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在欣喜的同时，我内心有悲哀的层面，就是有一种感情，有一种让我们振奋、让我们觉悟、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感情在中国的电影银幕上可能是久违了。

　　大学生和评论家的共同喝彩

　　“在2006年3月份看到这样一部电影，这样一部出乎预料的电影，我们以为这样的电影是不会出现的，但是它出现了。”中国社科院童道明研究员如是脱口而出的评论，内中寓意是相当复杂的。以至，这位资深评论家“手足无措”：“它给了我们一个惊喜，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应该如何宣传这部电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则这样表述：“这部片子使我感到一种震撼。我平时不太看我们的一些新片，看新片经常会起鸡皮疙瘩；但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影片。”京城媒体的文字中出现了这样的语句：“这个片子是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审查史上得分最高的片子。”

　　这部影片改编自陕西作家张平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凶犯》，电影片名《天狗》。

　　在电脑上，同时“百度”电影《天狗》和导演戚健，获得约4000条资讯，4月份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天狗》获得莘莘学子的轰动掌声。在对待中国当代电影的评价标准上，多多少少有着些“愤青”情绪色彩的大学生，与电影评论家们深谐世故的评判，往往不相一致。而2006年的《天狗》，大学生和评论家这“两拨观众”在共同喝彩。

　　在介绍导演戚健的资讯里，我看到《新闻启示录》的字样。上下两集的电视剧《新闻启示录》，在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中国，被刚刚起步的中国电视剧创作群体称为“开山之作”。戚健即为该片导演之一。只是，当我再次在电脑上“百度”，“新闻启示录”倒是有着15000条的资讯，但是有关上世纪80年代中叶的这部电视剧作品的文字，已没有一字一句的影子。如今各地各个行业，冠以各种称谓的新闻启示录，真是铺天盖地，其中一条“性商高手西门庆之新闻启示录”，尤让人感到“天翻地覆”，并且啼笑皆非。

　　通过张平，找到戚健。戚健在电话里说：我是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的；我说，我是1977级的，我当记者不久，就看到了《新闻启示录》。戚健回答非常干脆：那我们一定是相通的，我在出外景，你来吧，我等你。

　　《新闻启示录》的艰难递进

　　戚健说，我早点来。戚健所谓的早，也已经是在晚上8点以后了。戚健作为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现在的头发也已经黑白相间了。踏进宾馆房间，他略显疲惫地坐下，我端上茶，说道：你这个导演干的也是体力活呀。

　　记者：80年代初，你使用相当纪实的手法，拍摄了《新闻启示录》，我们这一批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记者都看过，并且都深受鼓舞。片子“纪录”了当年的上海交通大学，在老校长邓旭初的带领下，如何进行开放改革；时间久了，有许多详细情节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里面拍到了当时浙江的改革先锋步鑫生。我认识步鑫生，也采访过他。

　　戚健：对的，我们特意拍摄了步鑫生。邓旭初和步鑫生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

　　你知道，我们那年头学电影的大学生，看到的都是那个时候真正优秀的好片子，“西方”的《警察局长的自白》，“东方”日本的《金环蚀》，还有《美国新闻内幕》，等等，这些都是揭示了当地丑陋的社会现实以及深层矛盾，表现个人尤其是记者身份的英雄，奋不顾身追求正义的影片。

　　1983年毕业，回到江苏家乡的电视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开始了，我们都是一腔热血的大学生，心中充满对于未来生活的理想，我们多么希望能够使用我们学习到的电影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于变革时期社会的政治理想。那时，我们反复述说，到处寻求支持，真是一群“痛苦的人”。

　　记者：当年汹涌的改革潮流，在触动和推动着中国这块土地上绝大多数的人，当年可以说是风起云涌的时代。

　　戚健：浙江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张光照，写出拍摄文本，我们一起“结构表现镜头”。为了书写《新闻启示录》的拍摄可行性报告，还临时抱佛脚找外国教材，寻找境外理论。现在想来都有点怪异了，但这在当时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当年记者的纪实文字里充斥着多少“新潮理论”哪！

　　电视台支持我们，拨款5万元。那个年头的5万元，不得了。我们就在上海交通大学里面实地拍摄，90分钟的片子，我们一个半月拍完了。我记得，我们还到上海北京东路2号的广播电台去拍戏，一张介绍信就进去了。

