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豫内心独白：“让你的嘉宾爱上你”(图)

　　深隐于北京西山脚下的亚洲电视城，因为楼前修路经常淹没在滚滚尘埃中。

　　空旷的演播厅堆积着各种器材道具，在阶梯状升起的观众席陆续坐好应召而来的300名观众。

　　他们一半是来自京郊街道居委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一半是附近职业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牙齿没长齐的小朋友。在鲁豫出场以前，自认比郭德纲牛的现场导演在舞台中央暖场，用单口相声的水平调动现场气氛，昏暗的观众席不时爆起哄笑。

　　这是一场主题为《回家过年》的谈话节目，嘉宾是两个大学生，来自宁夏的张广秀和来自西藏的顿珠。

　　在这个空旷的演播大厅，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嘉宾。在张广秀和顿珠到来之前，是明星演员陈宝国。两年来，光顾过空旷冷清的演播厅的还有蔡康永、童安格、李敖、胡因梦、赵传、罗大佑、成龙、刘德华等众多演艺界明星；也有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私家侦探、魔术师、北漂、未婚妈妈、海啸空难幸存者这样的嘉宾。

　　在北京西山脚下这间1200平方米的演播大厅上演过520场谈话，每一次的交谈都有300名观众参与。新版《鲁豫有约》的播出平台也从凤凰卫视，延展到中国28家省级电视台的共同覆盖。2007年1月，《鲁豫有约》迎来开播5周年和改版两周年。

　　刘长乐总结鲁豫：“从业务角度上来说，有三个形象上的特点�熞桓鍪亲既返奶嵛剩坏诙�个是及时真挚的感叹；第三个就是她的温和的聆听。”5年里陈鲁豫“温和的聆听”了676场谈话。

　　像奥普拉一样说话

　　“我也要做一档奥普拉式的节目，也带好多观众，也每天都播。”这是陈鲁豫1995年初次到美国攒下的一个梦想。

　　回国之后，她郁闷地发现，中央台出现了一个叫《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是个常常面露坏笑、状态极其放松（以当年的标准）、极具亲和力的“小崔叔叔”。

　　从2002年开始每周《鲁豫有约》两年后，鲁豫重新翻检出10年前的想法：做一个“奥普拉式的日播访谈节目”。

　　2004年6月12日，凤凰卫视中国内地节目总监郭志成宣布了节目的改版计划：《鲁豫有约》搬进演播室，每场300个观众，每天一期。那天是陈鲁豫的生日。

　　2005年，陈鲁豫预定是国际艾美奖的颁奖嘉宾。“那年国际艾美奖评委会主席来中国访问，当时我们在聊天，他就说我们今年颁奖，你一定要过来，我说好，但是后来由于我们工作的原因，当时我们的同事闾丘露薇在美国，她就去了，那一年正好是给奥普拉颁奖。”

　　没有见到奥普拉，鲁豫也没有特别的遗憾。

　　“我很想做政治人物，总书记、总理，我都想做，希望有一天他们能走进我的节目里。当然不请他们到我们那个棚里，我们尝试过，人说，别说到总书记这个级别了，再低一点都不行。”

　　记者：奥普拉·温弗瑞是你的职业榜样，奥普拉被西方人看成是心灵女王，你现在怎么看她？你对她的热爱有过变化吗？

　　陈鲁豫：有变化。最开始看她我纯粹就是一个观众，她在电视上，看到她我就想，哎呀，有一天我要是能做这样一个节目就太好了。那时奥普拉是我的梦想，我渴望有一天能像她一样在电视上跟人交流。但其实我们之间没有可比性。她的一举一动我会关注。但是我更愿意在心里关注。如果她是我的榜样，我会放在心里，偷偷的，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的性格是在做成一件事情以前，不愿让别人知道，别人知道以后会让我有走气的感觉。奥普拉一直是我关注的，我知道她在南非开了一个女子学校。

　　记者：以奥普拉做标准，你觉得达到她的状态很难吗？

　　陈鲁豫：我会关注她，会希望像她那样。但是我又会觉得，她那个目标太高了，她的标准是我们难以达到的。因为中国跟美国的电视生态不一样，市场也不一样。再有就是我想，有一天要是像她那么成功了，未必幸福。我觉得像她那么成功，需要很高的情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至少过得不太痛苦，她可能属于情商比较高的人，她至少看起来我觉得过得还挺幸福，但我总怀疑一个人那么成功以后能不能幸福，我觉得很难。我一方面觉得到不了她那个程度很沮丧，再一想到了那个程度反而不幸福，到不了心里也很释然。

　　记者：这是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也是两个国家电视形态的差异，电视人要成为“心灵女王”在奥普拉是可能的，在你这里很难。不是吗？

　　陈鲁豫：美国是一个名人崇拜的文化环境，但中国是你好，我就把你灭掉。如果谁敢在中国说自己是“心灵女王”，会招人嫉恨。因为别人不希望你高高在上。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是这样的，不愿意把内心的状态在他人面前表露，在电视上呈现更加困难，他上电视一定是有所保留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至少现在还不会出现什么“心灵女王”。

