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经我团艺委会、创作室、中层干部会及党委会多次论证，并报请宣传部批准，决定排演话剧《圣地之光》。

　　此剧初稿写于1999年，为修改好剧本，我团于曾组织军队和地方戏剧专家对剧本专题研讨，郑振环、王寿仁、王树增、王俭、胡宗琪等军队剧作家、导演，王福麟、王永德、任鸣、黄维均、郭富民、陈樱等地方专家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们一致肯定：一，这是一个重大题材，是一个有积极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的题材。二，人物性格突出，语言有特色。三，这是一个真正以毛泽东为主要角色的话剧，在以往的话剧舞台上未曾有过。四，这是总政话剧团剧目风格和传统的沿续。

　　同时，各位专家也对剧本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一，幕间戏有些杂乱，二，事件可适当集中，不要面面具到，三，毛泽东的性格描写应该更有艺术魅力，四，精简人物，更适合于演出。

　　为此，我于2006年3月28日至4月4 日再次赴延安采风。

　　考虑到要提升作品的主题思想，此次在延安，我先后与延安市委副书记王建军、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郝飚、延安市党史办主任张建儒、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主任、教授郝凤年、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延安市文化局局长刘吉祥、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煜等多次交谈、请教，认真总结了延安精神的实质。对“延安精神”，我的概括是：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政治政治纲领，克服了过去各种原因造成的政治上军事上的盲目性，特别是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个历史阶段的认识、关于独力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思想等，使我党在政治上坚定团结，方向清晰；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要是没有照搬共产国际的经验，克服了教条主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总结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和挫折的原因，形成毛泽东思想；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包括白求恩、张思德等，真正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因此，我确定此次修改剧本的原则是：一，调整幕间戏，二，压缩战争场面，

　　三， 扩大戏剧性，四，压缩合并人物，五，提升作品思想，强调延安精神。

　　自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老一代革命家关于党史、军史的回忆录和大量史料开始客观地讲述并修正了许多过去不便涉及的历史。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为后人研究考证党史军史留下了第一手材料，更说明我党是真正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近年来，我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感想颇多。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屈辱！公车上书、康梁变法、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多少仁人志士，为民族大业，英勇捐躯、慷慨就义，其中谭嗣同、秋谨、孙中山、黄兴……都是令我十分崇敬的伟大人物。记得，1979年雾雨濛濛的一天，我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呆了整整一个下午。浓密的绿荫树下，晶莹的雨珠从树叶上滴落下来，滴在那斑斑的花岗岩的墓碑上，像一串串泪珠。在四周围的一片静谧之中，我的耳畔听到的分明是秒表的“滴答”声，分明是起义信号的那声枪响，分明是一阵阵的炮火轰鸣……为什么？他们大都是富家子弟，大都是从海外回来的华侨？为什么，他们把家里的钱财都拿来买军火；为什么，起义失败后，面对死亡，他们如此大义凛然？为什么，在一个理想的召唤下，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继续走向那抛头颅洒热血的不归路？于是，在以后的历史中，湘江边一个消瘦的青年大步走上井冈山，海丰县地主的儿子带头烧了自家的地契，南湖飘来了那只载入史册的小船，太平洋的巨轮带着四川的一个小个子默默地远渡重洋……还是那个理想的召唤，这些人同样不怕坐牢杀头，从挥舞长矛大刀开始，直到拉起一支带着红五星的队伍，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绝处逢生，竟然从“赤匪”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他们为什么那样坚定？他们为什么有过那么多的失败？他们为什么流过那么多的鲜血？他们是怎样地思考？怎样地学习？怎样地斗争？怎样地纠正错误？怎样地为人民大众所拥戴？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真正成熟起来是在延安的十三年。

　　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他们开始了认真地学习，认真地思考，同时，也对过去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进行了认真地回顾与总结。面对挂在窑洞里的一张全国地图，毛泽东一边指挥着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寇进行着浴血奋战，一边与党内的张国焘、王明路线进行斗争，同时，做作一个政党的领袖，他极为敏感地意识到如何处理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时代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人，这个时代必然要产生这样一些人，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必然，同时，也是它的精神必然。然而，也只有他们才能承接这种历史的责任。历史的选择和他们对历史的把握在这里汇合。且不说过去那些想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人们，即使是在共产党内部，最终掌握政权的为什么不是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而偏偏是毛泽东？难道真地是向民间传说那样，他是“真龙天子” ？在他头上有着一颗紫薇星？对他性格和才智上那些天才的成份，我并不怀疑，但我更坚定地认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伟人，除了他革命者的本质之外，是他的特质（接近性格）。他爱读书，他会从读书中学习，为什么他从井冈山建军时期就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立？《三国志》里刘备请教诸葛亮时，诸葛亮讲的第一条就是“地盘”；他通晓古今，他会对比，会引用，他在文章和谈话中，常常引经据典，既能找到历史依据和参照，又能让文章和谈话本身充满智慧；他会打仗，精于用兵之道，他敢于破除常规，比如四渡赤水、大渡河、与胡宗南在黄河边的周旋；他会写诗，但他的诗不拘格律，气吞山河；他会写文章，他的文章在谈理论时，深入浅出，在谈生活时，灰谐幽默，他能屈能伸，能上能下，他能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他能浪漫幻想，永远充满希望……因此我的解释是，他最大的魅力在于他的特质（性格）。换句话说，面对不同的情况，他可以调动性格中的某一部分来艺术地处理那些复杂的事情。尽管有些处理不合“常理”，但因为他是性格使然，别人也无话可说。其实，更准确地说，他有时故意利用性格的便利掩护政治的动机或为发动政治进攻创造条件。基于我个人的认识，在写毛泽东时我很强调他的性格。

　　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处理了许多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这当中也包括党内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至今仍在研究和讨论之中，不便过多涉及。剧本里最后呈现的几个片断，如审判黄克功、巧遇李鼎铭、智骂米洛夫、军民大生产、拜年石娃村、深情别延安……集中展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通过幕间戏来展现必要的历史事件和其他几位领导人，以图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策应主线所要说明的问题。

　　我将此剧定位于“政治历史话剧”，原因是，该剧毕竟有一些戏剧本体之外的内容，因为它的题材，因为它所涉及的人物和历史，因为今天的政治需要。我们的戏剧，特别是将要由总政话剧团演出的剧目，它的政治属性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它绝不能向有些纪实文学和小说那样更多地关注个人感情和历史揭秘。这个戏的初稿写作时，电视剧《长征》、《延安颂》都还未播出，那些审判黄克功、杨老汉骂毛泽东等事件仍有“揭秘”性，但当我们今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再排演此剧时，这些事件已被人们熟知，因此，在写这些事件的过程时，必须凸现人物性格。

　　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歌颂，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描述，是我们这一代创作者的责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尽管这是一句老话，但它说的毕竟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