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家30年兰州生活解密 每天都会崩溃几次

　　[来源：南方报业(广州)] 文/袁蕾

    这是记者的观察：一个掩藏着脆弱、敏感、绝望和固执的故事。

杨丽娟的精神世界是个谜 记者王轶庶／图

　  死在香港，活在香港

　　杨丽娟不顾曾经答应媒体绝不再找刘德华(刘德华新闻,刘德华音乐,刘德华说吧)的承诺，一到香港就在刘德华居住的别墅区挨家挨户找刘德华。

　　杨丽娟已经十多天没有换衣服了，也没洗过澡。她脱掉黑红色的皮鞋，坐在床沿上，低头抠着脚趾，努力想抠掉大脚趾上残留的红色指甲油。“爸爸走了，我身上不应该有红色的东西，这个指甲油是以前涂的，质量不好，老是抠不掉。

　　杨丽娟十分清楚自己现在有多“红”，每次接起电话，她都会以“我现在真的不能接受访问”开头，跟对方聊上半个小时———从这个记者嘴里听来的话，她经常会放到跟下个记者的聊天中解释，让每家媒体都有“独家专访”。

　　“我从不会说兰州话。”杨丽娟的普通话里，有些上海味道。跟她对话你完全想象不到她只有初二文化水平。她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在媒体的包围中，警惕地绝口不提“从前”、父女关系、母女关系、辍学生活……

　　“如果我们不见刘德华，爸爸是不是不会死？”杨丽娟偶尔会低声自语，继而会转入对刘德华的谴责，最后沉浸在崩溃中，大喊：“爸爸爸爸，你怎么就抛下我走了啊。我该怎么办啊。”

　　她每天都会崩溃几次。

　　她并不像传说中的有“洁癖”，虽然每次翻完黄页，都会跑去洗手消毒，但进出她的房门还算容易，人人都来这里坐过——除了她妈妈陶菊英。陶菊英住在另外一个房间，她不知道女儿住在哪个房间，女儿甚至不会跟她出现在同一辆的士上。她自我安慰说女儿很爱她，只是父亲去世给她的打击太大。

　　杨家母女回兰州的几天，一日两餐都是媒体买的。一天记者们吃完饭，把没吃完的打包带上来，吃了几口，杨丽娟发现土豆丝下面还有玉米、花生和其他几样食物——跟以前一盒土豆丝一盒青椒肉丝的状态不同，知道不是单锅小炒，她迟疑了一下，没有表露出任何不满，拉着记者，把盒饭拿给妈妈吃。此前她很少过问妈妈的饮食。送完饭盒，杨丽娟悄悄给别的记者打电话，让他们带个盒饭上来。

　　陶菊英一辈子都没咽下这口气，杨勤冀长得不好，没有钱，又没有地位，帮孩子见个刘德华还见得这么窝囊，“我觉得来这世上是白来了一趟，我自己没过好，她爸也没过好，孩子也没过好，老天爷把我们这家人惩罚得够厉害的”。

　　3月26日，杨丽娟的父亲因女儿没能单独见上刘德华，跳海自尽。继去年“父亲卖肾助女追星”之后，事情达到的最高潮至今仍没有平息的迹象：歌手杨臣刚(杨臣刚博客,杨臣刚新闻，杨臣刚说吧)资助母女二人去香港料理父亲后事；杨丽娟不顾曾经答应媒体，绝不再找刘德华的承诺，一到香港就在刘德华居住的别墅区挨家挨户找刘德华。

　　他们到底想得到什么？这个被逼问了无数遍的问题，在杨勤冀跳海之前，回答永远如一面铁甲：“女儿为他付出了13年的青春，他一定要见。”在杨勤冀跳海之后，回答永远如另一面铁甲：“这是她爸的遗愿，他一定要见。”

　　如今这对母女的最新期待是，死活都要待在香港。

　　她们再也不愿意回到兰州，更不愿意回到阿干镇。

　　杨丽娟说：“妈妈说，我们不能回去，回去你没办法面对。”

　　阿干镇，寂静岭

　　杨丽娟和母亲陶菊英都出生在阿干镇，生活在这里的人在外人看来格外“脆弱、敏感、绝望”。

　　“阿干镇出杨丽娟这样的怪人，一点也不出奇。”邴哲说。他是兰州的一名警察，用业余时间去阿干镇拍摄纪录片，已经拍了两年。“不出奇”的原因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在外人看来格外“脆弱、敏感、绝望”。

　　杨丽娟和母亲陶菊英都出生在阿干镇，父亲杨勤冀在阿干镇教书，直到1995年提前退休。

　　阿干镇虽然离兰州市区不过二十多公里，但道路崎岖，汽车要开近一个小时。“阿干”的名字出自《尔雅·释地》：大陵曰阿，干为水畔。阿干河从南向北穿镇而过，河两边是密不透风的荒山。阿干镇形成于北宋，之前是丝绸之路上中国内陆部分颇为重要的一站。

