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大夫诺尔曼·白求恩，曾经在中国最苦难的年代奔走于枪林弹雨中，无私救助八路军伤病员，最后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六十多年后，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精心策划，部长挂帅，群策群力，集中上海各方传媒的优势力量，推出了第一部全面展示白求恩丰富人生经历的电视剧。

该剧是曾执导《牵手》和《记忆的证明》等剧的著名女导演杨阳，日前杨导走进《可凡倾听》节目接受主持人曹可凡的采访。

    曹可凡（以下简称曹）：你对接拍剧本的要求很高，据说拍《记忆的证明》时，你曾两度停下来修改剧本。上海市宣传部组建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的创作班子时，他们首先邀请了你。你当时手里还有另外一个戏，都签了合同。而你还没有看到剧本，竟然就答应推掉另一部戏接拍《诺尔曼·白求恩》。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觉得这个人物对你来说有挑战？
    杨阳（以下简称杨）：的确是。我真的很想弄清楚他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我觉得他太不可思议了。我真的不能想象生活那么优越的人会到这儿来跟我们同甘共苦。最后他无怨无悔地去世了。看他的遗嘱，我每次都泪流满面，他去世时也没有任何悲伤、后悔或是怨天尤人的情绪。
    曹：今天我们现代人来拍这部戏，会通过其向大家透露哪些他的生平中鲜为人知的细节？
    杨：我从白求恩15岁开始写起，那时小白求恩就对科学、人体和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爷爷告诉他，医圣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对待病人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好。所以从很小时开始，他就有了这样一种信念。20岁时，他投身到一战的战场上去，在那儿，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为了祖国、为正义而战，而到了法国之后，他真正看到人类在瞬间被剥夺了生命的权力，还在战场上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这一切给了20岁的白求恩沉重的一击，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挽救生命。在非常痛苦地思考人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时，他遇到了他的妻子。当时他形容说：“如果上帝对我做了一件好事，在我一生中就做了一件好事的话，那就是送来了我的妻子。”他的妻子唤起了他新生的动力。他重新振作了起来，重新开始了行医生涯。
    曹：剧中有些片段涉及白求恩的私人情感，有些场景是我们过去不了解的。比如他跟弗朗西斯的两次结婚和两次离婚，我觉得这其实反映出他既有一种对人负责的精神，也有浪漫的天性。
    杨：是一个男人。
    曹：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在这部电视剧中，你是如何凸显他这方面个性的？
    杨：我在这方面表现的主要是他跟弗朗西斯的一见钟情。他俩相遇时，白求恩喝醉了倒在地上，弗朗西斯的马车正好从他身边经过，她按照他名片上的地址把他送回了家。我就是想通过他俩一见钟情的场面说明诺尔曼是个有着浪漫情怀的人。
    曹：在剧中饰演白求恩的是加大拿籍演员特洛文·海斯，他所呈现出来的表演非常精彩，但他却曾因为承受不了拍摄中超负荷的艰苦，当了逃兵。你后来是怎么把他给劝回来的？
    杨：我第一次劝回他了，但是第二次没有。也许他从小在北美过惯了舒服的生活，从来没有经历过山西那种暴土扬尘、每天爬山越岭的生活———我们吃饭时一阵风过来，饭盒里全部都是沙子；每天洗澡时洗下来的都是沙子，掉在水池里，水池都黑了。这种超负荷的体力透支，他说在北美没见过。我跟他讲66年前，白求恩也来过这里，他当时的生活环境比我们还艰苦，你现在有高级房车，里面有冰箱和卫生间，但诺尔曼可没有。所以你现在不要抱怨，这已经是我们剧组能给你提供的最好条件了。他说我非常佩服导演你，你是一个女性，却能做到，但我很惭愧，我做不到。

    主要演员的逃离打乱了拍摄的操作部署，让杨阳的内心很受伤，她说，可能时代不同了，当年的白求恩无法在今天复活，但我决不对此叫停，我不会后退，不会服气，不会罢休。于是停机后，她不惜重新做剧本，以另外一种叙事结构组合全戏，来完成《诺尔曼·白求恩》的制作。
    她说，如果因此能够促使人们不断探求生活和生命的价值，不断寻找社会和人类的真理，不断完善自我的人格修养，不断将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融入社会、民众和人类共同的利益中，那将是自己最欣慰的。(访谈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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