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出征威尼斯电影节 自爆“我就是在抄”(图)

在小说《天鹅绒》里，疯妈因为两斤猪肉而疯，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疯妈因为一双鱼鞋而疯。

“没学过戏剧怎么拍电影啊？没有莎士比亚根本就没有现在的商业大片。”中戏毕业的姜文说。

“一个男人有力量，和一个女人有力量，都不是来自身体。”在“太阳”里扮演姜文妻子的孔维说。

    来源：南方周末

　　“我脑子里看见东西，听见声音，我就抄，好像上帝捏着我的手写。”——姜文

　　8月27日，姜文、周韵等主创携《太阳照常升起》出征威尼斯电影节，与李安的《色，戒》、埃里克·侯麦的《男神与女神的罗曼史》、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俄罗斯联邦》等22部影片，一起角逐金狮奖

　　姜文对陈冲说，小时候他院子里有“林大夫”这样一位阿姨，她是多少人的梦中情人。

陈冲没敢说她觉得林大夫有点十三点。排林大夫喜欢黄秋生的戏时，陈冲有点怕自己十三点，老是掌握得不准确，姜文告诉她：“记不记得那些得了奥斯卡奖的演员在奖台上的样子？那种一面哭一面笑，喘不过气来，同时还被自己的激动所感动？”

　　“第一次接触‘太阳’是在姜文办公室里，那是我第一次‘听’剧本，闭上眼睛，似乎能看见电影。当时的感觉是讲故事人的体温绝对高于38摄氏度。”陈冲说。

　　这个故事后来叫《太阳照常升起》，是姜文导的第三部电影，前两部作品分别是1995年的票房冠军《阳光灿烂的日子》，和2000年无法公映的《鬼子来了》。

　　姜文从2005年就开始跟各种各样的人讲《太阳照常升起》的故事：一双性感的女人的脚，走在一个云山雾罩的村子里，村里的房顶上长着草，动物色彩绚丽，路上铺着白色的沙……三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既交错又独立的故事。

　　把故事讲完，电影剧本也就出来了。后来姜文按录音机让大家听一遍自己念的故事，再一起七嘴八舌地聊。

　　“90％的细节在写剧本前就已经完成了。实际上姜文需要的是一个语言功底比较好的场记，但是他必须找编剧。”编剧过士行说，这些细节包括1970年代女人胸罩的肩带应该多宽。

　　8月17日，姜文出征威尼斯电影节前，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他的不亦乐乎工作室里专访了姜文：“我就是在抄，我脑子里看见东西，听见声音，我就抄，好像上帝捏着我的手写。”

　　导演就是请客吃饭

　　“我还是相信，没有好故事，所有人都不存在。”

　　孔维在片中扮演姜文的妻子，她对导演姜文的印象是硬朗：“看到他你会想，如果你冲着他笑，他未必会回应你一个笑。”

　　孔维的第一场戏是拍她在拖拉机上——那种拖拉机老得早就停产了，剧组买了一个拖拉机机芯，外壳是姜文和工作人员自己做出来的。拖拉机在土路上颠簸，姜文要孔维站在拖拉机上昂首挺胸，“他说让我不要晃，要把自己当成巴顿将军检阅一样，我就照着他说的那样，坚信面前的树木就是我的士兵，但他还是说我一直在晃。”

　　1985年姜文第一次拍电影《末代皇后》，就不断看纪录片、查资料，要改进自己演的溥仪。

　　1986年，姜文在《芙蓉镇》里扮演老右派“秦癫子”，导演谢晋鼓励大家把剧本完善，姜文就跟刘晓庆他们一起排，排好了给谢晋看，谢晋经常会鼓掌说：“不错不错，比我原来那个弄得好。”后来姜文做了导演，最喜欢做的就是给演员鼓掌。

　　1987年《红高粱》时，也并没有人见人怕，第一次当导演的张艺谋跟姜文彻夜谈戏，加入了撒酒疯之类的段落。

　　姜文第一次名正言顺写戏是1989年田壮壮的《大太监李莲英》，他被邀请做主演兼编剧——以前姜文修改自己的角色，现在他开始修改别人的角色了。

　　1995年，姜文终于当上了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创造了传奇——这个剧本就是他自己写的。

　　当了导演的姜文依旧回去当演员，《寻枪》、《绿茶》、《天地英雄》、《茉莉花开》、《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时他渐渐被众人描述成了“戏霸”，坊间最夸张的传闻，是姜文拍《寻枪》时把导演陆川气到墙角里哭。

