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谈性学：对道德底线挑战不是我想做的

　　李银河日前应邀来沈出席《华商晨报》出版日报五周年庆典。她倾情为情感倾诉栏目阿阳的新书《婚里婚外》作序，并在本报记者陪同下游历沈城。

　　记者面前的她比作品中读到的她更为真实丰富，在记者的镜头前，她要及时补妆，就像对待自己的学术研究一样严谨。

　　李银河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一直走在舆论的前沿，她是怎么走上性学研究道路的？

　　她的丈夫王小波一直受到读者的追捧，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李银河眼中的王小波的作品又有怎样的文学价值？

　　这位著名的女社会学家在沈阳首次袒露了其心路历程。

　　关于爱情

　　王小波先追的我

　　华商晨报：先说说你和王小波吧。

　　李银河：我俩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认识的，在1977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那时我还在山西大学上学。

　　华商晨报：后来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是一见钟情吗？

　　李银河：他对我是吧，我对他不是。第一次见面后，他就开始追求我。第一次见面和我们那个共同的朋友去小波家，小波去和他的父亲探讨问题，他爸是人民大学的逻辑学教授。我就看一本小说，这部小说让我产生了共鸣，当时留了个心眼看看这个小说的作者是谁，一看是王小波写的，当时心里就有了好感。

　　我当时在《光明日报》工作，他就经常跟我借书还书。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去还书，把书还弄丢了，你说这是想还书吗？（笑）第二次见面，也就是第一次单独见面，聊天时他就突然问，你有朋友吗？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我怎么样？从这就确立了朋友关系。

　　华商晨报：王小波的作品一直是你在选编，你怎么看小波在文坛的地位？

　　李银河：我是非常喜欢他作品的，但我也听过一些议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意思说因为那一段没什么像样的作家，就显出他了。其实他是个很好的小说家，他文学的功底和修养是非常好的，知识背景和同龄人是不太一样的，他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名著，法国新小说派他都特别喜欢。另外有他自己独特风格，一个作家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是不容易的，我觉得在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位置。这就是见仁见智事情，王蒙就说过他不喜欢王小波的作品，最终的评价还要时间来检验。

　　华商晨报：王小波的作品里有很多对性的白描，是受你的影响吗？

　　李银河：我和他完全是两回事。我是学术研究，他是文学创作。他那种白描是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表现性。

　　关于求职

　　五年换了三份工作

　　华商晨报：报道说，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去《光明日报》做了编辑，后来怎么去社科院搞研究了？

　　李银河：我是1977年在山西大学毕业的，然后就去了《光明日报》。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就被分到了史学组。一年后朋友介绍去了国务院研究室搞政策研究。1979年，搞社会科学的老前辈于光远成立一个马列所，我就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华商晨报：是什么机会又去了美国？

　　李银河：我是1982年去的美国，1988年回国，主修社会学，硕博连读。《中国当代城市的婚姻和家庭》是我硕士论文的标题，博士论文选的是婚姻和家庭。

　　华商晨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上性学研究道路的？

　　李银河：1989年做同性恋研究开始进入性学研究的领域，当时在北京大学做费孝通的博士后。1988年，中国成立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他们需要1988年毕业的博士。当时他们急于找到既是学社会学的又愿意回来的，就找到了我。过去那时博士后都是理工科的，所以我就成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站的第一个博士后。为什么北大会有文科博士后，因为费孝通那时在北大，他又是社会学的第一把交椅。当时我报的题目就涉及性学了，其中包括青春期恋爱，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外恋。

　　关于性学

　　妈妈反对，院里不重视

　　华商晨报：性学研究一直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你当时开始研究是不是也受到很多阻力？比如来自家人和朋友之间的。

　　李银河：我妈妈就不高兴，她是个老报人，退休的时候是人民日报农村部的主任。她就说这个方面有什么研究的，人家都说你是个性博士，当时说起来很不高兴。再有就是研究的经费问题，当时院里觉得这个东西太边边角角了，不太重要，非常边缘化。

　　华商晨报：遇到这些阻力，有没有放弃过的念头？

　　李银河：研究分为定性和定量，经费少的时候可以做定性的，定性就是找人访谈之类的，花费不太多。定量的花费就很多，比如搞社会调查，动辄上百万。

　　婚姻家庭一直也没放弃。今年有一本书要出版——《农村性别权利关系》，农村的妇女从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她们作为劳动者在哪些方面和男人不同，比如在营养方面，受教育方面，挣钱多少等和男人作比较。

