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对于某些戏剧观众而言，焦晃在电视剧中扮演的那些皇帝不怎么重要，那只是他在舞台之外的余兴节目。他属于戏剧。只有舞台，才是配得上他驰骋的空间。从2004年的《正红旗下》到今年的《…SORRY》，北京观众终于看到了舞台上的焦晃。这让人欣慰，也让人感慨：一个好演员，如果得不到一个好剧本，那情形是多么尴尬；而一旦碰到了，又是怎样的风生水起，光芒四射。

　　再荣耀的演员，也有谢幕的一刻。今年11月，《简爱》在上海演出之后，焦晃就要告别舞台。对于这次谢幕，他给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解答：“既然了又未了，也就不了了之。”未了的，是他还没有实现的戏剧梦想吗？不了的，是他永远不会结束的戏剧追求吗？

　　围绕着《…SORRY》的这次采访，算是我们的版面完成了一个心愿，弥补了2004年采访未果的遗憾。对于焦晃这样的演员，我们怀有的不仅是敬意，也有深深的叹惋———他们，本应有更广阔、更美好的舞台，而不是在将要谢幕的时刻，成为所谓的“明星”。

　　“谢谢北京，谢谢北京的朋友们……”前晚，两幕喜剧《…SORRY》结束了在首都剧场的演出，连续六场，焦晃每晚都会在演出后对观众说这样一番感谢的话。客居上海多年，每次提到自己的出生地北京，他都忍不住泪光涟涟。《美国来的妻子》和《正红旗下》之后，焦晃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更有分量的角色，等待着把这样一个角色带回故乡，《…SORRY》成全了他。在该剧的建组会上，焦晃仅仅说了句“我很荣幸参加国话的工作”，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一刻，他百感交集……

　　我最担心的是脸上能否让观众信服，为此这段时间连太极拳都不敢练

　　从6岁在前门火车站的钟表前离开北京，焦晃尝试用各种方式回到故乡，但是都失败了。虽然在上海话剧界头把交椅的地位无人撼动，但在很多北京观众的记忆中，前年的《正红旗下》才是焦晃在北京舞台上演的第一出戏，而刚刚结束的《…SORRY》则是他目前留给京城观众印象最深的舞台形象。70岁的焦晃在舞台上尽情挥洒着自己多年来积淀的舞台功力，对他而言，这出戏已经是他结束舞台生涯倒计时的作品了。

　　“《…SORRY》这个剧本很难，我演戏的机会也不多了，还是希望最后能做一点工作，有很多人都在跟我讲，希望我能有一些作品，可见有一部分观众还是希望看到我的，那我就尽力来做这个事。最后再演一两个戏，也就这样了。”

　　焦晃饰演的尤里与他本人有着近30岁的年龄差，对此，他最担心的并非自己的体力和体态，而是脸上的化妆。“我最担心的是脸上能否让观众信服，为了这个，这段时间我连太极拳都不敢练，因为一练太极，脸上马上会消瘦下来。只要这一关过了，别的都不是问题。一上台，我的五脏六腑、我的内部器官、我的创作细胞、我的心理感受都会倒转20年，我要让这个人物从我的身上长出来。

　　“演戏的时候，演员和观众的见面是创作的真实，而不是生活的真实。作为角色出现在舞台上是创造真实，让观众真正进入戏剧，感受角色，要把‘假象’演得像真的一样，而且一定不要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这样才能让观众有回味，让他们能够想念这个人物，这才是成功。我是从学院出来的，我始终坚持斯坦尼体系，我是他的忠实追随者和实验者。我把每个角色都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

　　俄罗斯喜剧充满伤感，不像很多通俗喜剧那样搞得很闹

　　焦晃可以说演了一辈子大戏，无论是影视还是话剧。特别是在50多部舞台剧中，即使是演喜剧，也都是《吝啬鬼》、《无事生非》、《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样的经典剧目。《…SORRY》或许是他演过的喜剧中最不为人所知的，有一些观众在看过戏后产生了这出戏的喜剧性究竟在何处的疑问。

　　对此，焦晃解释说，“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很深情的民族，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我很尊重那个民族，他们的知识分子是很了不起的。他们也曾经面临很尖锐的斗争，但从很多文艺作品中你可以发现，战士列队时唱的不是军歌，而是一首民歌，非常强烈地表现了人间美好的情感和善良的心愿。

