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政治历史话剧《圣地之光》观后：作者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主任、教授

　　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办的全军优秀节剧目展演，受到了军内外观众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特别是由总政话剧团团长、著名剧作家孟冰担任编剧的大型政治历史话剧《圣地之光》，经过导演孙文学的精心执导和魏积安、李琦、刘劲(刘劲新闻,刘劲说吧)等演职人员的再度创作之后，在北京八一剧场隆重上演。只要是认真观看和仔细品味过这部凝结着总政话剧团全体同志诸多心血和大量汗水的扛鼎之作—《圣地之光》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动不已，没有一个不叫好不叫绝。

　　《圣地之光》截取的是在中国共产党85年的发展历史上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在延安工作、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的最为辉煌的延安时期里的几个极具典型意义、极有社会影响、极富教育作用的具体事例、偶发事件和确凿事实，通过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杨老汉、李鼎铭、罗秀英、黄克功等众多人物之性格特点的细致刻画和内心世界的反复挖掘，把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地统一了起来，站在全新的高度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艰苦卓绝的延安时期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所形成的血肉相连、水乳相溶、肝胆相照、鱼水相依的密切关系，运用独特的视角热情奔放地讴歌了我们党在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卓著功勋，不愧是一曲名副其实的令人荡气回肠的延安精神的嘹亮赞歌。

　　延安，作为驰名中外的中国革命圣地，是中国共产党创造辉煌、成就伟业的地方。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党从失败到胜利、从幼稚到成熟、从弱小到强大、从迷茫到清醒的大踏步前进的重要时期。而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联系实际、发扬民主、战胜困难、经受考验、约束自己的先进的群体意识和崭新的总体风貌，其中不仅有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有全面实践的支撑；不仅有主观愿望的表达，而且有客观结果的检验；不仅有精辟言论的概括，而且有自觉行动的昭示。在《圣地之光》这部话剧中，无论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是延安精神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论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还是延安精神的标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都通过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场景，在序幕、七场正戏、七场幕间戏和尾声之间，有收有放，有详有略，有声有色，有起有伏，从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层面酣畅淋漓的反映出来。

　　众所周知，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以后，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在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日益加深、日趋严重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新局面实际上就是建立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当时的延安，作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无疑就成了全中国人民“万众瞩目”的地方和广大仁人志士心向神往的“革命圣地”。正因为如此，在《圣地之光》中，毛泽东同志才会郑重地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正因为如此，在《圣地之光》中，一批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才会毅然决然地聚集在宝塔山下、延河之滨。正因为如此，在《圣地之光》中，朱德才会率领八路军将士在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上发出“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响彻云霄的铿锵誓言。正因为如此，在《圣地之光》中，毛泽东在给抗大学员讲话时才会送给他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么“三句话、八个字”的特殊礼物。正因为如此，在《圣地之光》中，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才会把蒋介石在重庆宴请自己时“花了八百块大洋”与毛泽东在延安招待自己时“只用了两角钱”的客观事实的巨大反差加以比较后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正确结论。

　　延安时期，由于面临着千头万绪的革命任务和千变万化的具体矛盾，特别需要我们党针对历史上曾经走过的弯路、付出的代价和交了的学费，多一些反省，多一些研究，多一些总结。这也就是说必须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尽可能多的来掌握革命斗争的真情实况，尽可能多的来把握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尽可能多的来形成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真知灼见。在《圣地之光》中，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坦诚讨论，恰恰就是在要求我们党要善于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圣地之光》中，毛泽东与弗拉季米洛夫的独特会面，恰恰就是在强调我们党要勤于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而不能继续受到苏联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在《圣地之光》中，毛泽东与任弼时的深入交流，恰恰就是在主张我们党要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整顿三风”来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在《圣地之光》中，毛泽东与罗秀英的真情对白，恰恰就是在表明我们党要勇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及时纠正自己犯过的各种错误，努力达到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

　　延安时期是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的历史时期，也是我们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关键时期。在延安时期，为了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我们党坚持从严治党，言行一致，真正做到了“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在《圣地之光》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尽管劳苦功高但又犯下杀人之罪的黄克功处以极刑，充分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是防微杜渐、遵纪守法的模范。在《圣地之光》中，毛泽东外出巧遇李鼎铭，从这位党外人士的“牢骚话”里悉心倾听了“精兵简政”这条宝贵意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充分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是调查研究、从谏如流的模范。在《圣地之光》中，杨老汉怒骂“老天爷”和“诅咒”毛泽东，被“弦外之音”所启发的毛泽东，立即主张减轻老百姓的征粮负担，充分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模范。在《圣地之光》中，村民们运用普遍、平等、直接的民主权利选举村长，采取既简单又透明的“投豆法”选择自己的当家人，充分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是倡导民主、实践民主的模范。在《圣地之光》中，周恩来在演说时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靠山是中国的人民”、“人民是靠山”，充分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是依靠人民、服务群众的模范。在《圣地之光》中，毛泽东亲临石娃村，当了解了“妇女不会生娃娃”的缘由后，要求马上着手解决村民饮水质量问题，充分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是脚踏实地、不尚空谈的模范。

　　当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陕甘宁边区曾经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克服这些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的过程中，我们党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在《圣地之光》中，当文学艺术工作者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火热生活后新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被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时，就是一种生动的注解。在《圣地之光》中，当杨老汉情真意切地要为毛泽东“代耕”时，也是一种生动的注解。在《圣地之光》中，当朱德与周恩来在纺线比赛中摩拳擦掌、互相“较劲”时，仍是一种生动的注解。在《圣地之光》中，当《纺线歌》欢快热烈的旋律伴随着吱扭扭地纺车转了起来时，还是一种生动的注解。

　　《圣地之光》尽管反映的是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延安时期的事情，但作为了部刻画了不少活生生的政治人物、包含着许多沉甸甸的历史经验的大型政治历史话剧，它既有鲜明的政治态度，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常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于肩负着庄严的历史使命、面对着严峻的时代挑战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尤其需要把能够引导人、教育人、塑造人、鼓舞人的《圣地之光》作为一面镜子和一把尺子来认真地照照自己和反复量量自己，并从中汲取十分难得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丰富营养。可以肯定地讲，这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历史的昭示。因为《圣地之光》放射出的是熠熠生辉的理想之光、信念之光、真理之光、思想之光、智慧之光、品格之光、境界之光和精神之光。

　　胡锦涛同志今年1月29日在延安视察工作时明确指出：“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应当十分钦佩同时也应当衷心感谢总政话剧团的同志们，因为他们推出的大型政治历史话剧《圣地之光》，就是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继往开来的新的征途上更好地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的指示精神，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大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