　　2006年，网上评选“十大戏霸”，姜文位居第一。

　　南方周末：你当了导演为什么还愿意回去当演员？

　　姜文：再好理解不过，很多人都是既当导演又当演员，既可以在摄影机前，也可以在摄影机后，卓别林、奥森·威尔逊、昆汀、石挥、梅尔·吉普森都是这样，他们的片子也非常有生命力。我能围绕摄像机转几圈，这是我的优势。

　　我在中戏的时候，每个学期都会在学校的大礼堂搞汇报演出。有导演系的、舞美系的、表演系的、戏文系的，大家七嘴八舌把听来的故事变成一段演出。演出结束，突然有别的系来说：这导演功力不错啊。我说什么导演功力啊，这就是大家一起攒的。那时候大伙不太瞧得起做导演的，觉得好不容易学表演，干嘛做导演啊，多没出息。

　　南方周末：但看上去你更乐于扮演导演的角色。

　　姜文：我做演员的时候，会研究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比如《芙蓉镇》，谢晋非常希望通过我的角色替他说一些他想说的话，这些话他可能不便用其他方式来表达。《红高粱》的时候，张艺谋同样希望通过我演的人物，做他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只要找到这个感觉，怎么演就怎么对。就怕老在摄影机这边，或者老在那边。

　　南方周末：围着摄影机“转”，能让你多看到什么？

　　姜文：围着摄影机转当然能看到更全面的东西。我跟你说《教父》是一个怨妇的故事，你信吗？在我看来马龙·白兰度之所以演《教父》演得这么好，是因为他把教父演成怨妇一样。白兰度第一场戏的台词说：“我老婆是你孩子惟一的教母，我都不记得你上次什么时候到我家来喝过咖啡，你有你的天堂，警察那么帮你，法院那么帮你，你不需要我的友情。今天在我女儿结婚的时候，你让我为了几块钱去杀一个人，这合适吗？”这很容易让我想起邓丽君的歌词：“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我看到了他有一个非常聪明的观察人的角度，甚至西西里的教父也真的开始迷恋他这个教父，这很重要。

　　我还是相信，没有好故事，所有人都不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伟大的角色才能创造伟大的演员。夏雨可以瞬间变成一个演员，瞬间变成一个影帝，是因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极精彩的故事。导演和演员，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次行动，就像今天你请客，你做东、你埋单、你点菜，明天他请客，后天我请客一样。不是说我埋了单了就再也不会吃人家请的客了。

　　南方周末：你也允许别人在你埋单的时候指手画脚吗？

　　姜文：当然非常欢迎，甚至特别需要，比如“阳光”里面，夏雨捅耿乐倒着放的那段，后来被人认为是很经典的那个段落，就是我们的剪接助理提的。我说怎么能让这段再回去，他说你就倒着放呗。从技术上来说像倒带一样，但是我觉得有点不靠谱，好像没看别的电影这么用过。后来王朔跟我说：“姜文啊，要是我们写小说的没有人用过，我就觉得我太牛B了，不知道你们拍电影的怎么想。”我说，那就用吧。

　　强劲的想象创造真实，作家、编剧、美术、摄影、导演、演员……都有这样的想像力。在导演这个主人的招待下，想象力得到充分的施展，那种真实的气氛和真实的细节很具体地就出来了，这是我拍电影的经验。我压根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气氛里的，从一开始到现在，就像你天天呼吸氧气，但你感觉不到它一样。

　　南方周末：如果当导演就是请客，那你是怎么当好主人的？

　　姜文：让客人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进门告诉他把衣服脱在哪儿，引他坐在哪个位置上，介绍给他那位先来的客人是谁，你要喝点什么，凉的还是热的；如果抽烟，窗户开着好不好。客人吃舒服了，喝舒服了，聊舒服了，想象力这个发动机就打开了。大家想象力发动起来了，往哪儿去都好，有速度就好办，你可能就剩下踩刹车了。

　　有些人根本就不懂得请客，你就非常拧巴：进门换鞋，必须穿他们家的拖鞋。我不爱穿拖鞋，我好不容易穿一条很漂亮的裤子，一身衣服上下般配，你非让我脱了，穿你们家的拖鞋，还是粉红色的，然后还不介绍他们家先来的人是谁，也不问我喝什么，就随便倒一杯酒，那大家所有想象力的发动机都打不开了。这顿饭吃得拧拧巴巴，吃完了也不知道对面那滔滔不绝的女的聊什么，也不认识她。那就完了，花很多钱，也费很多时，在那儿拼命加油，把油加反了，速度也错了，方向也错了，他就不是一个好的主人。问题就这样简单，下回他别请客了，可以去别人家作客。

