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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解读三次柏林之行 好档期被临阵抢走(图)

   王小帅说,他对柏林的感情似乎更特殊一些:1994年他的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就是在那里亮相的。在这之前,他无法想象自己会跟这样大的国际电影节结缘。今年,他的新片《左右》在柏林又擒“银熊”。


  之后,他与国际电影节的缘分不断:分别三次亮相柏林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得到的礼遇也不断升级。

  “墙外开花”的王小帅电影,却是“墙内难香”。原定3月7日公映的新片《左右》突遇“推迟上映”的消息,具体原因他不愿多谈。

  第一次去柏林输给乞丐

  对柏林感情最特殊

  青年周末:今年《左右》参加柏林电影节,擒金熊的呼声很高。结果只拿到银熊,您失望吗?

  王小帅:说实话,金熊谁都想得了。但中国人不是常说“风水轮流转”吗?我们都觉得时机不太好,《图雅的婚事》去年刚得了金熊,今年又给中国影片概率太低。

  青年周末:从1994年到今天,戛纳、柏林、威尼斯三大国际电影节您都去过了,对哪一个感情最深刻?

  王小帅:对威尼斯电影节,我没什么特殊的感受,因为只是作为一个观光客去过。戛纳和柏林我都去过三次,戛纳是两次在“一种注目”单元亮相,一次参加“竞赛”单元;柏林是两次“竞赛”,一次“青年论坛”。

  对柏林的感觉更特殊些吧,因为1994年,我的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参加了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想到这辈子跟这些国际电影节会有渊源。柏林帮我打开了这扇大门。

  柏林从鹿特丹“挖”到我

  青年周末:怎么跟柏林结缘的?

  王小帅:中间很多周折。当年有一个比较关注中国电影的人叫托尼雷恩,他来我们电影学院教课。我能说点英文,跟他关系不错。1993年,托尼雷恩把我的影片《冬春的日子》推荐给温哥华电影节,但当时护照没办下来,没去成。他还把我这部片子介绍给了香港著名影评人苏其,苏其看了觉得不错,有新的感觉,很现实,很个人化。10月份,苏其就把这部片子推荐给了鹿特丹电影节。于是1994年初,我去了鹿特丹。

  这是一个独立电影节,好多影片都是通过这里走出去的。在鹿特丹,我的片子被柏林电影节的选片人看重。本来柏林电影节一般都要求影片必须在它那里首映,但因为鹿特丹电影节1月底2月初举行,柏林电影节紧随其后,相隔没几天,所以柏林就破例让《冬春的日子》去参加它的“青年论坛”。

  青年周末:谁告诉您这个消息的?

  王小帅:鹿特丹电影节快结束的时候,我和做片子发行的朋友在一起吃晚饭。有个人说:好消息,两个特别好的消息,第一个是《冬春的日子》直接入围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论坛了;第二个是这部片子同时被纽约新导演电影节看重。我听了特别地兴奋。当时我还是个26岁的小伙子,觉得一下子有出路了,原来还担心鹿特丹之后怎么办呢。

  第二天我们就从鹿特丹转战到柏林去了。

  第一次去很大无畏

  青年周末:去的时候特兴奋吧?

  王小帅:那时候很大无畏:来了就来了,将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我们参加的是电影节的“青年论坛”单元,肯定没有竞赛片受关注。我记得那年吴子牛导演的电影《火狐》参加竞赛,我们特羡慕。有一天我们去看他的片子,在电影宫大门口碰到他,我做过他助手,所以都认识。我们打招呼祝他好运,然后他就一个人晃进去看电影了。

  青年周末:第一次就想着去见识,完全没期待拿奖?

  王小帅:有个特别好玩的事情,有人告诉我们说“青年论坛”要评一个“最穷的电影”,大家就指着我:那你肯定得奖了。我肯定最穷啊,《冬春的日子》里里外外花的钱,折合下来就1万美元。我也觉得挺好,得那个奖有奖金嘛。

  最后公布结果,不是我。我大吃一惊:啊,怎么可能?世界上还有比我更穷的导演吗?这个奖给了一个俄罗斯的导演。他们说,你多多少少还是个正常的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而那人是个乞丐,拿自己讨饭得来的钱拍的电影。我想想也是,丐帮的的确比我还不容易。

