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戛纳60年特别策划－这些大师从戛纳崛起

　　搜狐娱乐讯 1946年戛纳电影节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几个理想主义者不能容忍威尼斯电影节的政治挂帅。60年后的今天，这个最初蹒跚踟躇的电影节已不知不觉奉献给我们满满一堂优秀的电影人和电影。全世界的电影人已将戛纳当作梦想与荣耀之地，而戛纳也一直坚持着它最初的目标——发掘有潜力的导演。倘若没有戛纳，下面这些导演和一些伟大的电影，我们看到或听到的机会，会不会小一点？

　　初始：让特吕弗、伯格曼走向世界

　　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发明了电影。他于1939年7月来到戛纳，准备担任首届主席，为一群理想主义者官员所构想的法国人自己的电影节助威。9月1日，德国的军队开进了波兰，原本定于这天开幕的电影节夭折。直到1946年，二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戛纳电影节才正式写入世界电影史。

　　开头几届并不顺利，48年，51年由于经费不足停办。再加上经验缺乏、定位模糊，戛纳在最初几年一团散沙，电影狂欢节快要沦为商品交易会。1953年，焦头烂额的组委会请来了诗人让·考克多。

　　考克多给了戛纳一个明确清晰的目标——发掘有潜力的导演。那一年，戛纳把法国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恐惧的代价》介绍给世界。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戛纳开始有所作为。1957年，评委会特别奖给了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这位瑞典大师在戛纳的亮相还包括58年的《生命的门槛》，60年的《处女泉》，73年的《哭泣与耳语》。1997年，戛纳把50周年大奖“The Palme des Palmes”授予伯格曼，请他来分享50周年的荣誉，大师说，“谢谢，但它不属于我这样的老人。”

　　戛纳从不乏年轻人。弗朗索瓦·特吕弗拿到最佳导演奖时28岁，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也是戛纳历史上第一个凭处女作得奖的人。那部电影叫《四百下》，那一年是1959年，戛纳使全世界的目光聚焦法国新浪潮，以特吕弗、戈达尔为首的有批法国导演开始在世界影坛上争奇斗艳。

　　之后一年，金棕榈给了备受争议的《甜蜜的生活》，已经成名的费德里克·费里尼因这部“颓靡”、“阴暗”的影片遭到非议，然而时间证明一切，经典在今天依然魅力惊人。

　　1968年戛纳没有电影，我们记得的画面是特吕弗的脚摔在让·吕克·戈达尔的肩头，他们手牵手挡在银幕前，大喊，“现在不是看电影的时候”。当年的开幕影片是《飘》，但这一切并未随风而逝，20多年后，贝托鲁奇在《梦想家》里纪录了五月风暴，游行的学生们沸腾了大街小巷，那一年的电影人在戛纳给予坚定的声援，电影和戛纳一起见证历史。

　　1970年代：正科波拉、西科塞斯大师之名

　　凭借《教父》系列震惊美国影坛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却永远无法让美国人像欣赏教父，那样去欣赏真正代表他个人的电影。是戛纳给他的《对话》以肯定，并在1979年将金棕榈搬给了一部他自掏腰包拍摄、却赔得血本无归的电影。那部电影就是《现代启示录》。

　　另一位美国人马丁·西科塞斯也有相同苦恼。好莱坞任何一位超级明星都愿意出现在这位超级大导的任何电影里。然而西科塞斯却为奥斯卡憔悴30多年，直到今年才以并非巅峰水准的《无间道》圆梦。与奥斯卡的保守相反，戛纳早在1976年就以金棕榈认可了马丁的《出租车司机》。十年后，马丁·西科塞斯又凭《八小时以外》夺冠最佳导演。戛纳巩固了西科塞斯的大师地位，使他从美国知名导演成为国际知名导演。

　　威尼斯发现了黑泽明，而戛纳则将日本新浪潮四大导之一的大岛渚，介绍给了世界。1976年，大岛渚的《感官王国》在戛纳电影节放映，真实的性爱场面让一些记者半途离座。两年后，戛纳邀请他的《爱之亡灵》参赛，并给与他最佳导演奖。

　　1970年代不可不提的影片还有德国人沃尔克·施隆多夫的《铁皮鼓》，戛纳自然不肯错过，1979年的金棕榈于是有了两位赢家，《铁皮鼓》与《现代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