　　中国就是现实魔幻

　　“原来我们有点贴地皮太近，没有旋转的感觉。”

　　鱼鞋是《太阳》里“疯妈”周韵穿的一双绣花鞋，也是表面上引起疯妈发疯的原因——她的鞋不见了。

　　许建树的任务是做这双鱼鞋，他也差点被鞋逼疯。

　　许建树设计的十多种鱼鞋方案被姜文一一否定，于是跑去贵州一个据说刺绣很拿手的村子，村长调动了三十多个刺绣女，给他绣了一双。姜文拿到鱼鞋问：“能不能把鱼鳞绣得像海浪？”

　　一个“海浪”，把许建树打去了云南剑川，他找到一位76岁的民间刺绣艺人共同钻研。“海浪鱼鳞”达标了，可姜文又有了新要求：鱼眼睛要像活的；鞋底厚度要是现在的三倍；而且要十三双不同大小的。

　　距鱼鞋拍摄还剩下5天，许建树一边在云南安排鞋底，一边把鱼鞋样品带去贵州，两地十多个刺绣工，四天四夜连轴转，还出动了当地省长秘书。

　　现在屏幕上的这双绣花鞋：鞋底来自云南剑川，鞋面是贵州水族的马尾绣，鱼眼睛来自云南大理。“光这双鱼鞋就比一辆车都贵。”许建树说。

　　南方周末：那个时代好像对你来说特别重要？

　　姜文：没有特别重要，跟每一天一样，我并不迷恋哪个特殊年代。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听大人说1961年挨饿，觉得是远古时期的事。等我到了20岁的时候，我通过阅读各种各样的东西，对我出生前20年就有一些比较直观的认识。随着我年龄增长和阅读的积累，可能对我出生前200年、500年、1000年有了直观的认识，总之，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历史在我的面前变得年轻了。

　　南方周末：听上去有点魔幻现实主义？

　　姜文：如果有一个地方产生魔幻现实主义，那中国就是现实魔幻主义，我们的生活是很魔幻的。在法国做后期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人看了“太阳”，有说像巴尔干半岛的片子，也有说像南美的，其实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味道。以前我们的认识有点贴地皮太近，没有旋转的感觉。我觉得电影应该是像舞蹈一样有飞翔感，反映出一个地区的人们对自身、对事物到底怎么认识，不是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人们怎么解读自己的经历。

　　现实早晚都会过去，再所谓真实的纪录片也是通过那个人的角度来剪接记录的。我们只能看到经过人的主观表达出来的现实。《史记》不是现实，它是一个作品，是通过人的主观表达出来的。从作品的角度说，现实不重要，看你怎么表达，这会变得千姿百态，变得比较有意思。比如“文革”，有歌颂“文革”的，赞美“文革”的，到了后来是伤痕的，往后走可能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再往后走可能会出更有意思的东西。

　　南方周末：《太阳照常升起》来源于《圣经》吗？

　　姜文：不是。我们不是先查了《旧约》才写的剧本。我们剧本都写完了，想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名字，《三号作品》、《摄于2005》……都挺不正经的。后来有人想起海明威的小说，说干脆叫《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的小说是从《旧约》里来的，我们又回头看了《旧约》，觉得很有意思，跟我们的片子也不能说没有联系。

　　南方周末：怎么想到这个故事的？

　　姜文：显然跟《天鹅绒》有关系，叶弥的小说虽短，但像一个外来天体，咣当撞在我的脑海里，乱七八糟的，飞扬的飞扬，落下的落下，一次星际爆炸，我就把脑子里看的东西说出来了，抄成了剧本，拍成了电影。

　　听过半瓶酒的故事吗？半瓶酒放在那里，悲观主义者说：那只剩半瓶了；乐观主义者说：那还有半瓶呢。这半瓶酒的现实有意义吗？它可能有的意义就是刺激了两个不同世界观、人生观的人的表达。那是《鬼子来了》制作的时候，一个女孩讲给我听的。那时可能是“鬼子”的主题反映出的东西，那样一个故事很容易引起我的愤怒，很容易引起人内心的悲观。那个女孩说，你应该想想还有一个乐观的想法。

