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电影节又一次把金狮奖颁给了中国导演的作品，《三峡好人》助导演贾樟柯(贾樟柯新闻,贾樟柯说吧)获得了最高荣誉，中国导演也成为近二十年来威尼斯最受欢迎的群体。贾樟柯(贾樟柯新闻,贾樟柯说吧)这个“第六代”电影人的领军人物，从此名列侯孝贤(侯孝贤新闻,侯孝贤说吧)、张艺谋(张艺谋新闻,张艺谋说吧)、蔡明(蔡明博客,蔡明新闻,蔡明说吧)亮(蔡明亮新闻,蔡明亮说吧)、李安(李安新闻,李安说吧)之侧，是贾樟柯多年以来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所合理的回报。《三峡好人》延续其人文思考，在即将消失的奉节古城里，几个小人物在寻找、确认和分离，纯粹而真实，折射出中国正在经历的历史，贾樟柯的电影背负现实主义纪录和审视的期许。回望贾樟柯的过往，这是一贯的选择。或者说，他没有选择，不过是在不同时空，坚持做下去。

　　“在我的很多同学中，很多人中途就退下去了。他们回到现实中去，没有办法坚持理想，其实都有很具体的理由在。只能回去，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人认为我是强者，但我知道，我自己是弱者。在生活中有勇气与耐心坚持着的，是强者。我尊敬这些人。” ——贾樟柯

　　1970年出生的贾樟柯的青春期正好赶上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潮，于是当他有机会拍电影，自然就有会知识分子的反思。作为创作源基地的故乡，同时给予贾樟柯电影沉痛的母题。资源型城市的资源衰竭是不可避免的，整个城市的动力链条从此断裂，产生无数内地失业者，无所事事而又青春正激扬，无尽的念头和妄想，都要抒发，然而机会渺茫。这就是贾樟柯所有电影的背景，小人物们流浪、迷失，但又坚强而执着。或者追寻永无可能实现的理想，或者小偷小摸，或者进城打工，或者逍遥自在，或者没有或者，或者到中年之后寻找青春。

　　青春：灰色激扬

　　当初看贾樟柯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小武》时，虽然早在《天涯》杂志上看到过剧本。可是电影的最后，小武在屠洪纲《霸王别姬》的歌声中被手铐拷上，我几乎潸然泪下。小武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可能是我们周边任何人，可是他的阶段性结局只能如此，他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小偷而已，我们可以同情和愤怒于他的境遇，但是同样也悲哀其个人的努力方向。同此悲苦的小偷在电影史上还有许多，意大利德·西卡导演的《偷自行车的人》、法国罗伯特·布烈松的《扒手》、俄罗斯帕也·楚柯莱的《小偷》。小武会说自己是警察，因为后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小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是被社会抛弃，更重要的是他无法适应这个世界。小武和行人，都相互冷漠地看着对方。小武的青春，注定在黑色中度过。其实他的本意，是凑够前同伙的结婚喜钱，后者已经是成功人士。

　　相对《小武》的迷惘，《站台》则是困惑，却是理想主义者的困惑。即便在社会上失败，但是其精神值得所有人尊敬。山西大同、汾阳。小城市中的青年人心悸躁动，也有春暖花开的惬意。他们的理想，从20岁到30多岁，在《站台》的歌声里，不断走过数不清的站台。但是他们又是太普通的年轻人，只能接受一些二道贩卖过来的符号，比如喇叭裤、墨镜、演讲、发型等一些与现代相关的表象，没有整体氛围，注定他们飘荡在汾阳，徒劳地煎熬生命。充满着失败、挫折、流浪的青春，是不服输的，别是一种力量。像油花贴着水面，似乎留不下痕迹，正如鸟飞过天空，崔明亮和尹瑞娟们的努力最大意义便在于此。撑开双手，骑着单车，青春在追问自我：天下事关心，激扬岁月，我存在。

　　到DV方式即兴拍摄的《任逍遥》，场景从汾阳到了大同，污染化严重的城市没有多少活力。两个失业工人的子弟生活是无趣的，无望的恐惧迫使他们要出动，结果抢劫银行未遂，最后又是依靠在派出所的墙壁，唱着流行歌曲《任逍遥》。逍遥自在最终成为一种奢望，青春没有安全出口。贾樟柯揭示了众多生活的可能，又给了《世界》中人以机会，他们来到大城市，在浓缩的世界景观中逡巡，为之提供安全和服务，似是而非的与世界同步，廉价的自我欣赏。多重意义，给了我们不同的解读可能，贾樟柯的电影也提供“误读”服务，正如《站台》里的文工团，辗转传达“最新流行”，对于演员自身和乡村观众，都是最新误读的开始。青春可以忍受失败，电影提供可能，观众反思激扬代价，品评他人就是设问自我。

