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殿》背景资料之洪昇：郁郁不得志的一生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稗村、南屏樵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世宦之家。其父洪起鲛曾在清初出仕，外祖父黄机在康熙年间官至文化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大约在1662年（康熙初年），他遭受了“家难”，后来他的父亲几乎被充军。

“家难”的真相现在还不清楚，但清代人所说的家难往往和政治问题有关。康熙七年（1668），二十四岁的洪昇从北京国子监肄业，一直到四十五岁为止，二十年均科举不第，从未有过一官半职。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的《长生殿》问世后引起社会轰动。次年，因佟皇后丧期内观演《长生殿》而被劾下狱，革去太学生籍，后离开北京返乡。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织造曹寅在南京主持演出全本《长生殿》，洪昇应邀前去观赏，事后在返回杭州途中，于乌镇酒醉后失足落水而死。在汉满民族矛盾很尖锐的清代初年，洪昇度过了他郁郁不得志的一生。

　　洪昇受过他那个时代最好的文学教育。知名的文人毛先舒是对他很有影响的一位老师。毛先舒的《诗辩坻》编有专论戏曲的文章，他和重要的戏剧作家袁于令、李渔有过往来。洪昇另一位老师陆繁弨是位骈文作家。他们的教育对洪昇的戏曲创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洪昇到北京后，又以当时的著名诗人王士禛、施闰章为老师，朱彝尊、毛奇齿、吴仪一、查慎行、李式玉、陈维崧、赵执信等均是他的诗友。尽管他不曾有过一官半职，但与他交往的却都是当代文学界的优秀人物。

　　洪昇先以诗词闻名于世，但他作为文学大家的成就在戏曲，先后写过十二个剧本，只有传奇《长生殿》和杂剧《四婵娟》传世。《长生殿》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使得洪昇成为中国古代戏曲的代表作家之一，与清初另一戏曲大家孔尚任并称“南洪北孔”。

　　从《长恨歌》、《梧桐雨》到《长生殿》

　　由于唐明皇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关系，使得他们的爱情故事从唐代开始一直就是从史传到文学极为关注的热门题材，除正史之外，许多野史笔记如《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开天传信记》、《酉阳杂俎》、《国史补》等均有零星记载，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更是开启了李杨爱情故事的文学创作的先河。此后一发不可收，出现了宋代乐史的小说《杨太真外传》，元代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庚天锡的《杨太真霓裳怨》、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与白朴的《梧桐雨》、明代吴世美的《惊鸿记》、屠隆的《彩毫记》等诸多戏曲作品。这其中，对《长生殿》影响最大的是《长恨歌》与《梧桐雨》。《长恨歌》是写作《长生殿》的最早的依据，而《梧桐雨》与《长生殿》两者先后之间是一种直接的继承关系。

　　《长恨歌》是继《孔雀东南飞》、《木兰词》等民间叙事诗后之后，更为工整完美，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叙事诗。它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一个故事，注意故事的情节和结构，以最大的努力追求故事本身的优美动人。在诗中，白居易并不没有把唐明皇与杨贵妃作为一个真实的帝王的形象来描写，作者只是利用了这一个题材，把李、杨由历史人物变成了传奇人物。所以作者一方面美化了他们的爱情，另一方面没把“安史之乱”归罪与杨贵妃，通过他们歌颂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生死不渝的爱情。

　　白朴的《梧桐雨》直接取材于《长恨歌》，但基本思想倾向和意境情调却大有不同。白居易的《长恨歌》涉及李隆基与杨玉环的关系时，有意掩盖唐明皇夺儿媳的行为，说杨玉环“养在深宫人未识，一朝选在君王侧”。在《梧桐雨》中，白朴一开始就交待了杨玉环是唐明皇儿子寿王的妃子，因具有人间少有的嫦娥之貌，唐明皇一见倾心，先将她度为女道士，然后娶入宫中册为贵妃。可身为贵妃的杨玉环却与唐明皇的义子安禄山有男女私情，安禄山起兵时说：“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白朴这么写显然并不是为了歌颂李、杨两人的爱情。“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成到衰的转折点，他把李、杨两人的爱情故事放到这样一种急剧变化的历史背景上来表现，写的是人世沧桑之感。尤其是剧中第四折，写战乱平息后，历经患难的唐明皇独自面对杨贵妃画像秋夜听雨的描写，把繁华已去，盛景不再，只剩下孤独寂寞时的悔恨和哀怨写得百转千回。这种由盛至衰的人世沧桑的悲剧，通过李、杨爱情故事敷演出来，尤为惊心动魄。

