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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富圈TIDE》11月刊】
贾樟柯(贾樟柯新闻,贾樟柯说吧)的《三峡好人》从1900多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夺得了63届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这是2000年以来，亚洲电影作品在国际三大电影节上获得的最好成绩。
从威尼斯回来，贾樟柯便开始忙于一些事务性的应酬和聚会，包括诸多媒体的访问，不厌其烦地将相同的话一遍遍重复。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维持着和媒体貌似亲近实则疏离的关系，面对越来越多的采访者，仍保持一如既往的耐心和真诚，却又无法掩饰作为一个天才导演的自我、自尊和自负。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贾樟柯电影已经变成小众文化的符号之一。他在国外得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奖，被《纽约时报》定义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之一。但他的八部作品，只有一部《世界》得以在国内公映，却票房惨淡，《三峡好人》能否在国内院线上映，目前看形势并不乐观。但却无法阻挡国际上各方投资汹涌而至，他的下一部作品将会是全明星阵容的《刺青时代》，投资逾3000万。这或者可以被称作这位DV导演向商业迈出最关键一步的转型之作。
任何一部电影都是要盈利的，都是商品，但是制作这部电影最初的动力是什么，很清楚。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还羞羞答答的，那就没意思了。
尽管已经被戴上了大师的高帽，但从外表看，他仍然像一个腼腆的文弱的学生，有一张永远不动声色的苍白的脸，让你很难猜测他的情绪。
事实上，他的情绪只在电影里宣泄，这正是他热爱电影的原始意义，也正是源于这种热爱，这个在汾阳小县城长大的年轻人创造了拍电影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不需要大的资金、庞大的摄制组、明星、条条框框的限制，从一台DV开始，进入另一个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贾樟柯是一个文化拓荒者，他由”个体经营“到跨国合作，并最终进入主流商业渠道的成长模式，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提供了一个可资考察的经典案例。
他的第一部短片作品《小山回家》是凭借给别人当枪手编剧本挣的一点点稿费，加上同学从父亲单位借来的摄影器材，以及在录音系静坐跟老师抗争拿到的录音器材完成的拍摄，用他的话来讲，“除了精力和体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
但这部处女作为他赢得了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金奖，让他有了可以和投资商谈判的资本，之后香港”胡同制作“提供的20万元资金，加上他从朋友公司找到的一些钱，让他拍摄《小武》的计划得以实现。
只用了30万元，21天完成拍摄的16mm电影《小武》创造了一个低成本电影的神话，仅1998年一年它就收获了6个国际奖项。法国《电影手册》评论这是一部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这对于一个新人导演来讲，是至高的评价。
“《小武》完了之后，制片环境对我来说突然变了，很多投资人在我后边追。”
他的国际影响力让他再不用四处找钱，费尽唇舌地游说别人，香港、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投资源源不断，北野武的公司更是一直保持和他的合作，他们给《站台》的投资已经达到500万。《站台》的成绩也辉煌，入围了戛纳电影，被《电影手册》评为2000年十佳电影。
但是从《世界》开始，贾樟柯就被很多质疑的声音包围，每天都要面对“向体制妥协”、“作品失去了原有的尖锐和攻击性”、“票房惨败”之类的舆论。
他一样心平气和，“其实我觉得《世界》的公映，只是意味着我回到中国的电影工业了，拆除了隔在我和观众之间的那堵墙。体制不是人的归宿，它是隔在导演和工业之间的东西。我现在积极地参与到这种工业中去，从私人感情而言，是不想被人忽略。”
他更认为《世界》是他拍的所有电影中最直接、最尖锐的，“前3部电影是通过人的遭遇而把现实带出来，那时候人和人之间还有一种信任；但《世界》则是将一个冷的现实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我觉得自己关于电影的想象一下子又打开了一扇门。”
虽然《世界》国内票房收入不足200万，但是按照发行方公布的数字，其在北美地区的版权就高达百万美元，国际销售在2004年的华语片中仅次于《十面埋伏》和《2046》。
“任何一部电影都是要盈利的，都是商品，但是制作这部电影最初的动力是什么，很清楚。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还羞羞答答的，那就没意思了。《世界》你知道我们的全球总收益有多少吗？相当于按票房算一亿两千万，有一些在中国号称挣多少钱的电影，可能在国外卖不到钱。电影是无国界的，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影收入只看国内市场，美国电影只看它国内的收入肯定惨了。所以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按总收益来说，我的电影不比他们任何一个差。我很自信，如果大家学会算电影的总收益的话，我一定排在国内导演前5位。你再算一下，现在《三峡好人》有25个国家买去了版权，如果每个国家按十万欧元算，那是多少?”
