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国家大剧院幕后 49年经历的政治环境变革

　　她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建筑,

　　她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她是一个规模空前的演出中心,

　　她就是国家大剧院……

　　2007年12月22日,国家大剧院正式开始运营。从1958年曾经立项到现在整整49年间,我们的建设者们做了哪些筹备工作,艺术家们提出了哪些真知灼见,参与施工的企业和工人克服了哪些困难,上马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争议,期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政治环境变革?

　　2007年12月22号晚，国家大剧院开幕庆典音乐会在大剧院音乐厅内如期举行，这标志着国家大剧院开始了正式运营。

从国家大剧院第一次立项到今天正式运营，经历了49年。

　　49年前的期待

　　那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主席万嗣铨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早在1958年，国家大剧院作为国庆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获得中央批准立项，周恩来总理亲自抓，并由清华大学完成了建筑设计方案，大剧院选址就选在了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当时为建人民大会堂而进行的拆迁工作十分艰巨，虽然国家甚至动员当时的建设工程部等部委腾出了一些办公楼来安置拆迁户，但是北京市实在没有能力再安置拆迁的居民。

　　为此，中央决定暂停国家大剧院的建设，周恩来总理说，等以后有了钱、有了条件再建。而这一缓建，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便搁下了。

　　建设国家大剧院一直是周恩来总理未完成的心愿，临终前他将两项工程托付给当时主抓建设的万里，一是北京图书馆，另一个就是国家大剧院。

　　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剧院的建设终于被提上日程。但这时却有很大的争议，争议之一是当初确定的建设地点到底是建国家大剧院还是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

　　万嗣铨说，1982年中央决定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已经批准立项并开工，地基开挖已基本做好。但随后因为全国基本建设规模过分膨胀，中央为压缩基建投资规模，停、缓建一批工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作为当时影响很大的项目，也决定停建。“这样，已经挖好的基础就撂那儿了。”

　　随后，每年的两会上，都有文艺界的代表和委员提交议案、提案、建议等，要求兴建国家大剧院。

　　1996年10月党中央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议中写到“要有计划地建设国家大剧院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文化设施”，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被正式明确下来。1997年将大剧院建设地点确定在人民大会堂西侧。1998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和“艺术委员会”，同时成立“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由北京市、文化部、建设部三方组建业主委员会，代表国家行使业主权利，承担业主责任，其中委员6位，由时任北京市市长助理、市政协副主席万嗣铨担任主席。

　　等待40余年的国家大剧院工程终于开工建设。

　　搞一次“面向世界”的国际招标

　　1997年10月北京市受中央委托邀请了五个国内著名的设计单位进行方案竞赛。当时参与竞赛工作的，现在任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委员兼规划设计部部长周庆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那天上午我们已经基本确定了一套方案，就等着下午宣布，中午的时候接到部(周时任建设部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里电话，说有紧急事情，于是我就从新大都饭店返回部里，到了部里才知道，说中央已经决定要‘面向世界’搞一次国际招标，以前竞赛出来的方案全都不算。”

　　万嗣铨说：“国家领导人能在中国心脏位置上招国际标，意义十分重大，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98年，设计方案进行国际招标，通过两轮竞赛共有10个国家的40多个设计单位提交了69个设计方案。

　　经过国内外评委筛选，到1999年，剩下6家单位，可是规定最后一轮评选只能有3个方案报审，建设领导小组建议单位组合，两两合作。于是北京院和英国建筑师合作设计了“大玻璃”，建设部设计院和加拿大的建筑师卡洛斯合作，清华大学和法国机场设计公司合作。

　　法国机场设计公司总建筑师安德鲁早期提出的两个方案，大家评价不高，他有些灰心，突然失踪了一星期，公司和家里都找不到他。一周后，他回公司了，好像变了个人，络腮胡子，衣衫褴褛。原来这一个礼拜，他开了辆车，满法国乱跑，车到哪他就睡在哪，跑了一圈回来，带来了“水上明珠”的造型，周庆琳回忆说。

　　争议中的“水上明珠”

