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我不在那儿》托德海因斯 希斯莱杰

凯特-布兰切特的段落，向《八部半》致敬

　　布兰切特的段落也是采用黑白影像，内容致敬了费里尼的《八部半》。

“这段是暗喻迪伦在1966年的经历，那时候是他突然停止再唱反战歌曲，引发了全美媒体的口诛笔伐，”海因斯解析道，“正如《八部半》中马塞罗-马斯楚安尼饰演的导演角色遭遇到的攻击。这段也反射出当时社会文化的坍塌，这种感受和我听那时的专辑《Blonde on Blonde》的感受如出一辙。”

　　至于比利的段落，海因斯这样诠释：“六十年代末期开始出现嬉皮西部片，这些反文化现象使得西部片这一类型重新焕发活力，”比如山姆-帕金法的《比利小子》，迪伦也出现在此片中。“那些长发、反英雄类演员创造了一系列知名的法外之徒，电影把他们拍得非常让人神往，那时特别喜欢用长镜头，比如《虎豹小霸王》、《花村》的摄影方式，当时看起来非常新奇而华美。”

　　对于罗比段落，海因斯的灵感来源于让-吕克·戈达尔：“他最喜欢用静态镜头，用一些广角剪切和人物特写，所以他的影像画面非常美，干净而且宽阔。他就连拍摄性和政治场面都是如此，戈达尔有一段时期专拍这类电影，讲述那些女人纠缠于政治边缘的故事，而这也正是迪伦和他的歌曲某个阶段面临的境况。”

　　这些风格上的区别并没有在剧本中标明，“我第一遍读剧本时，感到非常迷惑，必须反反复复地读才能理解每一个角色，”甘斯布说，“剧本的写作方式高深莫测，我很难判断自己的理解到底对不对，因此我专门邀请百忙中的托德喝了两小时的咖啡，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我本来还想再专门找些时间和他会面，做一下彩排什么的，但是直到开拍我到片场时，才得以再次见到他。我们第二天就拍摄了第一场激情场面，托德自己很清楚要怎样来拍，但还是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度，所以在他的执筒下表演非常放松。但是对那时的我来说还是费了些时间，”甘斯布边笑边说，“如果我现在重拍一遍，效果会好很多。”

　　每位演员拿到的都是他/她自己饰演的那个段落的剧本，包括一张相应时代的迪伦专辑CD。“所以我连贯几个月都在听罗比和克莱尔段落对应的音乐，”甘斯布说，“比如《Sara》、《Lay Lady Lay》、《I'm Not There》、《Corinna Corinna》等，都是一些非常悲伤的歌曲。音乐的力量实在很强大，因此对于培养情绪很有帮助。我一般在拍摄时，总会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但是这次，我觉得我没法听迪伦以为的音乐。”

　　莱杰也是如此，“我回去找出一堆以前没听过的迪伦音乐，”是用来帮助塑造罗比一角的嗓音，“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我准备角色的首要任务就是口音，这是我开始的第一步。声音塑造是一个底线，然后就是去体会和演绎灵魂，戏装和假胡子都帮助我进入角色。包括凯特在内，我们看起来、听起来、闻起来都越来越像鲍勃-迪伦，尤其是凯特，简直让我震惊，我们其余的也都是试着让迪伦融入我们的血液。”

　　莱杰不住感慨与海因斯合作的愉快：“感觉非常放松，你会感到他真是极具建设性地在拍一部电影，剧组每天工作20小时，但是没有人抱怨。每天拍摄后大家还会聚上一小时，喝喝啤酒，赏赏菊花，因为大家都还沉浸在看他拍摄的享受中，有人甚至会感慨：‘费里尼再世了’，那种感觉真的很棒，每个人都很投入，是不由自主的，因为大家都相信他，所以这给人感觉这是世上最昂贵的一部教学电影，我真希望以后和每个导演合作都像与托德这样。”

　　太阳渐渐落下，陈列馆内一点点变暗，但海因斯不紧不慢，还在拍摄派对场面的边角细节：弗赖伊皮靴、卷发与胡须等等，细致程度不亚于拍摄演员表演，“我觉得所有的传记都是这样零散的，”海因斯说，“当你在回顾自己年少时和刚成年时，不觉得完全是两个人吗？而这部电影从最初起，目的就不仅仅是复述事件，而是让人有所启迪。”

　　“迪伦最有趣的一点是，人们一直一厢情愿把他定义成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人，”海因斯接着说，“在这种境况下，迪伦自己就想去改变，否定这一点，让别人失望。所以我觉得他能作为一个创新派而存活下来，就是因为他那种改变、挑战、挖掘的能力非同凡人。”

　　最后，海因斯与影片主演们——莱杰、贝尔、甘斯布、摩尔都来到陈列馆门前的台阶上，拍摄一张正式合照。奇异的是，竟然没有一个过路人认出这些明星来，可见海因斯对演员们的改造效果。摄影师爬上梯子，调整灯光，镜头前的演员们举起写着GOVERNMENT、PAVEMENT的牌子，这些标语正是来自于迪伦的MV，还有人举着一个上面写着“I'M, NOT, and THERE”的牌子，所有媒体摄影师都聚集到他们面前，过路人也驻足观看，但是明星们“伪装”得太成功了：贝尔和莱杰戴着那种摇摇欲坠的Jewfro式假发，摩尔掩藏在褐色皮肤化妆下，甘斯布穿着件山羊皮外套——都完全看不出是本人。

　　“哦，这就是那部鲍勃-迪伦电影，”一位旁观路人在说，“我猜演员们都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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