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作为一门开放的艺术,本应秉有探讨现实问题的“社会论坛”功能。艺术的对话性和真诚性越强烈,公众的心智越能得到足够的操练,则艺术的精神建设性也更深厚。
8月17日,首都剧场就要上演承德话剧团的农村题材剧《棋盘岭传》了,导演是曾导过《无常·女吊》、《白门柳》、《望天吼》和《原野》的王延松。我在承德看过此剧,一开场就被简洁有力的舞台吸引住——巨大的石面对折斜坡延展着观者的视野,两株细弱的白杨树更衬出舞台的“空”;浩荡的乡村哭丧队怪唱《小草》歌,踏着沉郁顿挫的舞步缓缓行来……演员的服装十分风格化——一律的“邋遢”袄裤,破旧宽松,颜色含混,统一之中又因角色不同而有细微差别,透出来自苦难大地的沧桑与褴褛。我对团长兼舞美高树康先生称赞舞台富有效率的极简风格(虽然个别处尚嫌臃肿),他苦笑道:这是没钱逼出来的“极简主义”哪。“穷”而能“穷”出创造力来,这在艺术领域不是奇闻,也算是中国版的“穷干戏剧”了。
《棋盘岭传》是一部试图勾勒农民之“魂”的话剧,采用了超现实的叙述视角:板凳爹死后,灵魂徘徊于棋盘岭上,追溯着他悲欣交集的前生——恋爱,野合,生子,丧偶,历经人民公社、联产承包、民主选举,日子刚刚好过,脚下的青山发现了铁矿,暴发户吴老五要开矿炸山。板凳爹为留住青山、留住生命的记忆而抗拒呼号,然而没用。新贵的金钱力量昂然粉碎了乡民的土地伦理,在炸山的炮声中,板凳爹放弃了自己因失去土地而魂无所依的生命,到天上寻找板凳娘去了……
此剧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没有像一般的农村题材作品那样,创作者充当一个生硬的价值评判者:要么站在受苦农民一边,痛斥“吴老五”式的暴发户及其代表的社会不公(其实这样做也是需要可敬的勇气的);要么站在“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吴老五们一边,嘲讽恋土农民的保守顽固(这是多么安全讨巧的做法啊)。不是这样。面对真实生活中,“吴老五”式的新贵们肆意侵犯无告农民的“强凌弱,众暴寡”的累累事实,《棋盘岭传》的创作者悬置了“谁对谁错”的价值判断,而着力于揭示农民被剥夺土地之后,“生命失根”、“记忆失所”的灵魂痛苦。这是一种超越了“物质利益之是非”的精神痛苦,也是当今以“发展伦理”凌驾“生命伦理”、以“物质逻辑”扼杀“精神逻辑”的中国人普遍遭逢的深刻痛苦。不是吗?在对财富的疯狂追逐下,中国的大地已被各种利益集团的“效益”导弹炸得面目全非,如同那座被炸的“棋盘岭”般狼藉一片——在杀鸡取卵的短暂快慰中,人的诗意欲求无以依托,生命记忆无以见证,灵魂失所的“拔根”之痛无以慰藉。大地,这诗意存在的根基,正因为人性的贪婪暴虐而无可挽回地死去。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但是,即便一部如此凝聚着现实勇气和艺术良知的作品,也还是未能免俗于中国艺术共有的困境——在表现方法上,是抒发形上思考还是单纯讲述故事?在表达尺度上,是“完全真实呈现”还是“适度粉饰太平”?看得出来,《棋盘岭传》徘徊犹疑于这些荒诞的选项之中。慑于当下艺术环境,需要担当投资和政治风险的戏剧创作者的确不得不考虑这一问题。艺术创作一旦渗入这种非艺术的权衡,作品势必扭曲其表达,艺术亦势必无法成熟其自身。此一困境,绝非艺术家所能独立解决,惟有文化管理者营造了自由宽容的政策环境,艺术创作的首鼠两端之弊方能慢慢根除。
但艺术环境的困顿,并不能成为艺术家平庸其事、漠视现实的全部理由。我们仍然需要尽一切智慧,实现话剧艺术的“对话”精神。在此意义上,《棋盘岭传》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与中国现实生活对话,它看见了庶民的挣扎与存在的苦痛;与话剧艺术本身对话,它走出了当下戏剧孤芳自赏、逃避现实观照的死局。话剧作为一门开放的艺术,本应秉有探讨现实问题的“社会论坛”功能,在对种种现实境遇的真诚触摸中,创作者和观众共同抵达一种确切而智慧的现实认知,同时,也获得超越于一时之社会需求的终极性视野。艺术的对话性和真诚性越强烈,公众的心智越能得到足够的操练,则艺术的精神建设性也更深厚久远。但遗憾的是,当下有“对话精神”的原创戏剧作品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我们除了在经典剧作里能隐约辨出自己模糊而抽象的面容之外,几乎无处找寻对我们自身的爱与痛、泪与笑的直接呈现。没有勇气直接与真实的存在对话,话剧艺术便终究会沦为死的艺术。《棋盘岭传》以其朴直的形象,对我们作出这样的提醒。
□李静(北京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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