　　何克一生都在不停写作。1945 年，他在英美出版过《我看见了新中国》；在病中，他还完成了5 章记述他对中国当时教育和政治的认识，到今天仍发人深省。譬如，他谈到中国中产阶级青年，“中产阶级的孩子，感情之容易冲动到了难以令人置信的程度，他们的理想应该说是极端幼稚，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上又是老于世故。他们是这两个极端的结合。在这一点上，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年轻人都表现得突出。”

　　这段话事出有因。一次，一名模范高中毕业生、学校里的训育主任李旺富背地里提取了学校的六万公款。何克责其写检讨书，发现检讨书像“一首赞美诗”，或是“先知者的至理名言”。李旺富称，自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没有贪财动机，更没有想到在全国抗战时期囤积物资。他拿钱是为了满足个人精神生活的需求——买些乐器。

　　在何克的记述中，强烈地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深刻认识：他记述了在抗战期间，通货膨胀与道德败坏如何狼狈为奸；他批判那些久居都市、西装笔挺、一尘不染的中国大学生、归国留学生，以及中产阶级官僚阶层；在他看来，保甲制度最腐朽时接近于法西斯主义，认为实现民主的真正希望在于中国人民的特性中——“惊人的理智、忍耐以及实实在在的和衷共济的品质”。

　　一部电影也无法道尽何克短暂的一生。周润发扮演的新四军将领陈汉生以及杨紫琼扮演的黑寡妇，并没有真实的原型，他们或许是何克见到的中国人的浓缩。电影中何克的新西军恋人只是当年救护他的护士，真实历史中的他们并没有相恋。现实的何克有一名中国恋人——叫小任的女同事，两人因为战事而分开。和世上所有的恋人一样，他喜欢从口袋里掏出姑娘的信重读，不住说： “好啊，好啊，她可是个好姑娘啊！” 小任全名为任立之，至今健在，91 岁，她在纪念何克的文章中写道，“在我家的照相本中，最精致的那本第一页就放着何克的5 英寸黑白照片。我们全家都知道这位英国青年是我最尊敬的国际主义战友。”

　　这位国际主义战友深爱这片受难的土地，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得过结膜炎、赤痢、疟疾、伤寒、副伤寒、炭疽病以及其他几种病，但这没有什么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早先生长条件好和常做深呼吸运动。大批西方人从事工合会和其他工作来到中国各地。由于不会说中国话，也由于他们禁不住想家，不喜欢吃这里的饭菜，缺乏通常像电影一类可以作有益消遣或当鸦片的东西，所以，他们在精神上郁闷。他们同许多传教士一样潜意识产生了仇恨。很多精神感到郁闷的人回国后说的话被当成了专家之言。‘他们了解那里的事情——他们去过那里。’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混淆视听的话了。” 正如好友路易·艾黎称，何克属于另一类英国人。

　　何克是去世后，学生将他埋葬在了校南门外一处可以看到山丹雪景的地方。坟墓旁是一个篮球场，孩子们可以将衬衫放在他的水泥坟上晾干。艾黎和学生们一起将7月22 日定为学校的一个节日。艾黎说，每年这天，阳光分外明媚。

　　（感谢聂广沛和王雁对此文的贡献，资料来源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路易·艾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