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片日衰 是否还能彼此温暖？

　　5年之前，写过一篇《寄一封给港片的不完全情书》， 5年之后，友人向我旧事重提，从网上搜索出来，一个个句子读下去，陌生地竟如读他人的文章，想必是时过境迁，快要不识来时路了。回想起来，那时刚毕业的我，面对一个“肆意”不再通行的规则，心里怀着不解、迷惘甚至痛楚，故而昔日的美妙时光，便以更为彰显的姿态出现，成为暂时的疗伤药剂。

　　塔尔科夫斯基所谓的雕刻时光，其实应是“时光雕刻我”。在社会上兜转了几年，除了破旧的两轮车，似乎什么都换过了。人长胖了，也变懒了，惰性在蔓延、锐利渐稀释。理想与现实的暗战将至终局。坐在电视机前看电影，心里想着的大多是，怎么样把它拆解开来进行解读，写成影评可以“以文养碟”。不再说“真好看”“太过瘾”这样的字眼，那是“非专业”的标签，学会了一本正经地分析景别、构图、主题甚或意识形态。电影成了手术台上的尸体，而我则是解剖医生，握着一把手术刀，面无表情、刀法娴熟、下手利索……现在的我不复当年之单纯与冲动，现在的香港电影，也早已面目全非。续写《情书》，竟然成了一件苦楚的差事——你和我都已蜕皮换脸，是否还能彼此温暖？

　　1，“哥哥”不再有，一个时代难以复制

　　5年前，张国荣纵身一跃，“无脚鸟”终于急遽落地。一开始疑为愚人节的恶毒玩笑，之后才确信他真的已经一去不返。之后的日子还是照旧，5年里的大部分夜晚，我都窝在报社里，组稿，收稿，编稿，上版，校对，清样——操作着这些微异而大同的事，日日如是。偶有闲暇时光，伫立窗前，望着车流在脚下蜿蜒，会想起张国荣，不知道他在临走时，望着脚下的城市景象，眼前是否有快如电闪的蒙太奇剪切，掠过段段生命中的过往景象。

　　记得在一年后的愚人节，我做了一个纪念新闻版，标题是——“张国荣”复制张国荣。因为，在那一天，香港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立起栩栩如生的哥哥蜡像；而上海大剧院则演起《张国荣——负距离接触》。从职业的角度，对这个操作我很满意——报纸闻需要卖点，标题需要眼球——这至少算是一个不赖的标题。不过内心里我又深感其荒谬。高尖科技正在让“复制”、“粘贴”这样的简单命令越来越接近现实而非超现实主义；但真正涵义上的复制即使在未来的未来都只是一种虚妄。像张国荣这样“性别特征明显但性意味含混”（毛尖语）的艺人，在现在这灵光消逝的年代哪里去找？而今，我们能看到一大把用脸蛋用手势用眼神打动观众的演员，他们并非不好，只是他们肯定不是个用整个生命来成就每一格胶片的人，不管他们是不舍还是不能。

　　其实往形而上点说，张国荣的无法复制，便是香港电影一个时代的无法复制，便是我曾经拥有的那个港片情结的无法复制。水土皆已变，今日之香港不复是过去的东方好莱坞，从创作取向到接受反应，都在发生流变——昔日“大傻”手下提着的砖头“大哥大”早已入土，《三岔口》里是一款更比一款绚的诺基亚。吃米饭和吃麦当劳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是同一种人？靠着炒作潜规则上位的三流演员和倾倒一个时代的程蝶衣又怎么会是同一气质与做派？再过十年，料想十八九岁的少年也许会问我们：张国荣为什么要跳楼？

　　2，“情结”不再有，比照体系已有变动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好或者坏，各人标准不同、答案各异，但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却肯定有着无法穿越的隔阂。我甚至怀疑，对港片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情结，在我们这一代之后就不会再有，即使有，也是另外一番光景了。现在还有录象厅吗？这是一个即将成为历史的名词吧？家家都有DVD，最新的美剧都能立马就在BT上下载，还有谁会在大热天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间满是汗酸味的小房间里，为那些画质模糊的录像带而欢笑或者流泪？与吴宇森比拼的不再是徐克、林岭东，而是斯皮尔伯格、彼特·杰克逊。港片中的市民基调、草根文化、大众手法，也得时刻提防着在费里尼、安东尼奥尼这些欧洲大师的理性思辩光环下，有沦为无营养快餐食品的危险——比照的体系一旦发生位移，情感的天平便很难纹丝不动。香港电影近年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做了港片叛徒的大有人在，这应该不是一句轻轻松松的“不热爱民族电影”所能含盖的。

　　但还是有人学会了“怀着希望，面对未知的绝望，直到能够微笑着失望”，也许在“失望”上涌之时，些许“希望”以及其后的快乐和兴奋也会随之成为特写、定格。 《无间道》精细缜密的大格局大野心，《功夫》纵横捭阖的借用与致敬，《放·逐》物欲时代的情义图景……这些“不死”之港片都在我对层出不穷的、没有技术含量的跟风之作心灰意冷之时，及时送上一针强心剂。香港电影的“左右手”，异常清晰地体现在杜琪峰这位个性导演的身上——“左手”拍商业电影，赢取票房；“右手”把那些赢利用于自己真正想表达的影片之上——这是“变通”与“秉持”的一次握手。

　　3，“港片”不再有，华语影片休戚与共

　　几天前抽空看了许鞍华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这部影片，我已很难分清它属不属于港片范畴，导演编剧，几位主演，有香港的也有内地的，甚至作曲还是日本的久石让。“告别港片”，并非指不再对港片怀揣热望，而是“港片”这个名称的渐行渐远，因为它业已成为更宽层面的“华语电影”的一个成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97之后，香港电影里流入了越来越多的异质血液，其制作策略和投放对象也不可能罔视数目庞大的内地观众。然而，“融合”的同时，“断裂”依然醒目。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审美取向使得不少港片一个地方换一张脸。不同版本之间，不仅仅是内容的增减差异，更像是血型不配，相互排斥的不良反应。在《如果•爱》里，张学友扮演的导演聂文，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陈可辛或者香港导演群体的化身与隐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导演以此完成了对现实景况和自身困境的隐晦表达。因为受资方等因素的制肘，无法拍自己想拍的电影，导演的焦虑与无奈溢于言表。而这种苦闷最终通过影片中的幻想与迷梦发出一声闷响。

　　如果说“哥哥”最后仿若是在超高位俯瞰静默的大地，那么“姨妈”则在一个低位仰视一座分不清是熟悉还是陌生的城市——她收拾行装，坐车离开上海的夜晚，车外，灯火璀璨的大都市异样地繁华与诱人，她似乎在即将离开之时才发现它的美丽与动人，无边的寂寥。我想你应该不会忘记，《孔雀》的最后，孔雀缓慢开屏而观者已经离去。这种“时间”带来的落差极具杀伤力，这让我再不忍心谈论其悲伤和绝望。就让港片在这种包蕴着潜能的未完成时态中，接受“时间”的磨砺与检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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