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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频道 > 明星_娱乐圈 > 21世纪无法承受之重 “巨匠电影”时代怆然而逝 > 安东尼奥尼逝世追踪报道

刘海平专访:与安东尼奥尼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独立拍摄一部关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三年前,正筹划拍一系列关于世界著名导演的纪录片,由于我们跟意大利的特殊关系,而偏爱安东尼奥尼,因为他是迄今为止仍健在的大师,更是缘由他与中国的缘分。

他的资料一点点在电脑屏幕上打开,但少的可怜,时空隔绝,我们已无从获知更多具体细节。费劲千辛万苦得到他的私人号码与地址,好象大师近在眼前。由于语言习惯不同,我们请一位意大利朋友替我们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夫人,安东尼奥尼十几年前中风,只能讲简单的话语,夫人成为代言。

  “我们是从中国打来的,想同大师说话。”

  “你的意大利语讲的太好了”夫人回应。

  “不,不,我是意大利人,在中国。我的朋友想同大师说话,他们想在意大利拍摄大师。”

  “中国”!也许对方只要听到这两个字,心里肯定不会平静。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恩丽卡,作为安东尼奥尼的助手,同安东尼奥尼一起来中国拍摄了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来中国前的四个月他们刚刚认识。

  “我当时是一个学生。” 夫人在后来我们对她的采访中讲述了她与安东尼奥尼相识的过程。

  “我是1972年1月认识米开朗基罗的,5月他邀请我去中国。命运安排我去中国。我记得我和他的第一次旅行,去撒丁岛,他的家。他邀请我去的,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2月25日,和他的朋友在一起。他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这需要勇气,比去中国还需要勇气,因为我比他小40岁。他邀请我到了他那个在撒丁岛的美妙的家。有他的前妻,还有卡罗迪卡罗,还有我,总共4个人,这个旅行对我对他都非常重要。此时他刚从RAI(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那儿接到邀请要去中国。他跟前妻雷蒂杰和卡罗商量,想得到建议:‘我是去还是不去?’‘如果我去,我该做什么,我会去哪儿,我想让大家看什么?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片子。我不想做一个政治影片’,他说:‘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我是一个导演。很简单我只是想展示中国,共产主义国家,想去那些别人从未到过的地方,中国是那么的广阔。我想让大家看到日常生活。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毛泽东思想的国家,是有序的,尽管贫穷’。当他决定时,他用了3个月从2月到5月同中国官方,同RAI讨论。之后我们到了中国还再进行讨论。到中国后,就在宾馆里关了四天讨论。他想去以往任何外国人从未去过的地方,所以我们去了那个小县城-河南林县。那是不允许的,中国权利机构说不建议我们去,说那儿不通火车,没有酒店,无法招待你们。因为中国权利机构不想让我们看到贫穷的生活,是个小村庄。但还是让我们去了,我们去了以往外国人从未去过的地方。”

  “中国是我们的蜜月旅行”夫人幸福地回忆到。 “中国之行,我妈妈说过:是我们的蜜月旅行。中国之后,我们到这儿,住在了一起。以前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我那时年轻,漂亮,花枝招展。而他是个大导演,我不想和他住在一起。我甚至不想住在罗马,我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但中国之后,我们住在这儿了。”

  1972年,中国希望向世界宣传自己,从一群西方导演中选择了安东尼奥尼来拍摄一部关于这个伟大、神秘的国度的纪录片。非常巧合的是现任意大利驻华大使的孟凯帝,作为当时意大利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陪同了安东尼奥尼在北京的拍摄,见证了这段重要的历史。

  “我们在王府井拍摄时,周恩来将自己的红旗车借给我们当摄影车。我们拍摄时,许多中国人把头伸进来看,我们就在里面把他们的头往外推。第二天红旗车没有了。周恩来派人开到机场接外宾去了。”

