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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家乡在地图上只有邮票大小，这是一句老话。事实上，它们比邮票还要小很多。
或许少年时代封闭的外省生活是有好处的，对于做着各种青春梦的人来说。
“山西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集中了那种封闭的苦恼和发展的冲动。”贾樟柯(贾樟柯新闻,贾樟柯说吧)这一语，其实道出三个或更多外省青年的心境。
贾樟柯在一次还乡路上，看到他少年时代的玩伴被押在卡车上送去枪毙。
宁浩少年时在太原一个烟尘弥漫的街区，亲眼见到一个人被刀砍死。
韩杰电影中的赖小子，在打打杀杀中涂改青春，又一次次逃亡。
三个外省青年都生于七十年代的山西，或前或后。贾樟柯在流浪艺人的大棚里跳过霹雳舞，给公共汽车画过广告，宁浩为了一张地下室的床，给房东画过40个房间的墙围子，韩杰在深圳做一个朝九晚五的小职员时，根本没想过自己也能拍电影。
贾从〈小武〉名声鹊起，到〈三峡好人〉擒获金狮，宁浩靠一部〈疯狂的石头〉在全国影院星火燎原，韩杰的〈赖小子〉出手拿到鹿特丹影展头名，相对于大城市出生的导演，他们没有什么先天优势和人脉，反倒是生存压力给予他们必要的冲动，他们并不试图为时代变化和人的命运做某种形式的占卜，只是保持着对当下生活的好奇，翻开一张张牌。他们的镜头中不会有价值几百万的服装，金玉满堂的楼阁，惟有这个时代的血与骨，乐与怒。这就是外省生命的力量。
贾樟柯故事——骨子里很猛或静物细无声
贾樟柯关于《三峡好人》
有一天闯入一个无人的房间，看到主人桌子上布满尘土的物品，似乎突然发现了静物的秘密，那些长年不变的摆设，桌子上布满灰尘的器物，窗台上的酒瓶，墙上的饰物都突然具有了一种忧伤的诗意。静物代表着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虽然它深深地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旧沉默，保守着生活的秘密。
这部电影拍摄于古老的奉节县城，这里因为三峡水利工程的进行而发生着巨大的动荡：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无数家庭被迁往外地，两千年历史的旧县城在两年之内拆掉并将永远沉没于水底。带着摄影机闯入这座即将消失的城市，看拆毁、爆炸、坍塌，在喧嚣的噪音和飞舞的尘土中，我慢慢感觉到即使在如此绝望的地方，生命本身都会绽放灿烂的颜色。
镜头前一批又一批劳动者来来去去，他们如静物般沉默无语的表情让我肃然起敬。
韩杰故事——青春烫过柏油马路
韩杰关于《赖小子》
故事中的喜平、流流、二宝在生活中确有其人。十五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当时他们已辍学并在社会上捣乱了。他们在学校打架时我确实在场，那个人倒在血泊之后他们真的逃得无影无踪。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没有他们的消息。
长大后，我很少见到他们，但后来我知道他们还依旧生活在故乡的那片土地上，不同的是，如今沉重且迟钝的身躯已看不到往昔青春的活力。我经常会想起他们十八九岁时的勇敢无赖的样子，也常想，我应该拍一部关于他们的电影……
很荣幸，现在我可以用拍摄我的第一部电影来表达我对他们的这份感情。为了这部影片，我专程回家乡找到了生活中的喜平，他现在过着平淡的生活，但已有了自己的孩子。他除了当煤矿工人外自己还开了一个水泥销售店，收入甚微，而曾经和他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已很少和他来往。为了生活，大家都失去了联系。
喜平和他的兄弟们曾经朝夕相处，天注定他们从一出生就在一起，并生活在那块封闭的土地上。那个时候，他们多么渴望自由，多么渴望释放自己青春的热力。可命运还是让他们分离了，从一种凝聚的状态，直到渐渐地四处飘散，从满怀幻想到脚落实地。
《赖小子》这部电影是我对青春的缅怀，也是我对失落的生活的回忆。
宁浩故事——我们是分裂的一代
宁浩用他疲惫的眼睛望着我，样子像是刚刚睡醒，真实情况是根本没睡。他要了一杯免费的冰水，平均一刻钟抽一支烟。那些日子，影院里天天在演《疯狂的石头》，而他天天都在家附近一间咖啡馆里接见排成队的记者，话说得太多，人就会变兴奋，晚上就睡不着了。这是一种强迫性的失眠状态。所以当他疲惫的舌头一上来就说到信仰危机，我一时还有点不太适应。
宁浩有自己的制作公司，三个人都是同学。因为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写字楼，所以他们平时就在这间咖啡馆“现场办公”。《疯狂的石头》下线以后，宁浩很快乐地关掉手机，去睡觉或旅行，以及开拍他的新片。而曾经热烈追逐的媒体也随之离去，奔向下一拨新的热点。当然，《疯狂的石头》在夏天带来的热量恐怕过于集中了，小成本、底层、喜剧、手法流畅，在电影院里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沸腾视象，观众与媒体一边倒的口碑让这个新导演人气迅速飙高。不过即便是这样，也得让人家睡觉呀。
《疯狂的石头》是一个底层故事。它用娱乐的表情讽刺了中国最要命的现实。显然现在缺少这样的大众产品。在作为名利场的影视圈，主流通常意味着大制作、大明星和高票房，这种房地产模式的操作过程决定了其商品有可能远离现实。对于普通承担着生活压力偶尔花不菲的价格买一张电影票的人来说，他们不是自己人。
宁浩生于1977年的太原。父母都是钢铁厂的工人。他在改革开放和污染度极高的空气中长大，同时接受着应试教育和香港黑帮电影。有一天当独立思考的发酵作用顶到了脑门，他才如梦方醒地发现自己正待在一个无所事事的话剧团，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端茶倒水和写写美术字。
“我们是不幸的70年代人。”宁浩盯着我慢慢地说，嘴角有一丝笑意。这一代人大多以怀疑主义者自居。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仅仅只有别人告诉他们的那些东西，而试图自己去找到更多。他们还不像前一代人那么犬儒，对一切理想全都看透；他们也不如后一代人那么无畏，可以对一切与利益无关的选项漠不关心。这一代人大多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教育和家庭背景，糟糕的英文程度使他们显得不那么“国际化”，他们也缺少大城市的生活经验，讨厌夸夸其谈和精打细算，他们中的多数通过向大城市漂移来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并且在立足之初都多少吃过一点苦头。
“这个世界的人百分九十都是底层。我也没有生活在天上。”宁浩在北京生活9年，结了婚，有了房子和车子，在影视圈混，被人称作导演，不过他说话的尾音有时还带着太原腔：“一部电影成功了，并不等于电影市场马上变好了。高兴完了回家该干嘛还干嘛。”
在拍过那天最后一张照片之后，宁浩已经又饿又困，有点盯不住了。外面雨势稍歇，他因为家近，是骑自行车来的，在满街的车灯里，可以看到一个淋着雨的大脑袋横过马路，脖子上一条银链子闪着亮，像黑帮电影少年往往喜欢戴的那种，宁浩说：我就喜欢粗俗的东西。来源：《时尚先生》11月刊
采访、文/张亦霆 摄影/高原 供图/贾樟柯 韩杰 宁浩 (责任编辑：老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