　　还有，我们可能根本上就不需要他人来对我们进行心灵慰藉。我们不需要，其实也不懂。中国人可能更喜欢润物细无声，就是看你的节目我笑了，感动了，我内心的某一个地方被你触碰了，我觉得这就可以了。你真的让我觉得看完你的节目我的内心从里到外像被春雨淋了一样清新，那种感觉我觉得挺难的。

　　记者：奥普拉的节目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形态，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去，三教九流，上至总统，下到小贩，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入她的节目，而且她有和任何人对话的能力。

　　陈鲁豫：这可能是一个主持人的基本条件，但是在我们这里做起来是比较难。像奥普拉的节目，总统也会去，国务卿也会去，任何级别的政治人物都可能去，百姓也可以去。我们那个棚就不行，因为我们曾经试过，但是不符合安保的标准，我们要做什么级别人的话，就必须掀掉那个棚，奥普拉的那个棚太棒了，那里安保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那个棚达不到，要想做就必须换一个地儿。

　　还有就是对话的能力。主持人面对一个所谓的名人或者政界要人的时候，观众希望你是不卑不亢的，但你面对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他希望你的姿态放低，观众希望这样。我觉得主持人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你要让一个特别是从来没有上过电视的人不紧张，能够很快地说话，该说什么说什么，那确实是需要一种应变能力，但那也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亲和力，技巧不管用。你的节目的知名度会有帮助，因为知名度意味着这个人熟悉你，熟悉你本身就会打破一些本来就会有的隔阂，消除陌生感，这些都是需要的，但也很难。

　　记者：奥普拉是不可模仿的吗？能模仿的只能是形式，不能是精髓吗？

　　陈鲁豫：谁都是不可模仿的，而且你要是去模仿一个人是很傻的事情，我觉得做我自己就好了，人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我做电视的标准就是，观众看了以后觉得还挺好看的，或者刚刚那个地方挺有意思，挺感动，我觉得每个人看到节目以后他会有自己的感受。我们不能代替任何人去感受，如果非要说我的职业理想，那我希望也许能成为职业寿命比较长的一个主持人。

　　鲁豫的“秘密武器”

　　2002年7月，72岁的作家白桦从上海赶到北京一间咖啡馆接受《鲁豫有约》的访问。见到鲁豫的时候，白桦很意外。他以为采访他的人是一个先生。在白桦之前，鲁豫已经做过潘晓、金星、庄则栋、马胜利、张海迪、程琳和毛阿敏。

　　1979年早春， 白桦在《十月》杂志发表电影文学剧本《苦恋》。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苦恋》搬上银幕，更名为《太阳与人》。不过人们只是看过电影海报。1981年，白桦和《苦恋》遭到批判，《太阳与人》被打入冷宫。

　　白桦至今还珍藏着这部影片的一张电影海报。在鲁豫的采访中，白桦大段大段声情并茂地背诵《苦恋》当中的台词。

　　“旧版的《鲁预有约》讲述的是这个时代特别缺乏的口述历史，积累起来，就是一部可以补充我们现在历史缺失的很重要的东西。把新版《鲁豫有约》做纵向比较的话，我能看到它有一个不变的东西，这就是鲁豫自己。它保持了过去的优势，甚至有所发展。”北京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说。

　　清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尹鸿则说：“新版的《鲁豫有约》从历史走向当代，从故事人物走向流行人物，流行人物带来的更多的是话题。它从讲述性的节目越来越像一个谈话类节目，节目走向和趣味都有比较重要的改变。和我们原来的预期有了差异。”

　　作家刘震云说，鲁豫是个对生活有帮助的人。

　　写过《一腔废话》的刘震云说：“现在社会上有一个流行词叫‘恶搞’，电影的‘恶搞’是‘馒头’，我看电视的‘恶搞’是主持人，真不拿自己当回事，当然也是不拿观众当回事。有时候我看电视，突然感觉难道是小丑的时代来临了吗？现在世界上语言最泛滥的地方就是电视，有时候打开电视，换十个频道以上，我不知道是我错了，还是电视错了，不知道是我脑子里有水，还是电视机里有水。”

　　刘震云自称是鲁豫的fans，“鲁豫节目的主持是特别的平心静气，最大特点是逻辑性、思想性，她的脑子很清楚，和那种激情澎湃的主持人比，她的节目有点冷，她在现场对很多事情的反应都是轻松淡定的。”

　　刘震云对《鲁豫有约》的期望就是能够办到80岁。

　　记者：有人说现在的电视进入了一个小丑的时代，你以为呢？

　　陈鲁豫：有时候看电视我也会有这个感觉，比如说使出一切的方法，在那儿搞笑，可能比较拙劣，我自己可能不会那样做，有时候看了可能也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有时候又会想，如果有一个人愿意用一切的方式来让你笑，这好像也挺不容易的，他愿意放下他的一切的身段，让你来笑，也是让人感动的事情。我跟我同事在台湾的时候去参观，在旅游车上，他们放的那个台湾的节目，搞笑的节目，就是耍尽一切的法宝让你笑，然后当时有同事说，让别人笑，这样使劲让你笑，是不是挺高贵的一件事？我说是，我看着挺感动的。