　　洪昇历时十余年对前人的一些作品进行了总结性的加工，写就了他规模巨大的传奇《长生殿》，可以说是前人有关李、杨爱情故事的集大成者。在内容上，《长生殿》直接继承了《梧桐雨》，作为全剧骨架的《密誓》、《惊变》、《埋玉》、《雨梦》就是以《梧桐雨》为底子，其它的如《权哄》、《合围》、《献饭》、《舞盘》、《哭像》等几出也是《梧桐雨》已有描写或者曾经提到的。在此基础上，洪昇对史料进行了精心的挑选，“凡史家秽语，概肖不书”（《长生殿·自序》），按照传说的面目给李杨的爱情故事作了新的发展，活灵活现地塑造了李隆基、杨玉环、安禄山、杨国忠等一批中国戏曲历史画廊上的经典人物形象。同时，洪昇又把他自己对历史和人生的见解和理想寄寓在李、杨的爱情故事之中，使得《长生殿》不仅文辞优美，而且主题深刻，成为“千百年来曲中巨擘”。

　　三易其稿的创作过程

　　根据洪昇本人《长生殿·例言》中对该剧创作过程的介绍，他曾历经十余年三易其稿。第一稿是因为感慨李白的身世，遂以李白遇唐玄宗写了《清平调》三章为主要关目，大致与屠隆的《彩毫记》相类，取名《沉香亭》。其用意不过借李白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可以推测，这本中李杨情缘会得到描写，但不会占主要地位。后来他的朋友毛玉斯批评《沉香亭》剧本的排场过于熟套，他就删去了李白的情节，增加了李泌辅助康肃宗中兴的内容，这便是第二稿，剧名叫《舞霓裳》。在这一稿中，李杨的情缘已占据主导地位，但作者持否定态度。说明洪昇已经把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从个人的身世感怀上升到对国家命运和历史兴亡的思索。第三稿为最后定本，洪昇进一步想到“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并深深为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白朴的《梧桐雨》中李、杨爱情故事所打动，于是再次对剧本大加改动。他去掉了李泌辅佐肃宗中兴的情节，并吸取唐代“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这十余年三易其稿的过程，既是对剧本主题、人物、情节不断酝酿、修改的定稿的过程，也是作者对其个人遭遇、历史与现实的人生哲理认识的不断深化、成熟的过程。洪昇朋友徐材说他“自谓一生精力在《长生殿》”（《天籁集跋》）。

　　《长生殿》的爱情、历史与人生哲学主题

　　洪昇在《长生殿·例言》中谈到创作的动机时说：“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并在剧中第一出《传概》中说：“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悭，无情耳。……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充分表明了对李、杨情缘的同情和赞赏，借这个故事歌颂人间真挚的爱情。但作者在《长生殿·例言》又说：“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且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未有不悔者也。”这表明作者对因“逞侈心而穷人欲”所造成的国家和社会灾难、危害充满了不满和抨击的态度。一方面从爱情角度热情歌颂和赞美了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生死不渝之恋，另一方面又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对其沉湎于情欲而造成国家危难提出责难，爱情主题与政治主题并呈。这两个主题似乎是矛盾、对立的，然而，这并非是艺术上的败笔，恰恰是作为文学大师的洪昇十几年三易其稿的良苦用心和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之所在。对于洪昇来说，《长生殿》剧作中了杨“占了情场”与“驰了朝纲”的矛盾，只是他探索人生哲理的一个外显层次。他的内在追求是从这一对表面的矛盾中去挖掘内在的哲理蕴含，那就是忘我的爱情与社会角色的矛盾是永远难以克服和弥合的。在承认李、杨爱情与国家政治之间的矛盾问题上，《长生殿》与作者参照的《长恨歌》、《梧桐雨》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长恨歌》和《梧桐雨》将二者的矛盾视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矛盾，因而是人类永恒的遗憾。它只有遗憾，没有解决的办法；而《长生殿》在此基础上却主张对这个永恒的遗憾用佛家出世的思想进行顿悟和超越。因而，《长生殿》的主题思想包括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李、杨二人乐极生悲的故事，总结福祸相倚的人生哲理以垂戒来世；二是让李、杨历经劫难、遍尝悲欢离合的人生况味后大彻大悟，达到其人生“情缘总归虚幻”的认识的哲理高度，以此来使世人“清夜闻钟”，让他们“蘧然梦觉”。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深化。这种题旨在最末《重圆》一出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强调。当饱尝人间悲欢离合的酸甜苦辣后，来到月宫的杨玉环看破红尘。当月主娘娘宣布他们“本系元始孔昇真人、蓬莱仙子，偶因小谴，暂住人间。今谪期已满……命居利仞天宫，永为夫妇”后，一切生死悲欢，善恶是非，不过是过眼烟云。爱情和政治的矛盾对立在转瞬即逝的梦中变为虚幻，那便无所谓永恒的遗憾了。