　　华商晨报：是什么让你对研究如此执著？

　　李银河：有很多因素。当时我在北大做研究的时候出了十个课题，婚前性行为、自愿不生育等，其中同性恋这个线索是我在调查一个单身人的时候，问他单身的原因，他说自己是同性恋，这个线索很宝贵，就把它做大了，后来就做成专著了，其他的课题就成了一个论文集。当然也有些理想主义的因素。

　　关于婚姻

　　婚外性行为是不道德的

　　华商晨报：你认为婚姻中什么是重要的？

　　李银河：性是很重要的，但这个答案是不能量化的。它有90%的重要性和10%的重要性完全是因人而异的。

　　华商晨报：你怎么看婚外性行为？

　　李银河：缔结婚约的时候就有一个忠诚的约定，婚外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违反了忠诚的约定。

　　华商晨报：有评论说你的前卫性观念是在挑战道德底线，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李银河：古代有哲人讲过，道德是因地理而异的。比如说食人族，在那个群体里吃人是道德的，翻过一道山梁，再到一个文明的国度，吃人就是不道德的。这也说明，道德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变化是非常大的。

　　中国的道德底线是什么呢？如果说婚前保持童贞这是一个道德底线，那我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肯定是挑战了这个底线。据统计，在青年这个群体里，婚前性行为已经达到六七成了，他们这不是对道德底线的挑战吗？我的研究就是一个客观的描述的一个过程，如果说对某种道德挑战，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关于自由

　　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华商晨报：你在《李银河自选集》的后记中说，当自己被评为研究员的时候，感觉真正自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银河：人活着有好多世俗的目标，比如说评职称啊，提拔啊，为了这些目标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不喜欢做的事，比如说有一个研究你不感兴趣，但是对评职称挺重要的，你还得去做，那么在心里就会感到不自由。反过来说就是没有了那些世俗的目标后，就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这就是我说的自由。

　　华商晨报：自由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银河：自由对我来说就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到了这个境界才会感觉到幸福和快乐，然后才是自由。自由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一对夫妻感情不好，但还保持着婚姻的关系，他们就是不自由的。

　　华商晨报：从1995年被评为研究员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光景了，你感到真正的自由了吗？

　　李银河：我觉得是挺自由了。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我想做的，并不会为一个目标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

　　华商晨报：你在《李银河自选集》的后记中还谈到了生命的意义，观点很消极。实际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吗？

　　李银河：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中摆来摆去，当欲望不能满足的时候是痛苦的，当所有的需求都满足的时候又觉得无聊。但生活不一定就是没有快乐的，大家大多时间都在享受精神的和物质的美好，所以透彻的观点和实际的生活并不矛盾，也不用相吻合，无意义的时候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本报记者 杨东城

　　记者手记

　　别样人生

　　3月4日，乍暖还寒的沈阳街头。李银河走在人群里，略显孤单。

　　藏蓝色的裤子，深绿色的呢子外套配上紫色的围巾，步履坚实，表情亦如她研究的学术一样严肃。人群中，她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打量周围建筑时让我们领略她一个作为学者的认真。

　　作为一位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且是当代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她早已习惯了人群，但她仍对建筑与环境充满好奇的探寻。

　　李银河说：“在北京我很少逛街，上街的时候都是直接奔目标而去。”她现在的生活应该是比较安逸的，只需要每周二去社科院研究所开一次会，其他时间均自由支配。每年只有冬天在北京城里生活，其余的7个月住在北京六环外的郊区，一个带有院落的地方，那里种有蔬菜和果树。正如她在自选集中说43岁那年被评为研究员后就真正自由了一样。这让我想起了梁羽生的老友蔡锦荣的境界，在澳洲以种菜为业终其一生。

　　沈阳的气温比起北京要低7℃左右，一直保持谦和态度的李银河说自己不冷，在逛百货的时候，无暇顾及自己的她却一直惦记家里那个收养的孩子，并为他带了礼物——三件新衣服。

　　也许正是生活中的普通细节让她关注了太多的人生，别样的人生在她眼里是和大多数人一样的，同样的生动与丰盛。

　　杨东城

　　李银河小传

　　李银河，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

　　当代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之一，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她还是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妻子。

　　主要著（译）作有：《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