　　保罗•安德鲁设计的方案是一座造型新颖、前卫的建筑，建成后将宛如“一滴晶莹的水珠”，而且他将大剧院向南推到人民大会堂东西中轴线的位置上，将绿地移到北边。在长安街上，要经过人民大会堂才能看到国家大剧院，是天安门和大会堂的陪衬。这个方案得到了许多业内外人士的赞同。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决定将此方案连同其他两个优势方案一起向中央推荐。1999年7月22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采用安德鲁的方案。

　　然而在人民大会堂西侧突然增加这样一个仿佛来自太空的现代建筑，让许多人难以接受。一些院士和建筑师联名上书反对这个方案。为了慎重起见，国家发改委委托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论证会对这个方案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对这个方案的初步设计进行论证。他们请来了40多位建筑师和技术专家参加，会上争论非常激烈。与会的建筑专家支持和反对这个方案的正好一半对一半；技术专家中大部分支持这个方案；而艺术委员会到会的专家全部支持这个方案。国家发改为再次向党中央报告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论证结果，获得了中央政治局的批准。

　　“政治局常委开两次回来研究确定一个工程，大剧院大概是唯一的一个。所以这件事情很隆重、很严肃，也很慎重，不是一个人随意决定的。”万说。

　　破七难而剧院成

　　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国内的顶尖专家聚集到了国家大剧院。

　　69岁的万嗣铨，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做过亚运会的秘书长，北京申办奥运会的秘书长，世界妇女大会的秘书长。具有丰富的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

　　著名作曲家、1985年就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吴祖强，任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工程预算方面专家，第11届亚运会场馆的建设的副总指挥兼计划财务部部长、北京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名誉会长赵宝山，退休后又被工程业主委员会返聘任预算部部长。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周庆琳任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委员兼规划设计部部长。

　　早年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一辈子就做了两个工程(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大剧院)金志舜，作舞台设备部部长。

　　在施工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设计方与业主的矛盾，业主与施工方的矛盾。

　　“比如说我跟建筑师争议最大的事情就是屋顶的防水做法。大剧院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外头有钛金属板做装饰面，它是椭圆球，很难说哪个是房顶，哪个是墙。作为法国建筑师，他用橡胶或者油毡的做法，就必须在橡胶或油毡上打眼，穿透以后才能跟钛金属板固定。这样有两万多块板，要打八万个眼。这是个大难题。而且橡胶、油毡有使用年限，十五年就得更换。当时我们做了一个用铝板进行咬合的实验，用铝金属来代替橡胶、油毡，防水效果更好，而且没有15年老化的问题，”万嗣铨回忆说，“在这点上我绝不妥协，我签字，盖成功了算你的功劳，盖砸了，我的责任。建筑师服我，现在很成功。一点都不漏啊。”

　　攻克七大技术难题：架起“中国第一大穹顶”；进行超深基础施工；安装钛金属屋面；保证石材国产化；

　　快速安全撤离观众的设施建设；控制剧场信号；让四季“春水荡漾”。

　　最终经过6年的施工，攻克了七大难题：国家大剧院落成。

　　寻找一条崭新的运营之路

　　2007年年初，国家大剧院确定由北京市主管，并明确定位为“公益性事业单位”。这意味着，国家大剧院将区别于其他按照市场运作的演出场所。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算过：国家大剧院总投资30亿元，把这笔钱折合到剧院内的6000个座椅上，每个座椅近50万元；国家大剧院建成后，一年下来在水、电等能源及外部清洁方面的维护消耗将以千万元计。

　　如此高的成本靠什么弥补？对此，国家大剧院新闻发言人、副院长邓一江说，国家大剧院每年总收入将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国家拨款、经营收入和社会筹资。

　　有研究者们预测，国家大剧院在开业前3年，80%的资金来源还要靠政府补贴。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艺术委员会主任吴祖强的认同。他认为，国家大剧院的情况与法国巴黎歌剧院有些类似，后者也是公益性非营利机构，政府资金扶持高达歌剧院支出的66%到70%。参照国外一些大剧院的运行模式，国家大剧院获得国家补贴的比例将占到整个剧院运转成本的40%—60%，这部分运转成本将由中央财政和北京市共同承担。

