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刚刚闭幕，最吸引人的或许不是夺得“金爵奖”的《四分钟》，而是出现在电影节论坛上的李安、安东尼·明格拉、徐克、冯小刚、徐静蕾等国内外电影界的“大腕”。他们在上海侃侃而谈，带给我们无限回味，这一次明星留给我们的不再是惊鸿一瞥……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论坛(差异与共赢——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关系)上，终于看到了传闻中的李安。

有些羞涩的李安契合了我们对他的想象——温厚、谦和、敏感，典型的台湾文人的形象。

　　从一开始，李安就表达了“应付”这种场合的无奈，“因为我要到上海拍电影，所以他们就让我来讲话，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只好兵来将挡”。就像他说自己不大喜欢参加电影的推介销售活动一样——他甚至举了《绿巨人》的例子，看到“绿巨人”的垃圾桶等衍生产品，他觉得荒唐和吃惊——他也不善于在公共场合对待媒体，他的讲话更像是一个人的窃窃私语，不过他却没有忘了适时地赞美上海几句。他说上海曾是东方的好莱坞，还说上海的风貌虽然已改，但风情犹在，甚至在谈到上海电影节的时候提到了奥斯卡。从这方面看，他又算得上圆滑，却是那种耿介之上的圆滑，没有忘本的。他很友善地参加了当天一场接一场的“讲话”，本分地回答所有的提问，直到疲累之至。

　　当冯小刚当面“奉承”他的时候(冯说：“我知道今天现场的每一位听众都是冲着李安来的，只是顺便也听了我们的讲话。”)，李安更腼腆地低下头、俯下身。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内向和隐忍其实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无论是《喜宴》里的男主人公伟同，《饮食男女》中的大姐朱家珍，还是《断背山》里的艾尼斯，都有这种隐忍压抑的影子。当然，他在谈话中再一次提到了父亲。他承认，父亲的形象一直出现在他以往的电影中，“拍国片的时候，郎雄所演的那个父亲就像我的父亲，我就是那个无辜的儿子；而在美国，我也做了父亲，所以拍的西片里面的父亲角色类型就来自我自己。”不过，在拍了8个片子之后，父亲主题终于已经洗涤出去了，李安希望将来能关注一些其他东西。

　　李安说，我们不可能比好莱坞更好莱坞，如果完全一样，他们为什么还要一个中国导演来拍？所以你要保持自己的特色，用中华文化的眼光看它，是一个很好的镜子。然而，地域性与共通性并不冲突。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导演在美国拍了一部西部片，却在瑞士卖座，为什么？这就是共通性。“好莱坞对我来说不是必要的，它是一个情结，好比姚明到NBA。文化是相互的，我们也在影响他们。”

　　他一再强调，好莱坞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电影的游戏规则，如何拍，如何行销，不同类型的片子该怎么玩，怎样与观众沟通的规则美国人都已经有了，而且已经全球化了。“我们要突破，要有变化，必须先弄清楚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时也很抗拒这些固定格式，但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这种三一律，起承转合的套路。这种固有结构，你很想突破，又不得不服气。我在做西片的时候，这种经历比较少一点。在做国片的时候，会有很多挣扎。

　　有人问李安，是否有计划拍摄《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李安回答说：“《红楼梦》好在它里面的词曲、人物等，但它的结构并不适合电影。拍《红楼梦》好比飞蛾扑火，多少专家，磨刀霍霍。其实张爱玲也是曹雪芹这个传统上的，所以先试试《色戒》，研究张爱玲的专家已经够多了，拍张爱玲也得很谨慎，不用说曹雪芹了。”

　　比中国内地名导更多一份艺术气质的李安对电影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电影是在一个公开的秘密场合，一群人关在一个黑匣子里面跟自己沟通。导演就是要在这个黑匣子里与观众共享心灵沟通。导演像导体，感应一个东西，通过自己的身体，传播给大众，刺激他们的情感，刺激他们的思考和想象力。”对于李安来说，电影是娱乐界的龙头老大，电影导演就好像贵族。“好像抽大烟一样，做电影也会让我上瘾。”撰稿／钱亦蕉(记者)

(责任编辑：age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