　　“当初看《樱桃园》的时候，剧本标明是四幕喜剧，但是怎么也看不出是喜剧。后来看到高尔基给契诃夫的一封信，信上说：‘看了《樱桃园》我哭了。’契诃夫回答说：‘我本来是想让你笑的。’俄罗斯的剧作就是这样，即使是喜剧，也不像很多通俗喜剧那样搞得很闹，是一种伤感的喜剧。特别是他们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电影非常打动我，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办公室的故事》等。”

　　多年以前，焦晃与查明哲导演就有了合作的念头。最早的选择同样是一出名气很大的剧目———奥尼尔的《走进黑夜的漫长旅程》。“但是那个剧本更适合阅读，不是任何剧本都适合演出，那个戏不仅很长，而且戏剧性不是很强，它留有很多空间，相比之下更适合阅读。而且那个戏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演红过，没有过特别成功的版本。于是，我们又拿到了《…SORRY》的剧本，而且一拍即合。”

　　因为你工作大概好了一点，所以你就没有工作了

　　今年10月，焦晃将在上海开始话剧《简爱》的排练，他不仅将出演男主角罗彻斯特，还将出任该剧的总监。11月，这出戏将在上海首演，之后，焦晃也将结束自己的舞台生涯。选择结束，并非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创作已经完整了，用他的话说，是“了又未了，就不了了之吧”。

　　“我过去的一生中，感觉浪费的时间太多了，真是很遗憾。‘文革’中我有9年没有演戏，直到《难忘的战斗》。那时我的家已经被毁了，一个人什么都不行了，形象上还不断地丑化我，人家是三突出，你是三不突出，还让你演叛徒。

　　“1976年到1986年我做了很多的事，但是1986年以后，有很多老同志都散掉了，我觉得非常惋惜。当时我所在的上海青年话剧团是历届上戏毕业生留下来组成的，就如同当年实验话剧院在北京的建制一样，是从上戏实验话剧团变成了后来的青话。这股力量散掉之后，我们几个人虽然没走，但也……有些事你们很难理解，我有4年在家里根本不演任何戏。是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或者你工作不好？不是，是因为你工作大概好了一点，所以你就没有工作了。现在听起来这是很荒唐的事。”

　　既然了又未了，也就不了了之—希望再做一出莎士比亚的罗马戏

　　在焦晃家中悬挂的剧照中，有一幅他特别偏爱，那是他在上海青话时期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安东尼和克里奥派屈拉》的剧照———正是安东尼即将倒下的一瞬间。这次来京，“南焦北于”的说法没有人再提了，但“莎剧王子”的美号却始终伴随他，这既是观众对他台词功力的认可，也是一种期待。

　　虽然演过的名剧无数，但在焦晃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0年前的一场演出。“要说印象最深刻的、演得最好的一次是在1986年。当时在上海有一个莎士比亚戏剧节，我在其中的一次早场演出中演得非常好。因为头一天的录像场没有演好，第二天是早场（当时戏剧节要求每个剧组都要有一个早场演出，是为那些晚上有演出、不能看戏的戏剧同行们设立的），我一宿没睡觉，心想肯定是完了，但没想到那场演得最好。我能够感觉到我的情绪在剧场里蔓延。”

　　如果还有机会，焦晃希望做一出莎士比亚的罗马戏。“莎士比亚最好的还是他的罗马戏，那是他晚年的作品，已经非常成熟了。上海也有很多人跟我提出过这样的想法，其实就我的经历和体力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把一些人重新集中起来很困难。虽然这是一件很累的事，但是我想搞，因为这的确会激发很多创作的激情。莎士比亚的戏，需要非常庞大的队伍，不仅要一线，还要二线、三线都很坚强才行。我来北京前还有人在问我这个事，我说反正今年是不行了，看看明年吧。

　　“不过，这一切都还只是设想。因此，既然了又未了，也就不了了之吧。一个演员总是想尽量拉开他的创作幅度，但人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只是尽可能地去做。”

　　一个钱也收不回来都没有什么，我做了点工作，做了些努力，这就够了

　　话剧对于焦晃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从《…SORRY》的运作方式上便可看出。该剧是国话和剧组主创共同投资的，也就是说，如果这出戏的票房不佳，焦晃不仅拿不到酬劳，还要赔钱。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不喜欢的戏，给我多少钱都不排。我不计较钱，从决定排这个戏开始我没有一秒钟想到会挣多少钱。哪怕我们大家出点钱，一个钱也收不回来都没有什么，我也绝不说后悔，我做了点工作，做了些努力，这就够了。我排的一些戏，到现在钱还没给我呢。