　　而就票价问题，邓一江表示，经过反复权衡，大剧院采用立体票价体系——根据演出季项目的安排，划定总票量的70%为亲民票价，10%为相对昂贵的票价，这一做法既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欣赏需求，同时又可尊重演艺市场规律，维护国内演出市场秩序的稳定。

　　真正的人民剧院

　　从大剧院给出的节目单上看，持续三个半月的演出季中，国内的节目占到了七成，国外的节目只有三成。而很多都是观众十分熟悉的院团和节目。例如芭蕾舞《天鹅湖》，话剧《一仆二主》、《立秋》，歌剧《图兰朵》等等。从这样的安排来看，大致可以分析出国家大剧院在未来的节目选择走向——被长时间检验过的、人们熟悉而认可的作品。

　　而各个演出公司对于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节目，他们心中有着自己的标准。“我们大家没有明说，但是都知道，拿到大剧院的节目一定是宏大的、乐观的。我们决不会拿个什么小话剧到大剧院去演。”中演的策划总监姚朔说。

　　在中演的演出计划里，本打算把包括《悲惨世界》、《西贡小姐》在内的著名四大音乐剧全都搬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这在上海大剧院是有过先例的。但是消息发出之后，一些乐评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全世界也没听说过在大剧院演出音乐剧的，音乐剧得连续不断地演才能挣钱，所以一般都是自己单独搭建场地，也就八百人的座位，上到五六百就开始演了。大剧院是演出歌剧这样高端音乐的地方，演音乐剧不成笑话了吗。”评论家刘雪枫说。

　　也许是出于对这些评论的考量，最近国家大剧院调整了演出计划。据大剧院方面透露，在一段时间之内，国家大剧院不打算上演音乐剧。

　　对于一个落成不久的大剧院来说，充分运用演出资源使三个演出场馆尽快进入正常运转状态是当务之急，但是对于类别不同的剧目如何选择，从而形成一个长期的计划，这对于国家大剧院来说还是一个考验。

　　邓一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样的演出安排，体现了国家大剧院的宗旨，即：人民性、艺术性和国际性并重。

　　人民性是大剧院宗旨的根基和重点。邓一江说，我们有决心把国家大剧院变成是真正人民的剧院，让大家觉得这是自己的文化之家，让大家觉得这是自己的艺术之家，他们可以花很少的钱甚至不花钱可以到这个剧院来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那一份文化和艺术上的瑰宝，我想如果国家大剧院不能做到这点，国家大剧院就不是一个成功的剧院。

　　西方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西方，一个大型的剧院落成，一般会选择本国最具代表性的歌剧进行演出，或者为这个剧院特意委约一部作品。而且一般是一个剧目连续上演三到五天。而不会出现像中国国家大剧院这样的演出季。

　　在国外，无论是金色大厅还是柏林爱乐音乐厅都会出租场地，但是对于自己策划的演出和出租场地的演出之间泾渭分明。如果只是出租场地，那么这些音乐厅的节目单上是绝对不会出现这场演出的介绍。“你可以自己去印广告，但是音乐厅绝对不会帮助宣传。”刘雪枫说，这种方式，可能是满足一个剧院自我运转和保持名声的最好中和。

　　一个大剧院最终得到认可，是由长时间各种高端演出积累而成的。无论是悉尼歌剧院这样20世纪70年代才建成的新剧院还是像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那样从19世纪就落成的古老剧院，无不经历了大量经典的演出。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理察•施特劳斯的《随想曲》、莫扎特的《唐•璜》、威尔第的《茶花女》和《西蒙•波卡涅拉》、普契尼《托斯卡》等等辉煌的名字都一次次地出现在这些大剧院的舞台上，这才是对于一个剧院最好的肯定。

　　而刚刚建成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更多的还是作为一个新鲜的建筑在被人谈论。这个代表着国家最高殿堂的演出场所如何能够实至名归，还有着漫长的道路要走。（来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