  “我并且陪他们去了中阿公社、天坛拍摄。” 在当时这是件中意之间的大事。但仅在一年后,一切发生了变化。

  1974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段》-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的文章。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了一个多月,到过6座城市。在我们看到的报导中都说他在中国待了22天,去了北京、河南林县、南京、苏州、上海,最主要地是指他们在影片里反映的5座城市。22天也只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摄影师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回忆道:“我们乘飞机到了香港,两天时间在香港,之后改乘火车。我已对中国有了初步的感受,因为香港有些许中国的感觉。之后这个小火车带着我们从香港到了中国境内的一个小地方,我想是边境。边境上有座桥,一座木桥。火车上中国人正在做着短途的旅行,有鸡笼、鸡、大包小包,人们很单纯。这让我觉得很亲切,我很喜欢。我们到了桥这边,我们看到桥那边有英国人,英式打扮的英国人。另一边则是中国的士兵,一排排都是士兵。这座桥一方是西方的世界一方是军队,来往的人都有证件,所以这很自然。我扛起机器,装上胶片,想开始拍。安东尼奥尼说:‘不,不要拍’。我问为什么不拍,他说:‘我们先理解,先准备理解,然后我们再拍’。这样我就没拍了。我们从广州乘上飞机去了北京。” 安东尼奥尼大师的一句话,《中国》里就少了一座城市。到北京之后,他们就住在京西宾馆。安东尼奥尼打开一张中国地图,指出了要拍摄的地点。

  “我想象的影像,那些占多数的是童话般的影像:黄色河流,蓝色沙漠,有好多盐的地方并用盐盖房子和铺路,所有的都是白色的,沙漠,动物象形的山峦,农民身着童话般的衣服。” 当时安东尼奥尼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想法。在那个年代,跑到那些地方拍上半年时间,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在宾馆呆了近一个星期,北京的一个宾馆,因为要决定去哪里拍。那个时候中国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去拍摄,需要许可。安东尼奥尼讨论想去的地方,他们不让去,改成其它地方,这样我们过了一个星期。我还记得一个中国人很可爱。趁着我们讨论时,我不常在,总是安东尼奥尼谈论他该去哪儿拍摄影片,那个人总是在看我们的护照。我们将护照交给他,他一直在看我们的护照。安东尼奥尼讨论时,我只能看着。” 摄影师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似乎能记起在中国看到的一切。

  “有一天我从电影院回来,家里人告诉我的,安东尼奥尼打电话给我妻子。安东尼奥尼在当时的电影界就象个上帝,他致力于此很多年,在当时确实是个伟大的导演。我不相信他会打电话给我,我是想说,我没想到能和安东尼奥尼一起工作。” 卢奇亚诺.都沃里在当时是一位新锐摄影师,他因手持电影摄影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而引起广泛关注,这在当时是前卫的和不可想象的。卢奇亚诺.都沃里推测是不是安东尼奥尼看了他这部特别的纪录片而选中了他,至今他也不知道。他从来也没有问过安东尼奥尼。卢奇亚诺.都沃里从中国回去以后紧接着连拍了两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职业:记者》、《奥布瓦尔德的秘密》,后来他自己又当了导演。最近在中国上映的轰动一时的影片《迁徙的鸟》他就是掌机人之一。

  2004年8月,我和我爱人我们俩去了意大利。她是十几年前去意大利留学,有很重的意大利情结。到罗马时,已是黄昏。千年古城罗马,俨然一座开放的大博物馆。整个历史中心没有一幢现代建筑。行走期间,时光倒流,好象一拐弯,人群中就能看到恺撒大帝。我们住的酒店极其古典,古典到了没有电梯,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仅仅只有电灯。家具是我们只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那种古典家具。我们把笨重的行李与器材搬到三楼房间,其实搬了五层(层高很大),已是累极了。拍到安东尼奥尼已是十几天以后的威尼斯电影节。

  9月11日的清晨,我们准备好一切,因为这么久以来,我们毕竟是第一位中国人去采访他。终于按时地在中午12:00以前,我们踏入了酒店大堂。夫人也很重视这次访问,她觉得在客房里采访不礼貌,建议找一个大的空间,她希望我们与酒店协调。酒店经理很是帮忙,借给我们豪华的皇帝宫,用于采访。当座椅摆好,脚架支上,我们正在准备设备,也在准备状态时,发现安东尼奥尼就在身后。我们的心头悸过一丝匆忙,一丝慌乱。拎着机器就走向他。他的眼中噙满泪水。

