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H

　　1986年，杜琪峰的《射雕英雄传》在内地创造了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时至今日，翁美玲版的俏黄蓉还在被无数人传唱；1988年的《八星报喜》里，小马哥周润发在杜琪峰的调教下玩了一把无厘头，后来才想起来，凭着这点历史，是不是周星驰应该把“无厘头祖师爷”的位置让给杜琪峰……把镜头快转一下，杜琪峰的《黑社会》都已经拍到了第二集，不仅大家已不太记得这些陈年威水史，即便有时你想刻意提一下，他的助手也会告诉你说，导演不太想提这些过去的事情，而关于无厘头，杜琪峰曾经有些无奈亦有些洒狗血地说过，“如果我也无厘头过，那就谢谢周润发吧。”

　　但凡熟悉杜琪峰作品的人都知道，涉猎广泛的杜Sir最钟爱的还是黑帮片。作为香港电影产业三大支柱型片种之一，黑帮片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香港乃至整个东南亚影圈掀起了一股雄性英雄主义极度贲张的风潮，曾经风靡一时、以喧哗浮躁著称的《蛊惑仔》系列影片就是其时最好的证明。场面够血腥够刺激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黑帮片，这种明显过于偏执的误解就是当年这股风潮的遗留物，而且在今日的影坛上仍“余威尚存”——这也正是为什么香港观众在看完《黑社会1》时，会认为影片不够暴力不像真正的黑帮片的原因。

　　而将更多心思放在人物心理琢磨和探寻之上恰恰是杜式黑帮片多年来最独树一帜的特点。“我并不认为只有很大场面的枪战场面才能烘托英雄。以一种很文艺的方式来拍英雄片，不依靠血腥镜头，依然能烘托一个英雄出来，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模式。我们在国外影片中以及历史上、文学作品中见到的英雄都不是那种随时会掏出一把枪的人物形象，有时他们甚至连黑社会都不是，只不过是因为香港地方小，所以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难免都是一些拥有特殊社会背景的人。我更希望结合人性的角度去描摹英雄，表现出英雄人物处于某种特殊环境及人性关系里的斗争和挣扎。比如一个接受任务的杀手，或许他要等待很长时间才会面对那个不知道何时会出现的对手，在这个等待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事情，这个等待的过程恰是最体现人物内力的部分。”对于此，杜琪峰如是说。

　　杜琪峰在故事创作以及气氛营造上的坚持不仅为他的作品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更让他成功地继吴宇森之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启了香港黑帮电影的崭新一页，形成了一个杜式独有的金字招牌。从《一个字头的诞生》、《非常突然》、《暗花》、《暗战》到如今《黑社会》，无论介入视角和叙述身份如何变幻，对于故事本身的重视却始终没变，变化的只是执镜人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心境——拍完两部《黑社会》的杜琪峰俨然进入了一种总结回溯的状态，这两部片子不仅是对他个人多年江湖情意结的一次回顾，更是对整个香港黑帮发展历程的一次全面大起底。如果说《黑社会1》还主要是在讲述帮派内部的传统争夺战，那么在《黑社会2》中，杜琪峰明显是跳到了一个更广博的社会历史角度去推进故事的发展，在对香港人处于现实状态下的心态描摹上更达到了一种露骨的真实。

　　任何处于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在心态上的变化都跟所处时空的变化有莫大的关联。这么多年来，杜琪峰一路营造个人黑帮映像王国的同时，亦是他在内心构建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小江湖的过程。他曾在某次采访中这样解剖过他自己的江湖概念，“香港黑社会最多的时候，有三四十万人都是黑社会成员。有黑社会就一定有江湖的概念。有江湖就一定会有它自己的规矩，如果每个人都只是依照这个规矩去行事，最后也未必能保命；但是如果你能为了坚持忠义而违背规矩，或许你会牺牲性命，但这时你就是一个英雄。做英雄，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必须承担很多东西。之所以能成为英雄，是因为他即便不是为了自己，也能无条件地付出所有。”

　　除了跟每个平凡男生几乎都会拥有的英雄观之外，杜琪峰的身上还不可避免地沾染着香港人独有的漂浮感。“首先，曾经长期统治香港的是英国政府，香港人都觉得管理我们的并不是自己的亲人，因此对于香港人来说，‘为国家付出’的概念一直是十分少的。另外，现在的香港人中大部分都是移民来的，战后五六十年代的移民最多，正是那时候的移民构成了现在的香港。我的父亲也是从广东汕头来到香港的。从我的父辈那一代开始就已经很难从香港这个地方上获得一种归属感，到了我们这一代成长的过程中，这种感觉就更为浓厚。因此，香港人对于归属的感觉一直都没有稳定，漂浮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态度。”

　　曾有新闻称，杜琪峰还会开拍《黑社会3》，并未去向银河映像的人查证，也能估计到即便真的会有《黑社会3》，这中间也必然存在着一段漫长的等待过程。在《黑社会2》片末的那一片漆黑中，杜琪峰已经完成了站立在黑社会的肩头上俯瞰历史变迁的过程，接下来的日子里该何去何从，惟有交付给未来去分解，试问谁又能身处当下便早早透析到几十年后的故事？

(责任编辑：虫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