　　“我反对把票卖得很贵，话剧是属于知识界的，卖得很贵把观众都吓跑了。演员的身价不应该体现在票价方面，这次我们的票价不高，比一般演出还低不少。就是希望有更多真正热爱话剧的观众能够走进剧场。不能让话剧票那么贵，演员可以多演几场，辛苦一些，但影响会很大。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剧场艺术和审美的夜晚，这个城市会很寂寞。”

　　戏演好了我兴奋得睡不着觉，戏没演好我难过得睡不着觉

　　“焦爷的上书房”是焦晃迷为他开辟的网上平台。近几日，网站不仅转发了北京各大媒体对焦晃此次演出的评论，很多“焦迷”还表达了没能到北京看戏的遗憾。其实，近来几乎每天都有“焦爷的上书房”的成员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为焦晃捧场，他们有的看完戏当天就要赶回去，对此，焦晃在表示深深谢意的同时，也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每一场演出都不放过。他说，演戏同打太极拳一样，讲究的也是控制，身体的每个部位都高度紧张，为此，他常常失眠。

　　“戏演好了我兴奋得睡不着觉，戏没演好我难过得睡不着觉，总之好不好都睡不着。那年在台北演《正红旗下》，我每天只睡三个小时，都要离开了，一个朋友接我去看台北著名的阳明山。当时我就说，如果我在车上睡着了你们不要叫我，就让我睡会儿，结果车在停车场停着，我就在车上呼呼大睡，人家从山上下来后我才醒，最后还是没有看到阳明山。

　　“每一次创作对我来说其实都不是享受，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演戏是过瘾。过瘾二字不是我的语境，戏剧对我来说也不是一种娱乐或消遣，应该说是自讨苦吃。”

　　即使做清洁工，我也会用心做好

　　焦晃谈话的状态同他在舞台上一样，停顿是必不可少的，有时他这停顿长达几十秒。沉思之后，他往往会抛出在一些人看来“不合时宜”的话。正因如此，他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孤傲、耿直的人。不过，焦晃却坦言，自己几十年来心里一直很平静，有时的较劲完全是出于骨子里的认真。

　　“我从小就比较认真，特别是从学校毕业之后更认真了，到了‘文革’以后是更认真了。我小时候完全是个捣蛋鬼，我初二还在打弹子，初三就演话剧去了。大学一二年级时，一会儿肃反，一会儿反右，我也不大讲话，后来到了三四年级，我就比较用功了，觉得在创作上找到了一些支撑自己的东西。毕业之后，我想既然演了戏，就要把这个做好，即使我做清洁工，我也会用心做好，一样的道理。”

　　虽然他常常用“我像死人一样呆在家里”、“我什么也不知道，二百五一个”来形容自己，但他的生活其实并不单调。除了坚持打太极拳外，60多岁他开始学车，并于前年拿到了驾照。如今，焦晃已经和太太轮换着开了两次海南，虽然单程就要5天，但他表示，这条路的风景是值得他花那么长时间去饱览的。

　　焦晃生活中唯一的不良嗜好恐怕就是抽烟了。“烟是我在反右的时候抽上的。早就听说大学生可以抽烟，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跟一个同学买了一包烟，两个人在马路上点了十分钟就是点不着，后来老师也不让抽，就忘掉了。那时杨在葆和我一班，他很小就抽烟，于是我就把那包烟给了他，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样子，说‘好好，越多越好’。

　　“到了1957年反右，每天开斗争会，我实在太痛苦了，就想起了烟，好像这是能让自己减缓一点压力的方式。后来‘文革’把我关起来，我就托人帮我买，那时候只有烟陪着我，一天三包就这样抽上了。现在，烟就像我的朋友了，我也不大往里吸，就是一种习惯。有时写点东西，没有烟好像思维都组织不起来。”

　　曾经失败的采访

　　采访焦晃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然而两年前我们第一次约到他的采访时，却是一次失败的经历。

　　那是2004年7月，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来京演出《正红旗下》，焦晃出演剧中的作家老舍，第一次登上北京的话剧舞台。我的同事郭佳协助联系的采访时间，是在首演之前的下午。于是，在人艺小剧场门口的台阶上，我见到了这位姜文口中的“中国最牛的男演员”。