　　因为不是同期声，我们就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都是名家给配的。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摄影棚里配乐。整个大乐队，看着大银幕，指挥一挥手，宏大的音乐就轰然而起。年轻的大学生，年轻的成功者，我们真正是充满了激情的。

　　记者：记得《新闻启示录》里很多是德沃夏克《新大陆》的旋律。

　　戚健：是啊，新大陆啊，改革开放的中国，就是我们心中的新大陆啊。

　　我们《新闻启示录》表现的主题，就是经济建设的改革开放，首要的前提就是要进行观念的改革开放。中国大地改革初始，各种新旧观念的冲突是相当激烈的。当时，我们的《新闻启示录》就遭遇了一些不同的审查意见。

　　最终，《新闻启示录》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全国引起轰动；并且根据观众要求，再次重播。

　　集体主义的“集体缺失”

　　《新闻启示录》现实主义的成功述说，使得年轻的戚健心朝澎湃起来。他学的是舞台美术，然而，当辉煌地“导演”了一次以后，戚健便再也回不到为别人涂抹背景、勾勒细部的位置上去了。他要继续自己的轰轰烈烈的述说，而不可能再从属于他人的演讲。戚健“漂”到了北京。从南漂到北的另一个原因，是同学兼女朋友在首都。

　　单位的规劝，父亲的阻止，全不管用。原单位“好心好意”地等待了三个月，而戚健则一去不归。于是，按当时的规则办理，当地报纸上出现了戚健离职的豆腐干启事。然而，原单位还是将戚健每月的江苏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并将它寄往北京。江苏的周到，依旧不能动摇陶醉在北京导演梦中的戚健。戚健以后的岁月，就在他找剧本、剧本找他的分分秒秒当中，飞驰而去。

　　十多年后的1995年，戚健夫人单位有个为解决夫妇分居问题的进京名额。一时间，是到原单位，还是去街道里弄，戚健都不知道自己该到江苏家乡的哪里，去搬动自己的“关系”。他来到原来的电视台。其实，这么多年来，他的一切人事关系依旧统统扎在原地没动。戚健当然是要花些钱、请吃饭道谢的。不过，戚健记得，他拿着自家档案和材料，来到公安部门“盖章生效”，当时的手续费只要七分钱。

　　“七分钱，到北京”。戚健这般概括。

　　记者：这十来年，你漂在北京、“垫”在北京，在拍摄的电影里面，是否能够比较好地实现自己当初的导演梦？

　　戚健：这期间，我也得过奖，也挣过日子的钱。只是，在中国后来的实际社会生活当中，在电影艺术的现实演变当中，发生的“故事”，与我的一己愿望相去甚远。关照深层现实，以思想的锋芒获胜，体现一个导演现实主义创作的主动意义，“几近破灭”。强势的境外大片，温情的本土娱乐，甚至还有违背个人意愿的“歌唱”。我曾到中国的西北部去，那一次远行，可以说改变和奠定了自己对于中国国情的真实了解，更加坚定了对于自己原有信念的坚守。但是，我也见着了，就有那样的地方官员，每次下乡，都要包好小红包包，到农村时候发给当地老乡。那是让我给他拍戏。这在当时也不算错。问题出在有些干部得到提升以后，就大肆贪污受贿，或嫖娼被捕。而且，得到升迁的日子也不长。

　　你可以想见，我是用怎样的一种心情，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记者：《天狗》是怎样找到了你的？

　　戚健：也有点偶然。客观地说，在开始的时候，制片人想根据张平的小说，为林业部拍部好片子，保护林业环境，歌颂护林人员。这样，片子本身也就有了出路，在商言商，这是很实在的事情。但是，这本子写着，弄着，渐渐地就凸现出自身强烈的现实主义冲突。我是“被召唤”的第二位导演。

　　我曾到江南的一个风景区去。当地人告诉我，就在十来年前，这里的路上还曾经看到过老虎，说明那块地方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啊。而如今你就看吧，一棵树都见不着了。还有东北林区，我去的那个地方，在边缘地带，还能够见得着几棵树，那是专门供人参观的。往里走，树木越来越稀。这里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欺骗谁呢？第二个问题，这样欺骗的后果是什么呢？