　　1950年代，阿干镇成为兰州工业用煤和民用燃料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当地流传着“先有阿干煤坑坑，后有兰州城窝窝”的说法。“1950年代，在阿干镇上班的人都是很骄傲的。而现在，说一个人很土，兰州人会说‘你是阿干镇来的吧’。”张磊和他的伙伴正在招商拍摄另一部纪录片《影像阿干镇》。

　　如今的阿干镇，建筑仍以苏式居民楼和办公楼为主。玻璃很多已经破碎，还有大量空出来的宿舍楼，当地居民谁愿意搬进去就搬进去。惟一的电影院已经改成了塑料制品加工厂，跨进院子，迎面三个斑驳的大字“观人子”——它的前身是“观众您好”，这里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放过电影了。最繁华的街道铁冶街粗看上去家家关门闭户，走近你就会发现，其实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人在打量。偶尔出现在街上的人，没有多少表情，嘴角向下耷着。

　　邴哲说，阿干镇的人大多可以预测自己的命运：男人不是因为事故在矿上伤残亡故，就是患上这样那样的职业病；女人在家里默默守候着活一天是一天的丈夫和在教学质量不怎么高的学校里念书的孩子；小孩沉默地行走在煤尘扑面的街道上，或者被狭窄道路上奔驰的运煤车撞伤。

　　1990年代初，阿干镇人口开始大量迁移，不到5年时间，阿干镇从最初将近10万人，减到现在2万多人。杨志彬是《兰州晚报》记者，前后11次去阿干镇采访，在他看来，阿干镇是甘肃这类城镇的代表：资源枯竭、千疮百孔，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煤矿的破产和减少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阿干地区的稳定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兰州市委外宣办在新华网甘肃频道上，2005年发表的《阿干镇》一文中这样写道。

　　杨丽娟的母亲陶菊英是煤矿工人的后代。她的青春期，正是阿干镇的辉煌期，但那些“辉煌”，从没有降临到她身上。像生活在镇上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她最熟悉两种车：运煤车和警车——矿工们不下井的时候，喜欢喝酒，酗酒是发泄压抑的好方法，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让他们兵刃相见，警车常常来此抓人。

　　陶菊英的父亲是煤矿工人，生了7个孩子，母亲常年有病，全家人靠父亲的工资养活。“有一天爸爸直到8点半都没有回来，一些人冲进家里，说爸爸出事了。”陶菊英深刻地记得那个早上，煤矿出事，父亲的腿被压断了。父亲出院后再次下井，又遇到瓦斯爆炸，这次出来，只能在地面做些杂事，一家生活更加拮据。

　　1976年，23岁的陶菊英在31中当临时工，给学校刷围墙，37岁的杨勤冀路过，打量了很久，主动帮着她干活。

　　杨勤冀不是阿干镇人，1973年，他从兰州市里的20中调到位于阿干镇的31中。他祖籍河北，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西北师大的老师，大哥和三弟也都是教书的，但他并不比陶菊英幸福。

　　“他们家发生过很不好的事情。”陶菊英始终回避这件“不好的事”：杨勤冀的弟弟亲手砍死了他们的母亲。

　　“这件事在1950年代的兰州，还是很轰动的。”兰州20中的同事对此还有印象。弟弟为什么砍死母亲，没有人能说清，杨勤冀同事们比较相信的版本是，“跟杨勤冀有些关系”：杨勤冀个子不高，其貌不扬，几次交女友未果。一天弟弟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女友带回家来，母亲看了，试探着问：“你哥哥还没女朋友呢，不如把这个女孩让他？”弟弟的女友很生气，甩了弟弟。弟弟想不通，砍死了母亲，最后被鉴定为精神病———也就是外界一直流传的“杨家精神病史”。

　　陶菊英从来不掩饰自己嫁给杨勤冀的不甘。“我一直都看不上他，比我老那么多。”后来这个“大14岁”一直给陶菊英带来很大压力：“走出去别人都问我，这是不是你爸爸，这是不是你爷爷。”陶菊英欣赏的是她父亲那样的男人：个子很高，一米七八，走路利索，外表干净，做事麻利。这些杨勤冀都没有。

　　这是为生计所迫的婚姻，“我爸爸说，他是个老实人，好歹有个正经工作，还有城市户口。”

　　第二年生下杨丽娟，中年得子的杨勤冀非常兴奋。

　　1981年，杨丽娟3岁，一家人跟着有城市户口的杨勤冀住到了他父亲在兰州的家里。陶菊英终于离开了阿干镇；杨勤冀则每天坐通勤车往返阿干镇和兰州，早上搭一小时车上班，晚上搭一小时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