　　南方周末：你觉得你的故事观众能看懂吗？

　　姜文：为什么总低估观众呢？没有懂不懂的问题，没那么复杂。你拿一本书看，闲散地翻到20页，觉得还不错，然后看到40页，看到60页，看到80页，然后说这书不错啊，前面说什么来的，然后从第1页看到20页。就是这么一个结构，最符合当代“80后”阅读习惯和观影习惯。

　　大片就是磨砖对缝

　　“我觉得心疼资本家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心态。”

　　“这部戏里，所有的东西你打眼一看都对，但你仔细想它怎么是这样的。”摄影师赵非说，这部影片的地是自己铺的，白宫是自己盖的，金猪和金牛是自己染的，打到水面上的雨也是人工做的，为了影片能有比较“很high的金属的调子”，滤色镜也是从德国定做的。“太阳”里面有一场“抓流氓”的戏——黄秋生被人诬陷摸了前面女人的屁股。放映机播的是《红色娘子军》，等开始抓了，每个人拿着手电筒到处乱晃，放映机也开始晃到人们身上，跳芭蕾的红色娘子军就在人身上跳着。“整个就像一个大party”，赵非说。

　　party是要花大价钱的，为了这场戏，剧组定制了七十多把加长手电筒；因为普通放映机亮度不够，剧组又从云南找到了一种数码激光的放映机，亮是够亮，钱又花出了很多。

　　这并不是姜文第一次大手笔。

　　“阳光”里面，马小军跳烟囱的那个烟囱，整个被姜文重新刷过；影片不分镜头，一条一条拍下去，最后用了25万尺胶卷——当时国产电影的片比是1∶3，“阳光”达到了1∶15，创下了当时国内纪录。

　　《鬼子来了》为了制造结尾马大山被砍头的特殊效果，专门从美国进口了几台能滚动拍摄的特殊摄影机；为了效果真实，从山西运来了房顶；影片最后使用了48万尺胶卷。

　　“我专门去国外考察过这事，他们拍戏胶片没有数，整条整条地拍，没有像咱们的先划分镜头，你看他剪出来的鲜活劲儿，都是拍得多造成的。”姜文说，“质量第一，这才叫大片。”

　　南方周末：怎么才算是大片？

　　姜文：我们有十几个赏心悦目的景，从一个场景挪到另一个场景，最少距离400公里。房祖名和他妈在的那个主场景，看上去是同一个村子，实际上通过相隔上千公里的几个地方组成的，光一条河就是三四条河组成的。两三场景能叫大片吗？几百年前莎士比亚就知道换景，现在用电影手段居然不换场景，大家会看疲劳的，观众是需要看赏心悦目的好东西。

　　我们把八个城市的火车集中在一个地方，你会说这有什么难，问题是老火车的设计速度每小时60公里，超过60公里，铁磨铁就着火了，上不了提速了的新铁路，只能放在另外的火车上运过去。影片需要拍火车放蒸汽的镜头，一个火车头不够，同时要两个火车头来牵引；一列火车要30吨水，一下子60吨水就没有了，然后得回去加水再来。

　　什么叫磨砖对缝？好故事是一气呵成出来的，但要把它变成一块块的砖，把砖磨得跟少女的脸、小孩的屁股似的，一摸像皮肤一样。可能一个工人一天只能磨六块。

　　南方周末：投资方不去控制你的成本吗？

　　姜文：要知道专业的情况是这样的，成本这事是在开片前大家就商量好了的，是不需要改动的，我也是投资方之一，当然懂得怎么去做这事。一支十多人组成的制片队伍，每天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应该说，他们对我是很信任、很支持的，我们合作得很好。我觉得心疼资本家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心态，王伟也好，杨受成也好，董平也好，他们有这方面专业头脑，有几十亿、上百亿的身家，他们在生意场上都是天才，他们知道为什么要投这个片子。对于我这个导演来说，对投资方最大的心疼就是在不超支的前提下，拍出最高质量的电影。

　　我的第一部片子虽然在投资上有些麻烦，但那只是因为别人以前没有看我拍过片子，搞投资比较困难。后来王朔把法国制片人让·路易介绍来，路易又把40多分钟的“阳光”样片拿去给施隆多夫看，施隆多夫就把后面需要投的钱全投了。

　　这次也是王朔做的红娘，他介绍来了太合的王伟，没看剧本只听了故事就把钱投进去了。英皇的杨受成也是没看剧本就投钱了。董平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把自己的钱拿了进来。

　　应当说这方面我是幸运的，所以我说作为导演是把握质量这环的重要人物，不把质量搞好，不把影片拍得赏心悦目，怎么能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