　　身材高大的焦晃就坐在台阶上，他抽着烟，显得焦虑不安。旁边的人慌忙地嚷着：“怎么能让焦老师坐在这里呢？赶快找人把贵宾室的门打开！”他若有所思地慢慢挥着手：“没关系，这样挺好———能不能先把后台的门打开？我想去感觉感觉。”

　　我上前作了自我介绍，他拿着我的名片，显得心不在焉：“哦，采访？刚才不是已经开过发布会了吗？”听说这是特别安排的一次采访之后，他的脸上竟然露出无奈的表情。

　　我毫不介意地坐到他身边的台阶上，希望能以聊天的方式让他从那莫名的紧张中缓解下来。我和他说起当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说起他当年演的戏，说起曾经和他有过精彩合作的已故导演胡伟民，说起传闻中姜文要和他合作的话剧，说起他的故乡北京……他的眼中间或会闪过一丝小小的光彩，我总以为可以打开他心中某一道门，然而那门刚刚开了一个缝儿，立刻又紧闭了。似乎这使得他更加焦虑不安，手中的烟都抽得更快了。他坦率地承认，第一次在首都剧场面对北京的话剧观众演出，心里不是很有底。当首都剧场后台的大门终于打开时，他立刻掐灭了烟对我说：“我们就这样了，好吧？”

　　眼见大势已去，我只得结束这次不合时宜的采访。旁边不断有人跟我解释，说焦老师对这次演出很看重，他不知道北京观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焦老师是个对艺术特别负责的人，演出之前他需要静下心来，提前到后台一个人找找感觉等等。

　　下午五点，望着焦晃一个人慢慢在首都剧场后台踱步的背影，我心中颇为遗憾，却并无不满。在演出开始之前，心无旁骛提前寻找人物的状态，这是话剧界很多艺术家自觉遵循的一个优秀传统。焦晃的焦虑，源于他对舞台的敬畏感，也让我重温了曾经变得陌生的感觉：戏剧是庄严的。

　　他大概不会知道（或许他也不需要知道），当年他在莎士比亚悲剧《安东尼和克里奥派屈拉》中大段震撼人心的独白，是怎样让一群刚进学校的孩子呆到忘记鼓掌，在瞬间懂得书本上所说的“戏剧高于人们生活”、“能净化人们心灵”是什么含义；当年演完了《一个黑人中士之死》，在后台大汗淋漓的他又是以怎样的风度将那群孩子折服，让他们心中偷偷发下誓愿：将来一定要做好编剧，写出剧本让焦老师主演！

　　而今，焦老师仍然气度迫人地在舞台上演着别人的悲喜，当年那群孩子，却没有一个真的做了编剧。但是，他在话剧舞台上令人难忘的表演，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影响着其中一位学生对待戏剧的态度，让她相信戏剧舞台应有的庄严和纯净，让她十几年信念不改，愿做戏剧忠实的观众！

　　焦晃一再强调，他不愿意对当下的话剧现状做过多的评价。“我也不在其位，不能指手画脚，这都是犯忌的，年纪越大越谨慎，也不敢说大话了。”可是，一贯的耿直个性又使他无法控制讲真话的冲动———

　　我坚决反对在上海大剧院演话剧，话剧观众谁会花一千块钱到那里去看戏，在那儿演戏等于把我们的话剧观众都打跑了。这样就叫繁荣了话剧吗？肯定是不对的。纯商业的话剧我绝对不参加！

　　中国的戏剧活动与我们国家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是紧密相连的，有些传承关系已经断掉了。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戏剧通过对斯坦尼体系的学习，在戏剧创作的理论上，有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紧接着“文革”了，于是有些东西又搞乱了，后来很多地方的戏剧团体由于各种原因都散掉了。

　　刘晓庆是很有才能的，应该保护她，她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演得很用心。什么叫“装嫩”？怎么没有人说她“扮老”呢？这就是舞台的假定性。舞台就是如此，区区弹丸之地，一会儿可以是战场，一会儿可以是宫殿，一会儿是田野，一会儿又是室内，观众走进剧场，就说明他接受了舞台的假定性，舞台就是要把假的化成真实的感受。

　　最近几年，上海的话剧创作我看得不多，看过的一两个也不是太好，那个《霓虹灯下的哨兵》，简直就是胡闹。算了，又说多了。干吗去说别人，没必要断了人家的后路，我如果自吹自擂，言而无物也很没有意思，我也是需要别人来考核我的。

(责任编辑：阿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