　　漂泊：内心审视

　　从曼哈顿到金字塔，不到十秒钟，这当然极具后现代意味的奇观。一日长于一年，世界便是角落。人心反而更大，画地为牢也可以感触世界，前提是抽调了景观原型的居民和文明。作为一个曾经的文青，在观看本片前，很是喜欢贾樟柯给出的概念。但是同时又对海报上的另外一句话，表示一种忧虑和犹疑，“游离于城市边缘的世界，彷徨于真实与虚假的角落”，赵小涛、成太燊和王宏伟进城了，比马大帅和范德彪更彻底，直接到北京，而且是世界公园。

　　贾樟柯的姿态放得很平和，全球化冲动和波澜下的人们，在茫然困惑中追求自己的位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追寻。敏锐的视角，沉着的叙事，凝视和拒绝的交叉出现，黑色调的镜头语言，漂泊的青春再度上演。作为公认的第六代领军人物，贾樟柯意欲表达的太多。世界之大，层次繁复，贾樟柯给出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没有比社会新闻版面上的报道更深刻，是诚实的表达。面对感情上的诱惑，性的解决或是回避，是一种内心的审视。刻意的粗糙也许是暗示生活的本质，从八十年代至今，我们都不能说汾阳、大同已经精致，北京也不是。

　　回到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和《任逍遥》），内省几乎贯穿始终。但因为眼界和境遇，角色并不能真正清楚自己的付出的代价，经验告诉他们磨难，却不能从本质上阐明他们的困惑。免于恐惧，争取自由，享受平等的生活，是作为现代人的先决条件。在所有制改革、经济进步的过度时代，社会的一切都在飞速地激进着，崔明亮们并非一根筋，但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可挽回地落后于时代前沿。漂泊给了漂泊者观察自我的机会，然而他们却没有充分认识自我。现代人文知识架构的缺少，导致自我成为模糊镜子中的镜像。贾樟柯电影给观众再一次机会，我们要充分比照自我，也许小武不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同情，但我们应该了解，至少要扪心自问。我们的生活，应该如何把握。我们和崔明亮们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处在不同的层面。或许比他们视野更开阔一些，但是离李嘉诚、毕加索、爱因斯坦、比尔·盖茨、鲁迅等人的距离，又有多远？回到自我，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没有必要和上述大佬相比黯然失色，于是也不必喟叹崔明亮们的人生。他们来了，看了，说了，就是征服了。

　　边缘：随波逐流

　　贾樟柯电影中的主人公，从来都进入不了主流，哪怕他们都有亿万个同类，但是一口袋马铃薯是联合不起来的，他们会吸收一些流行文化，展开自己的寻梦之旅程。然而世界永恒在变动，新鲜的思潮和生活方式的衍变又超出他们接受的可能。贾樟柯镜头下的角色，在边缘行走，随波逐流，他们无从成为按部就班的工作者，也到达不了时尚的引领者，就好像在泛滥的大河中，安全而正确的两岸都是奢望。拒绝一种正常的生活，是“诗人”、“梦想家”的气质，但禀赋不足以改变生活。没有剧本的流浪。边缘带给他们特殊的体认。《站台》是最典型的，地方文工团及其文艺工作者，注定是尴尬的，八十年代的激情，八十年代的盲从，两者的结合便是心灵的尝试超越，结果是挣扎，但是逃不脱日益边缘化的命运。至于像《小武》和《任逍遥》，其中的混混，更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而《世界》里的赵小涛他们， 则是乡下人进城，历来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和电影喜欢的一个主题，因为能够很容易的阐释作者或导演所有想表达的批判和颂扬。进城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题，也是未来人口流动的最大主流，不可等闲视之。作为外来者，他们对于城市一样有自己的期待、思考，同样他们也有感情纠葛，自然包括爱情。贾樟柯将主人公们放在当下中国最大的表演舞台上，试图一举打通宏观、微观的分野，将人生的悲喜剧和高速运动中的世界在一个真实/虚假的境遇中碰撞，陌生、荒芜的北京，山西方言下的交际圈落，在所谓“世界”中永恒存在。作为高度浓缩的文化拟态，世界公园和文化他们有落差，他们要维护所谓世界的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性，赵涛是摹仿的表演，成太燊是公共秩序的维持者，而王宏伟们是整个城市的建设者。让边缘者维持世界景观，是贾樟柯对现实的批判，毕竟世界公园只是一种庸俗和廉价的浏览。

　　乡愁：电影底色

　　乡愁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漂流的现代人都有所感念。乡村、小城和大都市，污染、拆迁、求学、流浪等等，都给了我们乡愁的动机。贾樟柯电影几乎就是乡愁的代言，乡愁给他的电影打了一层底色。贾樟柯首先是一个旁观者，然而给角色和电影以浓烈的乡愁，无论在故乡还是异乡。冷静的旁观和忧郁的乡愁，并不矛盾。乡愁是一种传统，既关文化，又系情怀。《站台》中的张军坐火车离开汾阳，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给你孤独和机会，逃离封闭的故乡，带有梦幻的色彩。正如赵小涛在世界公园里跳舞，观众和自己都清醒地知道这是赝品，可是满足于那一刻的带入。小武在故乡体验最深的孤独，在慷慨铿锵的英雄歌声里，默然的看着黄昏的过客，似乎整个世界都离他而去，其实过客才是汾阳的主人，而小武却要到监狱。

