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电影新势力之伊朗篇：审查困境的紧箍咒

　　1995年，导演赫尔措格在介绍《白气球》这部电影时是这样说的：“伊朗正在创造当今世上最伟大的电影。”仅就电影的艺术性来说，这句话也是赞美高于事实，而如果考虑其电影工业，它就变成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因为伊朗电影从未摆脱尴尬的审查困境。

　　紧箍咒下的“新浪潮”

　　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十年，伊朗电影出现了“新浪潮”，达鲁希·梅赫朱依执导《奶牛》成为新浪潮开山之作，尽管票房成绩平平，却赢得了影评人的诸多喝彩。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导演，比如阿巴斯等人，他们被称为“伊朗电影的早期大师”。新浪潮电影导演饱受苛刻的审查限制，他们无法拍摄反映痛苦而真实的现实生活的影片，被迫采用象征手法来反应社会和政治状况，用视觉隐晦地表达政治意愿和社会态度。

　　根据伊朗导演马克马巴夫的分代方法，伊朗电影可以分为三代，革命前的一代，即以阿巴斯为代表，革命后的一代，以马克马巴夫为代表，新的一代就是最近几年活跃在国际影坛的年轻导演。但不管是哪一代电影人，没有人能超越审查制度。

　　开始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对电影工业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它视电影为腐化道德的手段，电影产量几乎为零。到了80年代初，伊朗导演在严格的制约下拍摄了一批以宣扬伊斯兰文明、抵制帝国主义为主旨的影片。1997年，一些相对缓和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非宗教教育者掀起了一场改革运动，但是，对女性角色的各种限定、苛刻的审查制度和分级制度依然存在，严苛地规定着电影的内容。

　　将保守进行到底的电影管理部门制定审查制度，严格控制电影生产的各个环节。首先，剧本必须通过审查。经过轮番审查，具备突破可能的优秀剧本已经不多；其次，申报演员和剧组人员名单，申请拍摄许可。如果之前上过黑名单，在这个环节也将在刷下。第三，完成片送审，管理部门决定影片是通过，修改还是禁映。这三层筛选之后，剩下基本都是官方认可的电影。

　　绞尽脑汁的周旋

　　伊斯兰革命以来，电影工作者不得不绞尽脑汁与审查机构周旋，先看看管理机构明文规定的具体限制，伊朗电影里禁止出现的内容至少包括：紧身的女性服饰；除了脸和手以外裸露其他女性身体的部位；男女性之间的身体接触、暧昧的语言或笑话；关于军队、警察或家庭的笑话；长胡子的反面角色（会引发人们与宗教形象相联系）；外语或粗鄙的语言；外国音乐或其他类型的欢快音乐；正面角色表现得喜欢独处，而不喜欢集体生活；士兵或警察衣冠不整或相互争执等等，这些都是绝对不能碰触的禁区，如果愿意尝试，结果也只是被迫删改的命运。这些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蜚声国际的伊朗电影大多数是儿童电影，室外场景远远多于室内场景等等，于是，现今的伊朗电影不外乎三个类型：流行的“垃圾”电影，宣传电影，以及和天真的儿童有关的电影。

　　放映的环节同样重要，经过筛选剩下的影片继续接受考验，导演制片人继续进行申报程序，影片将被管理部门分为A、B、C 三个级别，以此决定发行渠道和宣传方式。列为A级的电影可以在国家电视台上发布广告，获得院线和档期的全力支持，而C级电影不能做电视广告，影院数较少，放映时间基本集中在没有观众的垃圾时间。被放映困扰的不仅是伊朗电影，引进的外国电影被删改的命运更加悲惨，而且滑稽。比如手术之后的《史密斯夫妇》，安吉丽娜的性感服装被“涂”成黑色半袖T恤，全身镜头也可以换成上半身甚至脸部特写，而且没什么破绽，如果要票选最佳剪辑师，伊朗电影审查人员的技术肯定是最高明的，但技术不是用来创造，而是用来阉割。

　　2003年，在伊朗东部贫瘠的山上，导演巴巴克·帕亚米正在拍摄他的第三部电影《思维有别》，他喜欢那里的自然光线，而这部电影将参加威尼斯电影节。但就在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伊朗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探在街上逮捕了帕亚米，把他关进监狱，他的办公室也突然遭遇搜查。虽然被逮捕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次遭遇仍让帕亚米胆战心惊，没有任何安全可言。幸运的是，帕亚米在意大利的工作室中还有另一个版本，伊朗文化部强烈要求他放弃这部电影，但他还是将影片送到电影节上。

　　莫森·马克马巴夫准备拍摄新片《健忘症》，他为这个计划已经准备了数年时间，但这个想法同样被扼杀了。马克马巴夫，这位当代伊朗电影执牛耳的人物不无失落地表示：“看起来审查机构的新策略是想逼着伊朗的艺术家背井离乡”。他和夫人、两个女儿都是享誉世界影坛的导演，但这个电影世家却发现原来邻国的制度比祖国的官僚作风来得宽松。与马克马巴夫持相同看法的艺术家肯定很多，比如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近年来他拍摄的三部电影在伊朗本国都被列为禁止放映。

　　有形和无形的镇压

　　尽管伊朗电影经常成为国际电影节的赢家，但电影人依旧恐惧这种有形和无形的镇压。影片《水上的房子》在伊朗的电影节上赢得六个奖项，但审查机构仍然要求导演巴哈曼进行修改，甚至删除其中三个场景。一部完整的作品经过审查机构的手术之后变得支离破碎，巴哈曼不无绝望地说：“我跟不上他们要求的节奏”。除了拍摄电影，影评的风险系数同样很高，影评人或者电影杂志的编辑经常遭遇逮捕，经历审讯之后才能重获自由，有的从此选择了沉默，有的开始扮演陷阱的角色，还有的则远赴欧洲寻找政治庇护。

　　对伊朗各种艺术形式而言，审查始终是无法摆脱的负面影响，艺术家和电影人只能在政府管制、宗教和社会习俗的约束下进行创作，自由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事务。直至今日，伊朗电影管理部门依旧坚守着令人窒息的状态，帕亚米和其他电影人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善，没有明确的法律程序，各种决断充满独裁的气味，他们甚至不看电影就可以将电影和作者打入深牢，而这种状态似乎也没有缓和或解决的可能。

　　伊朗电影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反应，电影人的手法微妙细腻，他们没有机会感知自由表达的畅快，只能声东击西曲线救国，扛着镣铐跳舞蹈，带出一种别样的诗意。就像帕亚米所说：“似乎所有人都把伊朗电影的风格归结于后革命时代，其实不是，多年来始终未曾放弃的诗意才是伊朗文化的关键。”

　　诗意，是传统传承的诗意，也是迫不得已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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