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张叔平，和王家卫、杜可风并称“无敌铁三角”，四获香港金像奖，两夺台湾金马奖，被业内人士唤为“阿叔”——既是尊称，也是昵称。他不喜欢群体活动，却偏偏从事了电影这个最需要群体参与的行业，但在这个大矛盾里，他仍然可以做回自己；他为不计其数的经典电影做过美术指导和服装设计，可他自己的衣服却只有穿来穿去的那两三件……

　　记者跟“阿叔”的对话始终离不开电影，马上要跟王家卫合作两部电影，最后他说，刚在金像奖上失利的《长恨歌》是他拍过的最艰苦的电影，对这部电影的好坏，他说现在谈还太早，“要再过两年”。

　　将为尼可·基德曼设计新造型

　　记者：最近在做哪些工作？

　　张：王家卫6月份要拍一部美国电影(由裘德·洛和诺拉·琼斯主演的《蓝莓之夜》)，他的经纪人给我打过电话约档期；他和尼可·基德曼的那部戏大概要到年底才能做。6月我会去美国，顺便跟尼可谈一下造型的事。

　　还有就是关锦鹏明年要拍一部关于香港50年代的电影《花落风流》，我们现在开始通电话，听他讲一些他的想法。

　　记者：你既做美术，也做剪辑，王家卫说你做剪辑是在“签名”，总要突显个人特色，我感觉你做美术也好，剪辑也好，其实都在做着“签名”的事情，这种个人风格浓烈的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

　　张：是不自觉的吧……我也不知道我的风格是什么，要人家告诉我。因为所谓风格，就是你看一个人的作品，可以把他认出来，但你能认出我的电影吗？如果不知道是我做的。

　　记者：你参与到香港电影制作的时候，应该是和当年香港新浪潮导演如徐克、谭家明等人一起合作，你们那时是否受欧洲新浪潮电影影响很大？

　　张：60年代看电影比较多，那时候，全世界导演的创作力都很强，法国有新浪潮，意大利有安东尼奥尼，他们打破了很多框架。1986年我做《地下情》时，看了很多法斯宾德的电影，就把那种糜烂用到我自己的电影里，但现在用得越来越自然了。

　　记者：你说过喜欢60年代，感受很深，谈谈那个年代对你的影响。

　　张：60年代时，年轻人的视野非常开阔，好像一下就能看到全世界，全世界都在改变，那是种创造的氛围、吸收的氛围，我喜欢60年代，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因为它的创造力。我喜欢一直往前走，一直去吸收……也不是自觉的吸收，但慢慢就会形成自己的东西。

　　跟王家卫合作最舒服

　　记者：除了做美术，你也做剪辑，是纯粹出于兴趣吗？

　　张：我很早的时候就蛮喜欢剪辑工作的，直到王家卫在拍《旺角卡门》的时候叫我做剪辑，一共做了6部左右。其实，美术和剪辑的乐趣是一样的，你控制一场戏的色彩，让它出来最好看，和怎么把一个故事讲出来最好看是一样的。

　　记者：很多刚开始做美术的人，后来也做了导演，比如奚仲文，有没有想过要做导演？

　　张：30岁的时候想过，现在不想。做导演太累，我不能长时期做一件事，完了就是完了。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做，要讨论一下：可不可以不做宣传，如果可以就去拍(笑)……其实是现在不是很想去拍电影，那个“火”不在。在讨论别人的电影时，我能够贡献出来的都可以贡献，但我知道，最后这个戏，是他拍的，我就没那么大的压力。

　　记者：讲讲跟你合作过的导演，王家卫、关锦鹏、徐克，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在合作中会擦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张：徐克会给我一个故事，告诉我很多他的想法。他的性子可能比较急，他的东西我会较快做完，不需要盯场；关锦鹏也给我一个故事，然后看我有什么想法；跟王家卫合作比较舒服的地方是：大家太熟了，我可以完全不用去开会、讲话，他给我的故事比别的导演更简单，有时可能只是一句话，比如说：你帮张曼玉想个秘书的造型吧。我会先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慢慢找到更多感觉。我俩虽然很熟，但私底下我们很少讲话，都是各自去做事，做完了拿出来看……难得的是我们喜欢的东西都差不多。王家卫和关锦鹏对时间都很宽容，可以让我慢慢做一样东西。

　　我给《长恨歌》打八十分

　　记者：你做过的最艰苦的电影是什么？

　　张：最艰苦的电影是《长恨歌》。因为很难找到好的会做发型的人，他们不懂年代和年代之间的区别，要一直给他们图片看，找人教他们。尤其是拍夜总会的戏，要拍30多个女人，找不到合适做发型的，我就自己跟助手两个人梳，从晚上1点梳到第二天晚上7点才梳完。因为我的宗旨是：不仅主角要漂亮，临时演员也要好，因为她们同时出现在一场戏里。制片人老说观众根本看不见，我就说我看得见！因为都一样啊，不是主角、配角，都是漂亮女人去夜总会。

　　记者：所以倾注了这么多心力的《长恨歌》被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但是没获奖，当时是否有些意外？

　　张：得不得奖无所谓，因为我知道自己做得怎么样。我可以给《长恨歌》打80分。其实每做一部戏我都有一个想法，最后我会知道做成了还是没成，《长恨歌》是做成了的。

　　记者：感觉你和关锦鹏、郑秀文对《长恨歌》都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是出来后，各方面评价可能并不理想？

　　张：现在谈这个电影还太早，要再过两年。

　　记者：你在回忆张国荣时说，他在舞台上那么大胆肆意，但在生活里却是极为低调、简单，你自己是否也是如此？

　　张：我的生活很简单，喜欢坐在家里喝茶、看电视。家里很简单，因为再好的装修也会腻，一个月就看得没感觉了；我很少买衣服，给电影做服装设计已经很累，自己的衣服就不想再花心思，过去一年里，我就是三件一模一样的衣服、一双鞋子轮换着穿，直到穿烂才换。朋友实在看不过去，会买两件衣服送给我。

　　记者：有人说你看起来显得冷漠，说你对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你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人？

　　张：我不太容易融入其他人，也不太会聊天。如果吃饭人太多，我都不太讲话。拍电影是群体活动，我最怕群体活动，所以这个行业对我来说很矛盾。在工作上，我的确很严格。(文/绿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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