  “我来是想问候您!” 他牵住我爱人的手,使劲摇。想说,想说,有千言万语想对她说。我爱人拿出了儿时的照片。他在32年后的今天又看到了他当年拍摄的中国山区和同一时代,当年2岁的娃娃现在已34岁了。他大哭起来。我们两个人的情绪在这一刻都很失控,但使周围的人深受感动。为使大家的情绪平定,助手建议喝杯咖啡,也使我们有时间从情绪中出来,细细地观察一下他。记得两年前,他出席为他准备的90华诞的回顾展时,着深色西服。而今天,他在我面前时,穿了一件浅色衬衫。已经满头银丝,岁月在脸上留下了苍老,但没有疲惫。他的年龄不由得你不尊敬,把他有别于常人。他是划时代的,也是神化了的。助手提醒我不要拍摄轮椅,我当然能够理解。老人还能行走,只是身边的人怕他劳累,现在以轮椅代步。一时间又觉得,他与人生离得又是这么近。艺术的骄子,与世纪同长,但挡不住疾病的折磨。但灵魂之光使他具备了毅力与耐性,之后的《云上的日子》、《爱神》还使现在的我们能够浏览大师的手笔。窗前,逆光下,一位老者。隽永与孤独,力量与脆弱。看着他,任时间流逝,我与他的历史重叠。他看着我,因为回忆,他哭了。我看着他,因为尊敬,我哭了。他象一尊神,与他的艺术重叠。是周围的人提醒了我们,准备开始采访。但安东尼奥尼仍一再提醒夫人看我爱人儿时的照片,夫人又哭了。她说:“你们让我哭”。她的思绪也被带到了芳华时代,与电影大师一同来中国拍摄时的情景。我说:“照片是送安东尼奥尼大师的。而我也带来了送您的礼物,我们自己设计的胸针。”

  “你来给我戴。” 尽管手仍在颤抖,当我爱人细心地给她戴好时,我发现夫人在会心地看着我们。我们开始了轻松又正式的访问。夫人代安东尼奥尼回答问题,有些问题她也阐明了是自己的观点。就这样访问成功地完成了。夫人也很感怀,相约罗马再见。返回罗马途中,我们去了严谨而美丽的费拉拉。在这座始拍《波河上的人们》,又曾作为《云上的日子》的外景地,安东尼奥尼的诞生之城。在街头巷尾,在老人与年轻人的口中,我听他们讲述着安东尼奥尼。之后才得知安东尼奥尼与夫人也去了。在埃斯滕塞城堡右转,有安东尼奥尼博物馆。到罗马后的十余天,夫人在电话中说我们可以来家里坐坐。我们沿着台伯河岸北行,在壮观的法国大桥之后,绕行几曲街巷,我来到了安东尼奥尼的家。他住在顶楼,罗马的楼层不高,但从他家的窗户能看到最美的台伯河风景。有山的气概,有湖的开阔,更有凭栏远眺的心情。当推门进去时,安东尼奥尼正在画画。这是他的下午时光,安静平和。享受生活而又在艺术创作。夫人让我看窗、看风景,并让我看了安东尼奥尼心中的风景——他的画作。有些画颇有几许中国画的意境。当他那边的画作完成一部分之后,我们凑前观看,色彩很鲜亮,这副画有些现代派的意思。夫人又想起来了,她从阁楼上取下新近德国出版的安东尼奥尼的传记。她对安东尼奥尼说:“送给他们吧,你写几个字。”安东尼奥尼便欣然地用左手为我画了个图案,其中将M(MICHELANGELO他的姓)蕴涵在其中。夫人笑了“他将名字都画在里面了,那我也来写点什么。” 夫人写了一段祝福的话语,我获赠了一本极其珍贵的书。我问他“您想回中国吗?”

