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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詹姆斯·艾弗里擅长处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古典题材，以他独有的缓慢而有韵味的叙事方式拍摄出《莫里斯》，捧回威尼斯影展银狮奖。《窗外有蓝天》、《霍华德庄园》以及《去日留痕》三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这次他又把镜头聚焦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挑战新的电影极限。
记者：《伯爵夫人》和你以前的电影作品不同，它是不是更接近于叙事诗电影？
艾弗里：是的，当然，不过我也是直到全身心地投入拍摄才意识到它的不同之处，它所描述的是另一个世界。 开始的时候我是被角色以及故事的陌生感所吸引，并没有对战争背景多作考虑，直到拍摄的深入，我才意识到之前所做的都是为了表现战争背景下人的命运。电影并不是大制作，也不是可以看到很多特效和战争场面。只是在电影中暗示出战争的阴霾左右着人物的命运，这样做就足够了。
记者：用日裔编剧石黑一雄来写剧本，是不是想让电影与众不同？
艾弗里：开始我们的设想是改编一部日本小说，当我把这本小说给石黑一雄的时候，他感觉这个故事并不讨好。于是就放弃了改编，而是写了一个新的故事。
记者：邀请娜塔莎·理查森和她的妈妈以及阿姨同时加入一部电影，是不是你“预谋已久”的？
艾弗里：我一直觉得瓦内莎很适合出演这个角色，而且林恩以前我也有过意向让她来演我的电影，可惜最后没有成功。而娜塔莎·理查森则是出演索菲亚的不二人选。她身上有种气质——被压抑的欲望和渴望——让人对她出演一个俄罗斯伯爵夫人完全信服。男主角则在一开始就定了拉尔夫·法因斯，他也很快就接受了这个角色。对于扮演一位盲人的挑战，他做的非常好。
记者：《伯爵夫人》是第一部完全在中国拍摄的西方电影，在拍摄中有碰到什么困难吗？
艾弗里：我们几乎在无人知晓的状态下就来到中国拍摄。以前我曾经去过印度拍摄，但是那时候和当地有很多联系，而这次我们只能依靠自己。说到真的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在中国几乎大家都说着不同的方言。所以很多时候仅仅是解释一些事情就要花很长时间。所有的话必须先从英语翻译成普通话，再翻译成方言。
记者：你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你的很多电影都在欧洲或者亚洲拍摄。是否想从不同的人文文化中来了解世界？
艾弗里：我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来了解世界，不过正巧我看到的都是其他文化（笑）。我这一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旅游和拍电影，所以我把这两样结合了起来。不过我并不是通过当地人来看他们的文化，而是通过我的了解——一个美国人眼光来看待这些不同的文化。
记者：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一个不地道的美国人。
艾弗里：很多人都象我一样，离开美国工作生活，然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获得成功。如同很多音乐人和画家那样，我觉得更像是美国“地下”艺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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