  第二次去柏林终于走上红毯

  “竞赛”单元的导演更受礼遇

  青年周末:1999年,您又去了戛纳电影节参加“一种注目”单元。

  王小帅:对,我带着《扁担姑娘()》去了戛纳的“一种注目”。当时看别人“竞赛”,走红地毯,真的是羡慕,又觉得遥不可及。但当时也在想,有朝一日自己也加入竞赛单元,走走红毯。

  没想到第二年,拍完《17岁的单车》以后。哐当,我就去柏林竞赛,踏上红地毯了。

  青年周末:那是2000年吧,您的片子入围了柏林的“竞赛”单元。不用羡慕吴子牛了。

  王小帅:无论是在戛纳还是柏林,参加“竞赛”确实就多一些很正式的东西,比如主席会请摄制组参加鸡尾酒会什么的。第一次去柏林“青年论坛”就是随便吃了个饭。还是分了个级别。

  好档期被美国大片临阵抢走

  青年周末:参加“竞赛”,就对拿奖有期待,心态也不那么平静了吧?

  王小帅: 2000年去柏林之前,拿奖是不敢想的,觉得这是张艺谋、谢飞的事儿,跟我没关系。首映礼的时候,才知道得奖了,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片子放映那天,我们一起去看。刚开始没多久,我们的制片人就被电影节主席给悄悄地叫出去了。回来他都疯了,我们赶紧问:什么奖什么奖?他说,哎呦,太大的奖了,两个!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和最佳新人奖。 我们乐坏了,就等第二天下午的记者发布会正式宣布所有的奖项。

  青年周末:宣布获奖以后,在柏林受到待遇就变了?

  王小帅:是啊。《17岁的单车》本来排在中间放映,很好的时间,结果档期被一部美国大片抢了,变成最后一场放映。所以也没什么人来关注、采访。

  公布奖项那天,我们剧组在电影宫的二楼还是三楼一个地方待着。新闻发布会还没结束,国外记者就一拨拨上来了,很壮观。二三十家电视台一个个排着,每个电视台一分钟,挨着问。我们体会到了这个电影节的世界影响力和隆重感。

  第三次去柏林,穿上了平生最贵礼服

  每天疲于接受采访

  青年周末:第三次去柏林,已经有很多人认识您了,听说忙得连观光时间都没有?

  王小帅:对。今年我们的电影是第一场放映,媒体也知道我以前获过奖,所以后面两三天世界各国媒体的采访都排满了。1994年和2000年去柏林的时候,没什么采访,有很多时间看影片。今年几乎没看。

  中国媒体去的不多,可能赶上春节吧,天也比较冷。不过中国媒体对国际电影节的关注比2000年前大多了。1999年去戛纳,2000去柏林,都没什么中国内地的记者。

  戛纳观众不穿礼服被拒之门外

  青年周末:您说柏林电影节在改变,形式感和宣传度更强了。具体改变在哪里?比如走红地毯?

  王小帅:1994年第一次在柏林,那时主会场在Zoo Palast,还没有红地毯。

  2000年再去,主会场已经搬到了Berlinale Palast(柏林电影宫),红地毯稍微有点了,但不那么正式。就那么铺着,没人组织,也没什么媒体拍照,非常随意就进去了。

  今年去发现柏林更重视仪式了,红地毯上能看到更多的明星。他们还安排了Photo call流程,所谓Photo call,就是专门给你一个区域,一进去人们就嚷嚷:看这边,看那边……好多记者给你拍照。我们的演员有了一种特别的荣耀感。

  它仍然对着装没有要求,但大家都更注重形象了。以前我参加这些电影节,最贵的也就是去戛纳买过一身一万五千元的礼服。

  今年去柏林不同,英国KNC赞助了全套礼服,具体价格我不知道,但肯定比以前的贵多了。我们在饭店试衣服的时候就乐,穿着礼服,皮鞋擦的倍儿亮。平时穿不了,这时候就好好体验体验。

  青年周末:戛纳似乎更重视着装和走红地毯?

  王小帅:2005年的《青红》让我们也进入竞赛单元,走了红地毯,接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

  戛纳给电影人的荣耀感全世界最强。比如要求电影人甚至记者、观众都必须穿上礼服或者时装感很强的衣服,穿西服打领带都不行。如果观众这样穿,必须回去换上礼服和领结。有一次我去看电影,穿着唐装,门卫还不让我进。我就跟他解释,这是中国的最隆重的礼服。文/本报记者 颜雪岭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责任编辑:小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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