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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美人》:面对“战乱与非战”的悖论

又见“侠女”传奇:铁骑颯爽与浪漫柔情之奇妙融汇

  胡金铨以《侠女》(1972年)而成为在中国银幕上开新武侠类型之先河的大师,其“竹林决战”已成为享誉中外的经典镜像桥段。

  《江山美人》在我的眼里,无疑是在向胡金铨致敬,显示了程小东由衷而发的一份诚意。且看,银幕上惊现了又一个血色浪漫的“侠女”传奇,令人们不禁心神为之一爽。不妨说,它为当下正迭遭诟病的中国大片的创作开了一线新的“曙色”。

  曾有电影学者评点《侠女》称:“血染成诗话”,那么,我们也无妨说,在“以血入诗”的境界上,《江山美人》无愧地继承并光大了《侠女》所开拓的新武侠经典之传统。

  《侠女》将蒲松龄《聊斋志异》里一个颇富幽幻之趣的同名短篇鬼故事,巧生生偏与《明史稿》里一节魏忠贤非忠贤而祸国殃民、迫害忠良的史实揉和到了一起,侠女杨慧贞(徐枫饰演)便在东厂的追杀中历“劫”而成长,弘扬了抗暴、惩恶的浩然正气。程小东执导《江山美人》则另辟蹊径,巧生生偏与历史脱钩。其叙事虽依托于诸侯割据、战乱四起的历史背景,却并不涉及具体的年代和史实,而只是隐约地烘托出“九国争战”(并非战国七雄兼并)的烽火岁月。该片显然从“宏大叙事”后撤,转而以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将视野打开,把“燕赵悲歌”之惨烈与爱情童话之浪漫相对质,在“战乱与非战”的悖论中,绘声绘色、文武兼具地塑造了燕国公主燕飞儿(陈慧琳饰演)的悲剧形象。“入史”与“脱史”,就此呈现出古装大片两种迥然不同的叙事路径和风格。

  公主燕飞儿的形象是在大反差的色调里完成的:

  一种色调是她的“刚烈”,面对奸雄乱国,父王遇害,乃含悲励志而奋起,披挂戎装,一身铁甲铁骑英姿颯爽驰骋沙场,并屡见奇思奇举。当赵军再度入侵,她在大将军慕容雪虎(甄子丹(博客)饰演)的辅佐下,以弱御强,诱敌深入,竟将赵王及王子困于“垓下”,燕飞儿举剑又止,竟以“非战”之思,掷剑不杀而放赵王逃生,终求得了难得的“燕赵之和”,稳住了战乱时局(这一点,就连孔武过人的大将军虎哥在一旁也不禁为之惊诧而叹服);当那个王权觊觎者、阴谋家、燕王之侄燕胡霸(郭晓东饰演)乘虚而篡权夺位,她则毅然从“乌托邦”式的“桃花园”里震醒,再番戎装独骑冲上了“讨逆伐奸”的第一线,面对枭雄燕胡霸的庞然大军,她一无畏色,敢与逆贼胡霸“一对一”作决死之斗,虽力不能克,却尽显巾帼女侠宁死不屈的刚烈豪情。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大将军虎哥拼其生命的最后一搏,将长矛投掷而直穿逆贼胡霸咽喉,形成全剧惊心动魄的高潮一幕。

  另一种色调是她的“柔情”,在她被燕胡霸密使的刺客追杀而身负重伤逃进深山野林之时,竟幸遇一“弃战”之隐士段兰泉(黎明饰演)的搭救,在“疗伤”中,她袒背而换上女儿装,二人心心相印竟演绎了一段乌托邦式的浪漫爱情童话。一起掏蜂王之“巢”而乍惊乍喜,一起乘“天灯”(即热汽球)飞临云端而尽欢尽悦,无不是在烽火连天的世俗世界里所难觅得的浪漫(笔者以为,这里的笔墨多少有点“过火”,甚至近于西方“哈里·波特式”的幻象啦)。既属“乌托邦”,在此假定性的时空格局里,也不妨就此“乌托邦”罢。所谓“乌托邦”,指的是并无任何现实可能性的空想或梦想,只是这短暂的甜美,却让她体验了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在“深宫伟闕”之外的一番浪漫田园风情。写此“乌托邦”而不惟此“乌托邦”,到影片结局则以“乌托邦”的幻灭(燕胡霸的刺客终于找到并捣毁了这个木楼茅蓬的小小“隐之居”),终于使观众能超越此“乌托邦”而得出某种历史的沉思。曾经深爱或呵护过她的这两个男子汉,大将军雪虎哥壮烈捐躯于“讨逆”阵前,而她的爱侣段兰泉则为救她而惨死于刺客的“毒针”之下。当公主燕飞儿重登王位时,环顾左右,不觉怅然而凄然,虽誓言要为“九国睦邻修好”而换得“和平”生息,但在那战乱未止、兼并不息的岁月里,她不啻是再度坠入了“乌托邦”式的梦想之境,多少留给了人们若干绵绵不尽的历史悲怆之思。

