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拍电影时是晕晕叨叨的
曹：那你后来去美国学电影的话，父亲是不是也很恼火？
李：有一点，只是他们讲在美国的儿子怎么样还能够讲，学什么，就知趣地不往下讲了。
曹：小的时候，你是不是属于那种特别调皮的孩子？
李：没有没有，特别乖。不反叛，心不在焉，老发呆，听课有时候魂就游出去。
曹：所以你常说是不是跟出生的时候，脐带绕颈有关？据说你妈妈啃着甘蔗看电影，就把你生下来了。
李；她怀我时特别喜欢啃甘蔗，喜欢看小说，看电影。说脐带绕我脖子的是我太太，因为她是学医的，她的解释大概是那个把脑筋给弄昏了，因为我不拍电影时晕晕叨叨。
曹：你在纽约大学学电影，拍过一部很重要的一个学生电影叫《分界线》，据说还出现了财政赤字？
李：对。她(太太)的钱就放在我的户头上，我拍片钱不够，也没跟她讲，就这么用了，事后才讲，哦，那个钱花了。学生有8000美元，因为跟我相处就是这样，包括现在，我要出去一年拍电影，她都没有什么话讲。
待业6年，壮志未酬
曹：是不是通过这部片子，你决定留在美国做电影？
李：拍的时候我不是这么想的，那时候的中国片还仅限于在中国城里放，一直到1989年才有一部中国大陆的影片在一般的艺术院线上映，主要是因为一个经纪人看到我的学生片，说你应该留下来闯一下，那时候我小孩刚出世，太太还在拿博士学位，我这样一留就改变了命运。
曹：可是，接下来是漫长的6年等待，你好像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你早该切腹了。
李：对。
曹：为什么这么悲壮？
李：表面上来看是很没有男子气概的，我应该很羞愤，还好我有弹性，撑到了后来。
曹：那时太太是什么态度？
李：她让我自己待着，给我创作的空间，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扶持，我不能说她是为了爱，因为她这个人就是这样。
曹：据说那段时间岳父母到美国来，在家都不敢谈电影这个话题。
李：对，做人嘛，总不能太二百五，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们一下飞机太太就讲，不要提啊。老人家越问我越难受，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种郁闷，落魄，壮志未酬的经历。
锐气，到第6年挫得差不多了
曹：那段时间你主要做些什么？
李：写剧本，想有没有什么新的点子啊。说实在的很难，电影做了一百多年，什么东西没有想过？我每次想到什么东西，都已经有五六部片子在开拍了，我一个穷艺术家，不会有人给我好剧本，当然现在人家好的东西会给我看，一样还有年轻人在受苦受难呢！我就在写作的阶段里磨练对电影的，尤其是巨型长片、商业巨型长片的要素，从失败里面得到教训。
曹：我特别想知道这6年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生活，为什么没有挫败掉你的锐志。
李：有啊，到第6年就挫得差不多了，我刚刚拍片时，拍第一部《推手》，真的很没有信心，可是电影机一转，那个劲我就来了，我就知道，好！接上了，还好没有断掉！
曹：那种勇气、那种自信又回来了。
李：对！我父亲没有错，电影不是一个很踏实的东西，是个虚幻的世界，色相世界里，你得进入那个世界，就不犯虚了，我们在里面不太想出来，出来都是没办法，必须面对人生，有时候你会觉得对身边的人很抱歉，他不在那个世界里面。必须付出一些代价，包括我太太孩子，我周围的朋友，看到电影的时候，他们跟你的内心有沟通，我就觉得很幸运了。
别的东西也不懂，就写“家”
曹：听说你太太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你还在纽约的公园里玩棒球，生第二个孩子时太太也不让你在身边，作为父亲，你会不会有点沮丧，因为没有参与感？
李：会，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很可爱，可是也幸运了，她不是这样一个人我也没办法在外面做电影了。
曹：据说当时拍《推手》时，因为经费限制，甚至把你家里的一些家具都搬来做道具，让儿子也来客串？
李：是这个样子。
曹：据说《喜宴》里有很多场景都是你和太太结婚时一些场景的复制，那条红被单就是你结婚用的那条吧？
李：是，我们老大就是那个被单里面做出来的，喜帐喜帘都是，年轻人要拍片，有什么都拿出来，我这辈子到《喜宴》拍完分红了才第一次拿钱，以前也没有赚过薪水，可是很乐呵的，很多朋友帮忙。
曹：《喜宴》当时创了票房记录？
李：在全世界它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一部片子。投了大概75万美元，世界票房大概是3000万，不算DVD这些，光票房就可以说一本万利！
曹：当这部影片在柏林得了金熊奖以后，太太是不是特别高兴？
李：也没什么。她对这些没什么反应，也没有说“哎呀，我们终于熬出头了”，这些俗套她也没有。有时我也搞不懂，她不太正常还是怎么的？穿衣服也无所谓，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曹：你的家庭三部曲，《推手》到《喜宴》一直到《饮食男女》几乎都是围绕着家这样一个结构做文章，为什么？
李：我自己写剧本，别的东西我也不懂，老待在家里面，家是社会的缩影，我很自然地写我熟悉的东西，拍了三部以后我就想往外面去扩展。
仅存的民族自尊心支撑我
曹：《理智和情感》是你去美国接拍的第一部新片，你怎么敢接下这样一部影片呢？
李：当然害怕，可是一到狂热状况时就忘了，人家来找我，有那么好的剧本，有人投资，原来不敢做，想了两个礼拜，硬着头皮去做。
曹：面对爱玛·汤姆森、休·格兰特这些大牌演员，一个中国导演容易吗？
李：当然不容易，那时我英文句子都讲不全呢！一紧张起来，几个字几个字那么蹦。
曹：会和演员有冲突么？
李：头一个礼拜有，尤其英国演员，舞台剧训练成分很高。有一些讲不通的地方，辩论也辩不过他们，压力很大。工作人员也要争论半天，最后支撑我的也可以说是仅存的一点民族自尊心吧！我觉得不能被打垮，一定要坚持，一方面我要跟他们学习，因为毕竟是他们的文化，另一方面我需要把握住——这一点是中华文化调教我的，我不能放弃，所以就磨蹭磨蹭吧。超过一半以后，大家就比较上路了。英国人，美国人，我好像是他们一面镜子一样，拍一些他们自己的电影看不到的东西，相反，我现在来拍中国片，也是反射，当然这面镜子照到的东西，有的人看了舒服，也有看不舒服的，传统是经过很多创新定型的，我觉得刺激也是必要的。
曹：你好像说过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做导演在中西方不一样，在中国拍片，导演就像皇帝，在欧美导演像总统。
李：最后都是取悦观众。我讲那个话时还在港台，那个导演很权威，每天大家来瞪着你要干什么，那个时候我是比较习惯中国做事方式的，很服从，听话听到一个阶段后就可以让人家听话，中间的交流不太多。我们是写意的，不像他们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有时候觉得挺郁闷，都讲清楚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做中国片可以说坐着看，王家卫拍了两个月可以不要，从头来，大家也不讲一句话，做皇帝的话就做得比较自在。做总统还得面对议会，英雄气短。
曹：那你是想做皇帝还是总统？
李：还是总统吧。我觉得拍片还是一个集体合作。动力也很大，旁边多一些人能够共襄盛举。然后有一个人拿主意就是最后的抉择，总统还是要做抉择的，对国人对世界还是有影响力的，那样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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