  “我们一起走,赶快!”他说。一段这样的下午时光,一段人生不同寻常的经历,真不想告别,但离别在即。我们又都哭了。他牵我们的手慢慢放下,转过去,低下头,随后有一声叹息。而我们已经泪流满面。夫人和助手也都哭了。走了,走了,否则大家又都哭个不停。我回望了一下安东尼奥尼,又看着送我们的夫人。她用对待小朋友的手势,悄悄地与我们挥手,慢慢地掩门,边挥手边掩门。她将这份美好的感受,温馨的回忆都留在了这座房里。我再次走到法国大桥上,看夕阳将桥杆全部照亮,染成金黄。辉光下,罗马的象征:母狼与孩子显得无比壮观。台伯河水从中贯出,流向远方。我们在桥上踱步转身,让情与水贴近,让心与天齐高,让自己完全舒展地倾浸在至高的艺术氛围中。回到中国后,意大利使馆的朋友告之11月底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如期举行,届时将放映《中国》。开幕当天,大使亲自出席。他说“这是我第二次在中国见到安东尼奥尼,第一次是遥远的1972年。”

  第三天下午放映《中国》,这是32年后迟到的首映,安东尼奥尼没有来,只有好友卡罗迪卡罗带来了由夫人执笔的一封信:

  “1972年,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非常激动地接受了来华拍摄纪录片的邀请。这几天北京正在举行他的电影回顾展映,包括完成了30年后才放映的《中国》。我在他的眼睛中看到了同样的激动。他对你们伟大国家自始至终的爱和尊敬可在影片的画面上看到。当他得知中国的观众不能观看这部影片时他感到非常痛苦。这个等待很长,但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于是给了他巨大的满足,让他感到了彻底的安心。米开朗基罗感到这表明了中国巨大的开放与变化,他并想借此机会表达他的感情,他祝愿这部影片尽快与全中国的观众见面。米开朗基罗很遗憾不能来这里与大家相会,但卡罗迪卡罗将代表我们向意大利大使馆和富有盛望的北京电影学院致意,是他们组织了他的作品的回顾展映。卡罗将代表我们给中国电影人与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一个快乐的拥抱。”

  “这段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比意大利人更重要。”文化参赞郗士这样评价道。此时此刻在台伯河边一幢公寓顶楼,靠窗的桌前,安东尼奥尼正在专心绘画。这些年绘画成为他的艺术创作。他的又一次跟电影一样的灵魂之旅,对期待很久的放映而全然不知。新年的钟声送来了2005年,我们也在积极准备今年的工作,新的一年,我们多了一份对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感悟。我们翻译了他的著作,安东尼奥尼不仅是电影大师,也是纪录片大师,他对纪录片的阐述,独特而又实用。

  “纪录片是可以摆拍的,我们很难相信,一部没有摆拍的纪录片有多少真实性。”

  “真实背后还有真实,循环至无穷。”这句被纪录片工作者推崇的名言。转眼到了四月,罗马最美的季节。罗马著名的少女喷泉,流传着美丽的传说:谁背对喷泉,把手中的硬币投到水中,谁将重返罗马。上次我们到罗马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少女喷泉。把手中硬币投入水中,祈望重返罗马。今天我们又来到她的面前,游人如织,泉水清碧。一切是那么美好,我们内心再次感谢命运的如此安排。当卡罗迪卡罗,安东尼奥尼的策展人和一生的好友告诉我安东尼奥尼的近况时,邀请我们看一个放映仪式。他说恩丽卡刚刚完成一部纪录片:“她自己拍的,谁也没告诉,我也和你们一样第一次看,星期四晚上见”。我们充满了好奇,星期四晚上的放映厅全是安东尼奥尼的挚友亲朋,都来向他们夫妇致以敬意。恩丽卡在那儿,依旧美丽妩媚。

  “你好,恩丽卡,衷心祝贺”。她的眼睛一亮,我们这两个远道而来的朋友带给她莫大的惊喜。她向周围的朋友介绍我们,当摄像机对着她时,她雀跃,并调皮地冲摄像机扮鬼脸。我们和她和着成百上千的观众等着大师的到来。每次见大师前我都会紧张,当他一出现我又感到时间静止了。仿佛任人群涌动,唯有你我对话。银幕上放着恩丽卡拍摄的纪录片《和米开朗基罗在一起》,随着高亢的音乐,我们的感触随着恩丽卡的爱起伏。她叙述的是他们的生活,有他和她还有他的绘画。当我的摄象机从银幕移向大师的时候,他的目光总是注视着银幕。突然他的泪水流了出来,他用手指擦拭着,四周是雾一般的光线,他的银发,他的神情,他的泪水,那真是一部电影。第二周的周日是罗马艺术纪录片节的闭幕式,我们惊喜地看到恩丽卡从人群中走来。向她招招手,恩丽卡又调皮地对着摄像机说:“你好,北京,你好吗”。她为最佳音乐奖颁奖,组委会并一再感谢她的献礼影片。我们相约周二见面。周二我们又一次拜访了安东尼奥尼的家。第二天的晚上我们就要回国了,那是他用一生爱着的国家-中国。此时此刻我们都很珍视这一次的重逢。