  信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网上一则短评,用语颇为幽默、俏皮,说什么:“《江山美人》在《投名状》这部大片之侧,仿佛就是斜搭出的一座‘小木屋’罢了。”(大意)不错,《江山美人》紧跟在在贺岁档里以“破2亿”票房的纪录而声名显赫的《投名状》之后而登场,只属一部“轻量级”的武侠片,其投资不过1000万美金(《投名状》为4000万美金),市场预期票房也不过5000万(《投名状》则已破2亿票房),那堪与之相提并论!但是,如若换一种思路(不“人云亦云”),我们不妨从影片的历史、文化及其审美品质和新武侠类型片的基本元素这两个层面来作一点考量,略加比较,两者孰高孰低、孰强孰弱,或许恰好就要倒过来说了。

  何以然?——在《投名状》里,庞青云与赵二虎、姜午阳“三结义”后,他曾夺人妻于前,继又歹毒地剪杀赵二虎于后;到了终局,庞青云则恩怨相报地遭姜午阳所杀(至于清廷“杀手”的一颗黑弹,则纯属导演在叙事“局外”生硬地加上去的一个小“补丁”)。姜午阳的朴素理念无非是:“兄弟杀我兄弟者,必杀之!”如此而已。是的,这“兄弟阋墙”间的种种“感情效果”确实一度曾蒙蔽了相当一些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的粉丝们,然而,倘若能在事后冷静地想一想,那么,这部武侠电影除了讲兄弟之间的金兰之小“义”(即其“感情效果”的胶着点)外,是否还讲了民族历史的大“义”呢?是否还讲了庞青云作为一条效忠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鹰犬,他双手上是沾满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军血腥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屠夫民贼。我们能认同他吗?——诚如一位中年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不知道要从浓墨重彩的结尾高潮中获得什么?需要同情心狠手辣的大哥庞青云?赞叹惟一遵守投名状的三弟姜午阳?哀叹至死都蒙在虚假投名状鼓里的赵二虎?还是哀叹多情却不幸的莲生?”(引文见:《艺术评论》2008年第2期,第30页)这一连串解不开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说明了什么?

  作为主控这部电影叙事全局的导演陈可辛,其历史和创作的观念不但混乱不堪,甚至是混淆黑白并且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向观众说些什么。面对有人向他提问,你影片里“清廷写了很多”,而“太平军写得很少”,“是不是太平军现在你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题目?”陈回答说:“这绝对是敏感的。我一去做这个题材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太平军的定论是很难写的,所以别碰太平军。这个电影能上已经很不简单了。其实在电影里我们都避免明显地去讲他们是太平军。当然谁都知道,但我们不会在字幕里讲太平军。”这样的回答,很不老实啊!这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而按原来最早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文祥刺马”或王钟声后来据此编写的同名文明新戏而言,均不涉剿灭太平军的历史关节(真实的“刺马”一案,发生在1870年,距太平天国覆亡已是6年之后)。那么,这部新片的创作,既然立意“别碰太平军”,缘何到实拍时又刻意要与太平军挂钩;既挂了钩,则又当如何“渡”(同义词为:“混”)得过去呢?——然而,陈可辛自有他独出心裁的应对之策。且听他说:“越古装越虚就越不敏感。还有就是,越美越虚就不感觉太暴力,就可以用唯美去表现太平,这个方法更容易通过审批。”(以上引文见《电影艺术》2008年第1期,第64、67页)且看此种蒙混的伎俩,真的是不可谓不精明吧?!

  耐人寻味的是,《江山美人》与《投名状》确实还有点剪不断的干系。在《投名状》里,程小东担任“武指”,可谓是克尽职守的,但却并不主控艺术的全局;到了拍《江山美人》,程小东从幕后走到前台,亲执导筒,主控全局,其叙事的前提是“与史脱钩”,换得武侠片艺术虚构的自由和大度,却又不背离“以史为鉴”的大原则,从不在历史、文化的观念上犯常识性的错谬,程、陈相较,高下立见矣。

  再看在武侠类型基本要素的运用上,第一,要满足观众对“英雄”的期待和认同,公主燕飞儿的形象,亦文亦武、寓刚于柔,或铁骑英姿,或长袖多情,她的性格和命运是一直紧紧吸引住观众的,由是而实现了对“英雄”的期待和认同;

  第二,要在武打或战阵场面以及动作的出新上,追求:奇招制胜。单说甄子丹所饰大将军慕容雪虎“讨逆伐奸”的高潮,他单人独骑迎敌,竟展现出“以一对百”的勇猛、刚强和壮烈,可谓威风凛凛,誓死如归,令人惊心动魄。而在《投名状》里,无论是打舒城、攻苏州或破南京,任何一场都是不堪与慕容雪虎“讨逆”的场景相匹敌的。

  如此说来,我想换个比喻来说,《江山美人》诚然是“‘小木屋’一座”,但却以其浑然一体的历史浩然正气而感人至深,俨然与天地共立;但《投名状》虽然是庞然大厦一座,但其历史的观念混乱、底座只是一片沙滩,“大厦”俨然是危楼,朝不保夕矣![更多黄式宪精彩评论]

  

  

  
(责任编辑:麒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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