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季先生为相声所做出的贡献在于对相声有着过人的理解，他认为：相声不应该单单用来讽刺，歌颂也是相声应该具备的功能，不能够只看到不好的一面。其次，相声演员应该创作和表演两条腿走路，不要躺在传统段子上不求发展，一个只能说不能创作的演员无异于一个在战场上没带够子弹的士兵。只有创作才是维系相声发展的正确道路。
而歌颂型相声则成为了马季先生的一大标志。在传统相声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歌颂型相声。歌颂型相声的出现始于1951年，沈阳的相声老艺人小立本、杨海荃进京表演了一段《社会主义好》，在相声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建国十周年的时候，赵忠、常宝华、钟艺兵创作，由常宝华等表演的《昨天》是歌颂型相声走向成熟的标志。紧接着，马季也创作、演出了大量歌颂型相声：《找舅舅》《英雄小八路》《画像》一直到后来的《友谊颂》《海燕》《山鹰》《高原彩虹》等等，成绩斐然。
歌颂型相声是一个新生事物，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围绕着“相声能否歌颂”以及“相声应该以什么为主”诸如此类的讨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建国后到现在，歌颂型相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中的精品、范本就有十几、二十几段之多，而在相声界，马季的歌颂型相声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这是有目共睹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季的歌颂型相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填补了“文革”十年相声史的空白。
而相对来讲，歌颂型相声要比讽刺型相声难说得多，大凡成功的歌颂型相声，在艺术手法上都是比较巧妙、奇特的。像《昨天》，“我大爷”经过了旧社会的种种不幸遭遇，被逼疯了，这一疯就是十年，十年的光景，变化巨大，社会主义新中国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而在“我大爷”的头脑中没有这个概念，总是错把“今天”当“昨天”，所以闹出了种种笑话。《英雄小八路》则抓住了“童趣”，儿童的天真、稚嫩、思维的跳跃、出人意料等喜剧性因素做足了文章，因此这个笑料出来得自然、流畅，不生不隔，天机自落。在歌颂型相声当中，艺术手法的高明和奇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没有高明的、奇妙的、得体的艺术手法，就会使好多的歌颂型相声流于一般，甚至令人生厌。所以，能够说好歌颂型相声，要比说好讽刺型相声更困难，需要更高的技艺。
特殊贡献之
相声理论
马季先生在相声理论方面也有着不凡的研究。他著有《相声艺术漫谈》一书，对相声的起源、内容、形式、艺术手法、包袱种类以及相声表演中的一系列问题都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马季这本相声理论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他没有采用美学理论或喜剧理论的概念来解释相声，而是采用了相声艺人们习惯的说法，“术语”和通俗易懂的大实话将相声艺术的有关问题“掰开揉碎”，让人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将复杂的东西用最简单的道理阐述出来，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马季的相声理论更多的是从实践出发，积几十年相声创作和舞台经验之大成，里边的每一个命题，每一个判断，每一种艺术手法都经过了千百回的艺术实践，它是由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惨痛凝结而成，对相声初学者的创作和表演实践更具有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
师徒关系 有过流言更有真情
马季做客《鲁豫有约》时，“破天荒”地说起与师父侯宝林的恩恩怨怨，并首次谈及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关于他在“文革”期间曾经批斗甚至动手打过侯宝林的传言。
马季说：“1956年是我人生转折最关键的一年，当时被伯乐看上了。先是刘宝瑞老师，他说‘你干专业吧，我看你挺有前途，我教你’。可是这时呢，侯宝林先生也发现我了。一次休息的时候他把我叫来了，问：‘认识我吗？’我说我认识您，可我不敢跟您说话。他说，‘你学相声吧，我教给你。’这样，我就去了中国广播说唱团。”马季原来叫马树槐，改这个名，还是侯宝林的主意。马季正式进入中国广播说唱团，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当时的领导确定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等当马季的老师。其中侯宝林为责任老师。“几位名师教一个，像今天的独生子似的，千顷地，一棵苗。”在这种环境下，马季有乐也有苦，处理不好关系的时候也有。“你跟刘先生时间多了，侯先生吃醋。同时有那么多大师当老师是好事，但也挺难的。大家都管，大家就都不管了。”因此就明确侯宝林先生为他的责任老师。