　　一方面你就觉得很难受，但是你又觉得他愿意这么的让我来笑，就是内心很感动。所以我也说不好，我自己不会那样做，可能看到那样的节目我也会换台，但我也觉得反正生活已经很沉重了，如果有个人愿意让你来笑的话，当然他的技巧应该尽可能高一些，我还是会认可他的努力的，毕竟我也是这一行的从业人员，毕竟我不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我不能像观众那样狠地说，我不敢这么说，因为我做这一行，我知道有多不容易。

　　记者：做电视这么多年，你觉得电视节目好的标准是什么？

　　陈鲁豫：好的标准就是你看得要舒服，从这个人长的样子，细致的穿着打扮，讲话很舒服，然后他的那种沟通很准确，很流畅，然后又很人性化。那天我在跟谁在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当一个主持人就怕讲话不流畅，切忌太过流畅，如果出口成章的话，一点都不口语的话，其实就一点个性都没有了，太像一篇文章了，其实是不能打动人的。我发现美国人这一点非常好，就是所有这些主持人主播，他们在讲话的时候，非常精确，一句是一句，没有什么废话，但是讲出来的话都是很人性化的语言，不像我们说的那种八股腔。他们的样子很专业，但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专业，他们给你的感觉很温暖。

　　记者：你期待的主持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陈鲁豫：好的节目应该是以主持人为中心的，因为最后就是靠你主持人来呈现，你团队再好，也要靠你主持人把节目呈现出来。主持人的想法应该能被贯彻下去，因为主持人在最前面，什么选题可以什么选题不可以，他最清楚，我觉得主持人的想法应该很快地能贯彻下去，然后这个团队是要靠主持人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状态就已经是理想的了，就是你有这样一个舞台给你去施展，你有一个想法，立即就有很多人来帮你，把这个想法共同完成，这就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记者：好的主持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品质？他的阅历、见识，他的头脑和心智很重要吗？

　　陈鲁豫：很重要。比如说有的节目我10年前肯定是做不了的，这跟知名度有关系，但也不完全是知名度。10年前，我没有经历过我10年以后经历过的事情，我对世事的看法、理解，没有我现在的深广，很多话题我是陌生的，不要说驾驭，根本就不了解，肯定做不了。能做某一些选题，但不能做这么多。我觉得阅历有非常大的帮助，阅历不仅仅是时间给你的，这些年你看了一些什么，你都去过什么地方，你见过什么样的人，看过什么样的书，你经历过什么都有关系。但如果你不够聪明，再有阅历也没有什么用。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

　　陈鲁豫：说这个话很难，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可能自己夸自己不合适，但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挺聪明的人，比如我是做节目从不带稿子上场的主持人。带稿子不带稿子这样的事儿，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很长的稿子我看一遍就记住了，根本不需要带它。还有节目的流程我可以很轻松地驾驭，我没法告诉别人我怎么能够这么频繁地做节目还不是太累。

　　每个人天生会适合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可能天生就比较适合做这个事情，我的记忆力非常的好，录制节目的时候，现场有一个导播，他只需要提醒我下面该怎么走就行，别的他从来不管我，偶尔我问一下导演，下面是不是该做什么，导演就特别高兴。

　　我的脑子就往这儿走。但我在某些方面又很差，我的手机里有一个号码输的就是“家”，那是我们家的号码，每次我都要看。还有手机上写的是我，就是我的手机号码。我在香港的手机号，我永远记不住，每次别人问我，我就说我打给你。

　　记者：你怎么面对批评的声音，你会倾听吗？我也听到对你批评的声音。

　　陈鲁豫：会。我会很耐心听取批评的声音，但我会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我明白我是我自己最挑剔的批评者，没有人会比我更挑剔，没有人会比我的意见更狠，对自己剖析更彻底，明白这个底线之后，我会轻松地对待批评——你说的再多你还是没有我看到的问题多，我可能看到你看不到的地方，因为我对自己最了解，我是那个呈现者，我是专业的那个人。

　　工作的时候我不会让内心受任何负面情绪的影响。我不主张主持人看太多的意见、听太多的建议，主持人应该有一个团队帮他过滤那些负面的东西。好的信息你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你有多好你自己也清楚，你不需要听太多的好话。主持人的内心需要强烈的自信，需要坚持的精神，这些不能打破。

　　记者：在你的新书《心相约》中，我看到你说“秘密武器”，那是说出来的，没说出来的有吗？

　　陈鲁豫：主持人不一样，很难意会。对一个八卦记者我可能不会说，对你我觉得可以说。我觉得在现场，你应该让你的嘉宾爱上你，因为只有他爱上你，他才会愿意跟你分享他的故事，他会把心稍微打开一点。我不知道算不算我的秘密武器，但是我经常这样想，我相信在那一刻，他应该是相信你，喜欢你，信赖你的。我用“爱”这个字眼概括这一切，他必须在那一刻爱你，否则的话，你就不算成功，你这个节目不能算精彩。

　　所以我的武器就是，让你的嘉宾爱上你。

(责任编辑：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