　　记者：我的理解，是急功近利快速的赚钱方式，驱动老百姓砍树，砍树的结果，是老百姓缺乏后续的经济增长能力，变得更加贫穷。

　　戚健：我还要告诉你：在少数一些地方，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一直挂在嘴边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思想，已经“集体缺失”。生存环境相应恶劣，地方部门责任缺席，老百姓只得自谋生路，有可卖的立刻就卖，我不卖他还卖，有口饭吃最要紧，管不了子孙后代了。当地恶势力趁虚而入，急剧膨胀。而《天狗》里面的男主人公，是个复员军人，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就要出这个头，管这个事，他开枪打死了三个恶势力代表人物。在大学生电影节上，每每放映到这个地方，都是满场掌声。

　　这位主人公，则被打成了植物人。因为他不让这些乡亲们进林子，也就是阻挡了人们挣钱的路径。而当地老百姓要活啊。这是个现实悖论。

　　作为导演，我要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立场，而在现实生活里面，改革正在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在这次的大学生电影节上，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做了这样的阐述：以《天狗》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正在更多地涌现，这样一批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代表着中国电影创作的一个新的道路，或者说是一个新的方向。通过影片《天狗》的放映，我们要关注一个更加宏大的话题，就是中国的电影向何处发展？中国的电影道路向何处开拓？什么是中国电影健康、活泼、开阔的未来？我在电影局工作，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国产电影创作的立项和审查，我非常欣喜地发现，中国的国产电影当中以《天狗》为代表的一些影片，正在涌动着一种巨大的感情。其实我在欣喜的同时，我内心有悲哀的层面，就是有一种感情，有一种让我们振奋、让我们觉悟、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感情在中国的电影银幕上可能是久违了。

　　我非常愿意重复这样的表述。

　　曾经有过的结尾

　　即将公映的《天狗》的结尾是这样的：12年后，已经瘫痪的男主人公的儿子，要去参军了，儿子到老子床前，向“活着像死了一样”的父亲告别。再凄苦，这也是一个子承父业后继有人的稍稍有些光亮的落幕。也许，这里面包含着继续挣扎的苦难，包含着仍然需要的斗争，伏笔还是非常漫远的。

　　戚健则告诉我，他做过另外一个结尾：当年欢迎男主人公回乡进村的乡亲们，依旧围聚在村口，讨论着男主人公开枪打死三个恶势力人物的枪声，一个说：打枪是砰砰的，一个说：打枪是啪啪的；再有人就打比方了：还啪啪的呢，那是老婆打你耳刮子哪？

　　原作者张平、导演戚健和电影《天狗》有关的所有工作者，在拍摄过程中，获得的是这样一个共识：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今天各地的经济发展非常快，但在另一个方面，在很多的“范围”内，向“钱”看成为社会的主导性语境，我们这个民族曾有的好的传统，无情地在金钱面前被解构。《天狗》的男主人公形象，是作为道德人出现的，他守护着那片森林，同时在守护着良知、正义、道德，和人们应该共同遵守的社会价值观，以及我们和谐发展的自然生态基础、绿色家园。剥夺自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可是人们还在剥夺，这里面的要害就是现实生存和眼前利益。李天狗在黑恶势力和不作为的干部面前，孤独无助，决不退缩。“我们坚持现实主义的‘震撼’效果，我们呼唤，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路途当中，必须同时养育和具备的国民素质。”

　　戚健对我说，用今天的某些市场“卖点”看，《天狗》没绯闻，没特技，也没有大明星；但是，我的《天狗》非常真实。只是，在有的地方放映了，就有人这样说：我不会让自己孩子来看；我不让朋友来看，“因为太真实了”。

　　我对戚健说：在有的地方，在有的时候，你的《天狗》真是“孤独的天狗”，你的现实主义是孤独的现实主义；戚健回答：我的《天狗》能顺利得以上映，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仍然拥有广阔的前景。我说：这同时说明，在深入改革的途中，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正在得到所有人的真正正视，正视证明沉着心态，正视就是可以期待。

　　戚健又说：可以这么认为，从《新闻启示录》开始，后来我在北京曾经历的一切，都是为这个《天狗》所作的积累。撰稿／陆幸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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