  夫人礼貌地将电话、手机关掉,开始接受我们的采访。但这次是两个女人间的轻松交谈,谈得最多的是爱情。

  她谈到第一次中国之行,那次有着深远意义的旅行,也成就了他们的爱情。从中国回来他们就住在一起,一住就是三十三年。我们谈到了恩丽卡所拍的《和米开朗基罗在一起》,其中能感到爱的力量。一对艺术夫妻,并是坚强的伴侣。 在纪录片中她叙事的过程正好与我们的生活轨迹吻合,使我备感温馨。他们一路驱车去出席2004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而那时我正在戛纳拍摄。8月他们在特莱维山城的家中度假时,我们正同他们联系着拍摄。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是我们正式采访他们,感人的场面,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之后我们不约而同地都去了费拉拉-安东尼奥尼的故乡。之后又在罗马相见,那日他正在画画。宁静的家中,跳跃的是色彩,不浮躁是律动,是生活更是艺术。

  安东尼奥尼在夫人和助手的搀扶下走了出来,夫人说:“你的朋友来看你了。”大师向我们两个问好。当我们说那日大师看恩丽卡的片子时都哭了,并用手指拭泪。恩丽卡很激动:“我要看你们拍的,他从不夸我能干”。

  恩丽卡很愿再访中国,她并想让中国的观众看到安东尼奥尼大师的新作-他的绘画,是他献给久别重逢的朋友一份最好的礼物。在拍完安东尼奥尼后,夫人对我的绿色摄影包很是喜欢,问我们下次能不能给她捎来一个,我说:“您喜欢就送给您吧,留作纪念。”夫人也不推辞,拿出一个黑色的摄影包,“我们交换,这可是安东尼奥尼的。”我心里在想:“这可正是我需要的。”

  我们从此有了一件大师的物品。之后,我最乐意说这个摄影包是安东尼奥尼的,回应我的总是崇敬的目光。在罗马,我们每一天百感交集。只在第一天里做过日记,后来的只是简单地记录日程,我想所有的感受会在一个恰当的日子,会如泉水般流注笔端。终于在罗马艳阳高照的间隙,一段细雨撩拨的傍晚,我开始了写作。

  在七丘之城之丘,俯瞰罗马。不觉个人的伟大,但觉个人的羸弱。愿意倾身,化作一只小鸟,盘旋于罗马上空。

  我们去了圣保禄教堂,它的回廊实在艳丽,简直无法拍摄。而让我喜极而泣的,是三泉教堂。那是保禄被砍头时,头在山坡上蹦了三蹦,便在触地处,冒出三股泉水。这个故事让我异常感动。赶到那儿时,正好六点钟,堂门口关了。我直喊,希冀出现奇迹。这时,身后,门吱吱地响,一位老神甫走了出来,我飞奔上去,直呼:“我们从远方来”。他让我们进去了,我在泪眼中凝视教堂,祈祷,叩拜,向她致意。老神甫静静地看着我,我们向他道谢后走了出来。

  再一次来到圣彼得广场,又为廊柱旁的圣泉拍下照片。它的涓涓细流,永远滋润着我。这是情结,更是热爱,愈久弥坚。我更喜爱广场中的喷泉,它辉煌澎湃,折射太阳的万丈光芒。初到罗马,觉得台伯河雄伟壮观。而今,她亲切地,就如门前流淌的小溪。仍让我惊奇的是干净的海鸥,健硕地凭栏伫立,飞身翱翔,鸣叫于空,便觉得天上人间。