　　《站台》里有一个出现多次的主观镜头，火车反复地开进开出汾阳的城门。这本是崔明亮他们的机会，都出去，也许有更多的悲怆，也许更有切实的机会，当然乡愁会放大。但是他们往往是在下乡，去到比汾阳更落后的地方，体会到的却是惆怅的乡愁，和他们在铁轨上疯狂的奔跑、呐喊，成巧妙的反讽，勇气和眼光都没有真正给予他们。他们有希望，却错过。《任逍遥》中的少年，希望活得像歌曲中形容的海阔天空，率意潇洒但是没有走对路。

　　作者电影：有自己的视角

　　在消费社会里，小武、崔明亮和赵小涛他们其实都是落伍者，而且他们有着很深的焦虑。即便赵小涛使用上了代表时尚和先进的手机，也只不过是可怜的点缀。这就是大转折时代，小人物的悲哀，他们的痕迹只是对世界的补充，他们不是重要的消费者，因此被剥夺了在中心的权利。同一个世界，不同的视界。贾樟柯的视野开阔，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山西汾阳，而是将汾阳作为中国的代表。中国的地大物博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放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城市，都有其特别的问题。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既造福了一些人，也产生了一些跟不上时代的城市和人群。尤其是衰竭后的资源型城市，社会问题不堪重负。经济大潮下的滞留者，以及不成功的寻梦者，在和时间的赛跑中，错过了本就稀缺的机会。

　　贾樟柯的电影，在我看来，已经形成独特的象征美学，即开放性的、当下社会的隐喻体系。贾樟柯不明确表态，而是客观地反映现实存在。小偷、文工团员、不良少年、农民工，都是社会边缘人物，无意鼓吹他们的生活状态，始终与角色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又全面转达他们的讯息，他们对于流行文化的接受、对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人生态度。贾樟柯是国内少数保持作者电影立场的导演，对于电影中的角色不做无谓的批判，这种类似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风格，是贾樟柯的表达美学，极具独特的力量，引发观众的深切关注和思考。

　　社会在进步，普通人的生活承受深刻的影响。三峡是人类历史最大的水利工程，一部分人付出代价。《三峡好人》是贾樟柯再出发，从山西到三峡，然而情感和乡愁不变。《站台》中崔明亮有个表弟三明在下煤矿，在《世界》里也进城打工，其实扮演者就是贾樟柯的表弟韩三明，他的身份不是演员。他演出电影，还要下煤矿，这才是最真实的，也是贾樟柯电影最有力量的部分。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梦想，也切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对于感情，有人追寻，有人放弃。选择放下，还是背负，是个体的权利。

　　生活总是给我们很多可能，是继续现状，还是准备突破。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就有怎样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并没有高低之分。有人幸运，有人寂寞，有人风光，有人潦倒，但在理想之前，努力、奋斗始终是正面的，正如贾樟柯曾经说过：“在我的很多同学中，很多人中途就退下去了。他们回到现实中去，没有办法坚持理想，其实都有很具体的理由存在。只能回去，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人认为我是强者，但我知道，我自己是弱者。在生活中有勇气与耐心坚持着的，是强者。我尊敬这些人。”

　　我有个家乡的朋友，今年春节过年回家时，他陪我看了所有的贾樟柯电影，最后他说，他感动的地方，在于贾樟柯把“所有人都当人看，没有居高临下”，从这个意义上讲，贾樟柯不把贫穷落后奇观化，确实很值得尊敬。他的坚持，是难得的“弱者”，“上善若水”，缄默地流动着，是大无畏，更是大悲欣。

　　中国电影如今不再缺乏大片，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是中国电影现在和未来的方向。云飞扬

　　小传

　　贾樟柯，出生于１９７０年，山西省汾阳人。１９９７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１９９５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现居北京。法国《电影手册》评论他的首部长片《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德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称他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贾樟柯还参与了大量的国际文化活动，成为当今亚洲最为活跃的电影导演之一。２００４年获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获奖纪录

　　《小武》获得第４８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斯道奖及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等多项国际电影节奖项。

　　《站台》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正式竞赛部分，并获最佳亚洲电影奖。这是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导演第一次入围三大电影节的正式竞赛单元并获奖。该片同年获得第２２届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影展最佳影片及最佳导演两项大奖。

　　《任逍遥》入围２００４年法国戛纳电影节。

　　《世界》２００４年获得了法国南方基金大奖，并入围第６１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三峡好人》２００６年获得第４３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东》获得欧洲纪录片协会奖和欧洲艺术协会奖

(责任编辑：Al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