　　《长生殿》的演出与“国丧演剧”

　　《长生殿》康熙二十七年（1668）一经问世，便引起朝野轰动。据王东溆《柳南随笔》记载，在当时，内聚班为京城戏班第一，洪昇的《长生殿》写好后“授内聚班演之。大内览之称善，赏诸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藩称之。于是诸王府及各部大臣，凡有宴集，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如内赐，先后所获殆不赀。”有了最高统治者高度好评与大力宣扬，《长生殿》在当时几乎是垄断了当时的演出市场，“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长生殿》徐麟序）。“内聚班”因为演《长生殿》取得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然而好景不长，《长生殿》问世的第二年（1689），发生了在佟皇后国丧期间演《长生殿》，洪昇被捕，革掉国子监生，从此永远不能做官，听戏的很多官员，比如赵执信、查慎行都罢了官。《柳南随笔》对这件事有详细的记载，内聚班因演《长生殿》获得了大量的赏银，他们对洪昇深怀感激：“赖君新制，吾获赏多矣。请张宴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邀之俱来。”于是择日就在生公园内摆起宴席唱起大戏为洪昇祝起寿来了，在京的名流、官员来了好多。不想有人上奏朝廷，“谓是日系国忌，设宴张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结果“奏入，得旨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真是 “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国丧演剧”事件虽然断送了洪昇的仕途，却在某种程度上使《长生殿》名气越来越大，“是狱成，而《长生殿》之曲，流传禁中，布满天下。”（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同时，由于康熙宽容，除对与会者作了处理外，并未深究《长生殿》剧本。康熙三十四年，《长生殿》付刻，洪昇的老友毛奇龄作序,序中说：“予敢序哉？虽然,在圣明固宥之矣。”明确指出康熙帝已不再追究这个剧本，使得《长生殿》在在当时演出成为可能。康熙三十六年（1797），江苏巡抚宋荦命人安排演出《长生殿》，观者如蚁，极一时之盛。自此之后，吴山、松江等地相继演出。到了康熙四十三年（1704），江宁织造曹寅在南京主持全本《长生殿》的演出，汇集南北名流，力请名优，长筵三昼夜，洪昇应邀赴会，一时传为盛事。

　　虽然名气如此之大，但《长生殿》的演出，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资巨大，非一般人家可以承受。王友亮在《双佩斋集》中记载“国初巨富”亢氏“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初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两，他举称是。”亢氏是清初盐商，扬州旧有“亢园”，占地极广，时人呼为“百间房”（见《扬州画舫录》。厉鄂在《樊谢山文房文集·书项生事》记载了一名“项生”的优人在某江淮大吏家中演出《长生殿》之事，其演出排场可以称得上是豪举，“凡饰歌舞具，金绘锦翠，珠珰犀珀，刻意精丽，至玉环缢后，明皇泣玉环像，则令好手雕沈水香，肖项生（扮演杨玉环者）像，傅以脂粉，饰之如生。”演出极尽奢侈，从中不难窥见《长生殿》为时人崇尚之一斑。（整理：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