  有游客从我窗前经过,我似在画中又在画外。而我也象游客一样,又在罗马街头徜徉,并且决定走完历史中心的每一条街巷。细细梳理她的每一根发丝,细细梳理我与她千丝万缕的情结。

  我开始寻觅小店,给爱人买了两副花团锦簇的耳环。在首饰街几乎不能移步。获赠了一枚古罗马首饰和我的最爱,一柱罗马的喷泉。罗马有太多我的最爱,包括小猫小狗都曾是我的玩伴。可能充满浪漫,可能因为爱情,连猫儿狗儿也都极其感性。沙皮狗短腿憨厚,绒绒球可爱至极。

  我经过罗马的四季,而这一季是与罗马共度。当台伯河边的梧桐树叶随风舞动,我们的衣着也变成了赭石、姜黄色,便浸入到了欧洲的浓重的色调中。罗马浓重但不沉重,她滚动不息的是鼓鼓生活浪潮。在罗马,在这是个游人鼎沸的季节。浮躁的阳光,喧闹的人群,一刻间我对凝重罗马的倾心变得无可捕捉。我让慌乱的心静下来,踏上匆匆步履的鼓点,渐渐地渐渐地,我从中世纪的幽城赶上了现代化的都市。罗马,我心依旧。罗马没有变化,她如同一面镜子。每一次面对她,我们审视的是自己的内心。看着自己慢慢成熟,也越来越坦然,罗马可以让你舒怀,并且放旷。曾在历史中心住过的我,俨然是罗马的主人。与咖啡店老板、古董店店主,甚至卖肉的卖菜的,都一一打过招呼。而今我住的地方紧邻阿庇亚古道,回想着古罗马帝国繁荣时代,我有了一股领兵打仗的豪情。每当进城时都欣悦视野的清新开阔,心波荡漾。罗马,我留在了欣赏中。拍了大师的许多素材,满意之余,总有不少遗憾。毕竟因为疾病失语,他不能说出他在中国的种种,特别是面对我们这两个中国人,他肯定有更多的话要讲。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中国人去拍过他这个有着中国情结的意大利人。这个记录了一段中国记录空白历史的意大利人。回国的日子里我们在想,下次应该怎么拍,能找出一件中国的什么东西,来引发他心灵深处的、伤感的、最温柔的倾诉。后来我们想到给他做一件唐装,在王府井的瑞蚨祥看上了一匹红色的织锦缎。

  意外地在意大利大使馆找到了难得的他在北京的工作照。赶在意大利人放假之前(通常是8月)去了意大利。地中海的阳光变得刺眼,好在不是很热很闷。和风习习,树荫与疏影处更象高秋。买了一个冰淇淋,当然是正宗的意大利手工冰淇淋,时时刻刻都会生活在最为美好的时光里,时光也如同台伯河水从身旁流淌而过。如约又叩开大师的家门。夫人正在准备行装。几只篮子里,有的放衣物,有的放颜料画笔。安东尼奥尼即使休假时,也每日不辍绘画。意大利人就是这么特别,即使身处喧闹的都市,内心却有一片宁静的田园。安东尼奥尼的家更是这样恬淡舒适。有一架子的玻璃器皿,不是工业化的,而是生活化的,就是造型别致的橄榄油瓶、果醋瓶洗干净后放置在那里。窗台墙角随意地放着一些陶罐瓷器,家具的摆设也不那么刻板。总之不经意间却有一份细心,那是艺术家的眼光。照片呈现在他眼前,他巨大的手微微颤抖。目光凝视之处,一张他从未见过的,他在天安门前拍摄时的照片。照片再次带他回到中国,红旗车上,一部摄影机面对广场,他右手抬起,好象在说:“拍这里,拍这里。”中国的一切都是他想要极力表现的。在日后,他的一篇题为《还有可能拍一部纪录片吗?》的文章里写到:

  “这一次我也对自己许诺过要写一部旅行日记,但这次也仍然没有做。或许因为我的无序,工作中的疯狂节奏(每天50个镜头),全新的影像把我淹没了。也许更深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我的笔记仍能保持着象笔记的话是困难的,对于我,拥有一个最终的想法关于现实的不断变化的人民中国。想了解中国也许需要住上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一次讨论中,他指出如果谁在中国度过了一个月他感觉能写一本书,几个月后只能写几页,几年之后想什么都不写了。这是一个俏皮话,但证实了收集那个国家深层的真实是多么地困难。”