“文革”开始后，师父侯宝林被扣上“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徒弟马季也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时马季只能在北京扫厕所，刷标语牌。“我觉得当时的造反派很坏，他们来回挑拨离间，造成我们师徒之间很多误会。”马季说。十年动乱结束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慢慢变得正常。1984年，马季等人应邀去香港演出，侯宝林是那次演出的艺术顾问，在之前的审查演出中，马季表演的作品大受欢迎。马季回忆道：“当时侯先生说‘马季，你过来，到香港之后，我的段子你都可以演’。说这话是第一次给我开绿灯，对我满意了。我说，侯先生，您放心吧。”侯宝林的这几句话，马季至今难忘。
曾经有传闻说，“文革”时马季打了侯宝林。有人就这个问题问过侯宝林，侯先生也不正面回答，他说，别问这个了，旧社会徒弟打师父有的是。那么马季到底打没打过侯宝林呢？马季说：“我觉得没有这些，就没有生活；没有这些误会，没有挨骂，没有谣言，就前进不得，任何人都是。”
侯先生临终前，马季去看他，侯先生拉着马季的手只说了一句话：“马季，相声的即兴发挥千万不能丢掉啊，它是咱们相声的主要技巧。”本组文字来源：《鲁豫有约》
少年·小小相声迷
马季少年时代家境贫寒，曾经到上海某织染厂当学徒工。一次，因为不慎丢失了掌柜让他送交银行的支票，不得不只身回到了北京。他最爱听相声，是北京启明茶庄（设在西单商场内）“相声大会”的忠实观众。耳濡目染，许多相声前辈像赵霭如、刘德志、高德明等的精湛表演，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演·初尝败果
1951年，他到北京海淀区新华书店搞发行工作，业余时间爱唱京剧和说相声。最初他说的相声是“杂人凑”，就是把自己听到学到的认为滑稽有趣的东西拼凑在一起，仿学表演，或者即兴地现编现演，只要逗大家一乐，就觉得很痛快了。
1954年7月，他编了一段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罗万象的相声《伟大的祖国》，加上许多自以为逗笑的“包袱”，参加北京市轻工业工会的汇演。演出时他满头大汗，自认为说得很热闹、很过瘾，但是观众的反应却正相反，批评这段相声是油腔滑调的大杂烩，演出失败了。
另一回是在1955年，他表演传统相声《黄鹤楼》，一上台就被观众的笑声冲昏了头脑，于是又口若悬河地自由发挥起来，足足说了五十分钟。刚一下台，就遇到一个同志很客气地问他：“怎么样？五十分钟说得很满意吧？”“很过瘾。观众反映也很满意吧？”那个同志严肃地说：“不，观众对你很不满意！”一下把马季的脸给说红了。马季苦思了两三天，找出了自己的致命弱点——自己把相声艺术看成是单纯逗笑的工具了，认识到逗笑是手段，不是目的。相声艺术是通过笑来教育、鼓舞人们，讽刺批判落后的、不合理的东西。
卧薪尝胆·遇伯乐
1956年初，在北京市工人业余曲艺观摩会上，马季演出了讽刺一个青年工人盲目恋爱、险些上了特务圈套的相声《找对象》。表演时他把那个心地善良、求偶心切的毛头小伙子刻画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教育了青年观众，结果获得了演出一等奖。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白凤鸣和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看了他的演出，很赞赏他自学的才能。侯宝林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可找到自己的学生了。”接着，马季被正式调到中国广播说唱团成为专业演员。在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等老师的热心关切培养下，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学会了六段传统节目和四段新节目。
马季的处女作是1956年写的《打篮球》，大量创作则是1958年以后。那年他深入福建前线慰问演出，整天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使他时时处于激动的情绪中。他决心写出相声来歌颂这些最可爱的人。终于，他从战士们介绍的千万个题材中，选取了当地青少年踊跃支前的题材，创作表演了他的代表作之一《英雄小八路》。接着，他又创作了《找舅舅》《登山英雄赞》等脍炙人口的佳作。 (责任编辑：小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