我觉得精神生活本身都是愉悦的，一个人看电影，可能哭半天，难过，都是愉悦的，也是一种释放，电影给观众带来最大的感觉是使他们觉得并不孤独。
《三峡好人》是贾樟柯在跟随画家刘晓东拍摄纪录片《东》的途中灵光一现，临时插拍的一部电影。其后两部片子都被威尼斯影展挑选为参赛片，《东》也获得了两项大奖：意大利纪录片协会奖和欧洲艺术中心奖。
事实上在奖项揭晓前，金狮的大热是好莱坞巨制《博比》，甚至国内的媒体也并不看好《三峡好人》，但最终，它凭借“真实”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影展的评委会主席凯瑟琳·德纳芙毫不吝啬地用“伟大的电影”来赞美《三峡好人》，“我们都认为它很特别，非常特别，它真实地表现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并避免了从政治角度来讲述故事，它确实是一部伟大的电影。”
《三峡好人》延续了贾樟柯电影的基本风格：耐心的长镜头，日常细节的呈现，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电影其实很简单，讲述了两个平行的故事：一个是关于矿工寻找女儿并与前妻复婚的故事，一个是关于年轻护士找寻丈夫并与之分手的故事。和前四部电影里人物被动和随波逐流的状态相比，《三峡好人》里的主角有了很强的行动能力，尽管遭遇困境也能很明确地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想表达的并不是寻找感情本身，我想拍的是这种新的中国人有了很强的自我意识，因为两人都是通过下决心来获得幸福和自由，特别是尊严。中国人从‘文革’结束到现在，逐渐寻找自我，懂得为自己去生活，懂得自己的感情世界这样一个独立性的时候，他们的行为能力也改变了，这是让我特别欣喜的有个地方。”
内地公映的遥遥无期，至少从经济上对贾樟柯来说并无影响。“但我当然希望内地观众都能够去看这部电影。”他也清楚，金狮奖只是承认了影片的艺术成就，对市场而言，并不会有多大的促动。
“现在国内的观众大部分进影院还是消费心态，觉得我掏了钱，你就得让我爽。只有比较少的观众是欣赏的心态。说实话，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车上，从三环、二环走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往来的人，大家那么忙，每个人脸上都有心事，匆匆忙忙在城市里奔波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去花钱看那个电影，太累了，其实自己是很灰心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情况里面，这样一个生活节奏里面，你要求那么多观众去看电影，特别是那么贵的票价，我觉得是有它的困难在里面。”
这也是他总结自己的电影总是陷入“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样一个怪圈的主要原因。
在欧洲，看电影是人们文化生活中最平常的一项内容。“我前一段时间去德国的一个城市，那个城市有一个美术馆，市民一直努力办马蒂斯的画展，结果今年举行了，我去那一天全是幼儿园小朋友，三层楼全是小孩，到处哭、闹，老师在里面，有现场上课，熙熙攘攘，我觉得那就是文化生活，我们可能经济情况以及整个国家状态刚刚有起色，逐渐有文化生活的习惯可能需要耐心。”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精神生活也会因而变得非常重要，“我觉得精神生活本身都是愉悦的，一个人看电影，可能哭半天，难过，都是愉悦的，也是一种释放，愉快的电影可能给观众带来最大的感觉是使他们觉得并不孤独。”
“我的电影是我的表达，就跟说话和写作一样，只不过我用的是镜头。”这句话的结果便是，“我无法迁就任何人。”
访问的过程中，他大口抽烟，用一根根中南海消耗掉他内心的炽热，大量的沉默，然后突然的笑，嘲讽自己抑或世界，谈话重新开始，一遍一遍。
他的世界是粗糙、贫瘠、残酷并且真实的生活，他剥去繁华让我们看到这些，以及尽管如此也不停止的生命，生命渴望的欢娱，一如眼前这个人，忍耐地等别人说完，马上回到自己的世界。
对于贾樟柯而言，从独立制片到吸引跨国投资，从即兴创作到融入一个工业系统，必然需要适应和妥协。但不管进入怎样的环境里拍电影，他一直不变的目的是实现自我，“我的电影是我的表达，就跟说话和写作一样，只不过我用的是镜头。”这句话的结果便是，“我无法迁就任何人。”
核心的自由，和形式上的改变与突破，是现时的贾樟柯正在寻找的平衡。就像他的下一部电影《刺青时代》，会听从投资商的建议，放弃他一贯选用非职业演员的固有模式，创建一个明星阵容。
“特别是这次会有英国、美国的资金，以前我的电影没有美国钱，美国制片进来之后，可能我们整个制作设计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也是新的挑战，包括现在我们就设计是要用亚洲第一线的演员出演这个电影，怎么样又能够有中国人的可信的色彩，怎么样又有最好的阵容的组合，这些东西都是新的课题，我都在学。”
他并不认为这会限制了自己的创造力，“以前我的好处是特别即兴，说拍就拍，但可能很多题材不适合这样拍摄，《刺青时代》就适合另外一种方法，真的很严格的历史的考据，充分的剧本准备，充分的演员准备，很胸有成竹的拍摄。从事电影工作八年，我一直是独立制片，这是第一次动用公共资源，所以把钱花好应该比较困难。”
对贾樟柯来讲，电影没有大投资和小投资之分，只有合适的投资。“只要制作经费可以达到你的预期拍摄效果就行，投资不能追求数字本身，而是要追求这个作品的规模需要多少钱就去花多少钱。很多人觉得《刺青时代》的投资很大，其实这和电影本身有关系，它是一个年代戏，必须要还原1975年苏州的社会气氛。”
《刺青时代》敏感的黑帮题材，也将是贾樟柯和中国电影体制的再一次较量。
“中国电影需要突破题材的束缚，关心关注特定的年代，有一个可以自由言说的氛围，不能总停留在一个层面上。我之所以不停地尝试和挑战，就是希望可以增加中国电影的宽容度。不要让国产电影总挤在一个小的过道里，中国电影需要外延。”
作为“作者型导演”，贾樟柯的前几部作品都是自己的创作，但《刺青时代》却选用了苏童的同名小说来改编，对于他也是一次突破。“我看过小说之后有特别大的共鸣，那部分经验是我自己比较模糊，我1970年生人，1975、1976年有记忆，特别模糊，看了那部小说之后唤醒我自己的记忆。我不觉得它是一部怀旧的电影，包括我的《站台》也不是怀旧，当一个人面对过去时代的时候完全是想象，《站台》是对二十世纪80年代的想象，《刺青时代》将是我对二十世纪70年代的想象，它将不是什么记录，也不是纪实，也没有什么旧可怀，而是对那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的想象。”
梦想和现实，贾樟柯正在寻找属于他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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