  “‘真实,自然地,是不容易的。比如用真实的方式表现是困难的。当我演讲时我的姿态不可能完全真实,因为我用不同的方式说话或同朋友或同孩子们。但总可以说差不多真实的事情和发出差不多由衷的声音’,革命作家鲁迅曾对青年们说。我回来后回答了无休止的提问。我相信我从没关于一个话题说过那么多的话,因为我也试图用这些方式让我自己清楚。有时谁对我转换一些问题,尤其是如果从未到过中国,他已有他自己的答案。我说这些不是嘲讽因为确实如此。那个辽阔的国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是一个矛盾的标记。在我们这儿有一个‘中国的诱惑’,就象马尔罗笔下的人物Ling W.Y.,曾是一个‘西方的诱惑’。从那个伟大的革命中得到启发的政治运动,称之为‘中国’。还习惯用这个形容词表明我经常碰到的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应该明确指出如果我正在讲中国人是指广东的还是在罗马或巴黎的‘中国人’。你们拥有的中国的概念基于书本,思想体系,政治信仰,没有必要,去证明,做一个就象我有幸做的旅行。还有许多问题我不知如何直接回答。但在关于我的纪录片的评论中有一个回报了我的这个艰难工作:‘你让我做了一次在中国的旅行’。那个是我想接受的。但我不敢说我成功了,也因为,在中国人中生活了5个星期,我也学会一些谦逊。‘...经常思考一下你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是毛泽东写给妻子的。这是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用的指示。”

  “我也是,去之前,在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中国的概念,不是都来源于新近出版的书,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毛泽东思想的辩论中。这个中国,实际上,我没有遇到,但是也许有一刻当飞机在一个冷的有风的晚上到达北京时:巨大的四方形队伍,男孩女孩们在机场的灯光下跳着唱着,如此地欢迎一位索马里元首。好象童话般的还有河南的农民,中国中部,他们穿着白衣或黑衣。但这是例外。我看到的中国不是童话。是人类的风景,与我们的是如此的不同,但也是如此的具体和现代,是那些面孔直侵银幕。” 另一张照片里他太太(当时是他的助手),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前与摄影师、翻译合影,斜靠在北京吉普车旁的她穿了一件中式服装。在一旁的夫人对安东尼奥尼说:“你看,你看,我多可爱呀,花一样的年龄。” 时间匆匆流逝,一转眼两人已都是白发。中国,是他们一生中到过的最美丽的地方。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时,当时流行中山装,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能有一天穿上中国唐装。红色唐装映入眼前,映红了他的脸。手仔细抚摸,“很厚,热”,勉强地他说出了这两个字。在西方人看来,丝绸应轻薄,可以迎风飞舞,才当属上等。其实这件织锦缎唐装属上等中的上等。穿上唐装的安东尼奥尼很中国。告别时我们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那时我们会带来一部关于他与中国的纪录片。他也答应给我们当艺术顾问。《中国已远》,这是我们这部纪录片的片名。大概在四十年前,意大利另一著名导演拍了一部名为《中国已近》的电影,在当时,在他们看来,远在万里的中国,已近在咫尺。但现在,中国已是离安东尼奥尼越来越远的现实,《中国》也是离我们渐行渐远的现实。 800年前,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这里的文明程度曾让他震惊。当时中国在各方面都极其发达。而在今天,任何一位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会产生同马可.波罗一样的震惊。任何一个纪录工作者都不能否认,《中国》这部纪录片对于他们在对纪录片本体上的启蒙作用。这不单单是技巧上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应该感谢安东尼奥尼,他是所有世界级大师中,唯一在中国拍过电影的人,这也使得我们得以看到大师概念表现中的中国,这是我们在一生中都看不到的,我们将从中受益匪浅。在我们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可爱的孩子快出生了,“新的一代人”,我们似乎在想,他们会不会知道安东尼奥尼,和他拍的那个时代,安东尼奥尼以他的高寿,迎来了又一代人的出生。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从而影响着我们。

  中国纪录片网专稿

(责任编辑:张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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